四、相关课题研究概况

（一）汉语复合词结构的研究

对复合词的分析，始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马氏是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化的构词研究雏形的第一人，他在书中提出了“骈列”“加字”（或“前加”）“殿字”（或“后附”）等概念。其后，章士钊、薛福绥、刘复、金兆梓分别都对复合词的结构予以一定关注，或专题讨论，或寓于其他论述之中。但这些还只是对复合词结构的初步探索，研究对象常局限于文言，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此后，由于对词序和句法关系的关注，中国学者开始试图用句法手段来分析汉语词的结构。全面采用这种分析手段的是赵元任（1952），他把复合词分为主谓、并列、向心、动词宾语、动词补足语、单词化复合词6类，这种分类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代的学者陆志韦、周祖谟也认为复合词是拿句法的原则来构词的。陆志韦指出：“一个类型，单就它的各部分的意义上的关系来说，可以是构词法和造句法所同有的。”周祖谟（1959）把复合词的结构分为“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表达式”“重叠式”。这一分类成为后来高等学校现代汉语教材讲授构词法的基本内容。真正系统研究汉语复合词内部结构的学者是黎锦熙（1962），他提出了《汉语复合词构成方式简谱》，把汉语的词分为3大类、17小类和31个次类，研究方法上偏重于词素的语法性质。

但是，词和句子不是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单位，句法结构和词的内部结构总是存在差异的，学者们在观察到差异性的同时开始思考词内部结构关系的独立性，也尝试从语义入手去观察复合词的内部结构。较早使用意义关系来讨论构词问题的是孙常叙（1956），他在《汉语词汇》中用意义关系的名称代替句法关系的名称来分析汉语词的内部结构，并提出“造词法”的概念，把“造词”和“构词”分立开来。

八十年代以后，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句法手段在分析词内结构上不具有普遍性。人们总是能观察到一些无法进入我们所划定的几种类型的复合词，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类型。如：李行健（1982）认为“养病”“救火”实际上是一种“中—状”关系。戴昭铭（1982）认为复合词中有一种中心词素在前、修饰性词素在后的特殊正偏结构方式，如“腔肠”意为“有肠子功能的体腔”；周荐（1992）又归纳出中定正偏式、中状正偏式、递续式、意合式等几种类型。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现有的构词法分析的不足。

刘叔新、黎良军、王宁师等学者则从词汇学角度对复合词结构研究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刘叔新认为，“复合词结构无论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只是词汇性的”, “句法结构充其量只在复合词的大部分结构格式中有个模糊的投影，绝不应把这比喻性的模糊影子看作实质”。“词最根本的性质，或者说充作词汇单位的实质，就表现在它是完整、定型的最小语言建筑材料单位。”因此，“词的意义一般来说又具有单纯而非并合的特点”。

黎良军认为“由于词的结构本质上是提示性语义结构，构词分析的首要原则自然是语义本位原则”, “分析合成词的结构，只能是分析它们的语义结构，包括两个方面：词素义与词义的关系，词素义同词素义的关系，而前者是更为重要的。词的语义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合成词的理据，而不在于把合成词的结构归纳为一些语法类型”, “词素义是词的内部理据义，它只负担提示词义的任务，并不参与短语或句子意义的构成”。他认为：“‘黄牛’是牛的一种，但并不是‘黄色的牛’的意思，黄牛虽然多有黄色的毛，但也有的黄牛是黑色的，花色的（黑白相间），甚至白色的。这就是说，‘黄’并没有用自己的意义去限制‘牛’，以分割‘牛’的外延，而只是提示‘这种牛的毛色多是黄的’。”实际上，吕叔湘在《语文常谈》中就已经注意到词素义和词义的关联。“像‘谢幕’那样的字眼，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只抓住两点，‘谢’和‘幕’。说是‘放弃’，并不是不要，而是不明白说出来，只隐含在里边。……隐含着某些不见于字面的意思。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 “要把其中的意思说清楚还真不简单：‘闭幕之后，观众鼓掌，幕又拉开，演员致谢’——这不太罗嗦了点儿吗？”这些都说明了复合词内部语素与词之间不存在像词与句子之间的简单的生成关系，而是有另外的规律制约着。

王宁师从训诂学出发，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词汇语义研究的独立价值。看到构词与句法差异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索对现代汉语构词的语义解释。她从大量的语言事实和汉语独特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与现代汉语双音词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先秦文献语言，重视古今沟通，强调先秦汉语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强大影响，并认为大量的训诂材料对探求双音词语素凝结的语义规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种突破构词共时层面的研究，无疑是符合汉语实际的一种有益探索。

（二）双音词产生原因的探讨

关于双音词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语音简化说。认为由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简化使同音词增多，词与词之间的区别能力下降，而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正是对语音简化的一种代偿。王力先生最先提出这种观点。他在《汉语史稿》中认为：“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在《汉语语法史》中也指出：“双音词的发展是对语音简化的一种平衡力量。由于汉语语音系统逐渐简单化，同音词逐渐增加，造成信息的障碍，双音词增加了，同音词就减少了，语音系统简单化造成的损失，在词汇发展中得到了补偿。”吕叔湘（1963）、石毓智（2002）等学者也有相同的看法。

2．表义明确论。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四篇“国语后天发展之心理观”中较早指出：“……同音异义、同义异语，……语言不能精确指概念则语言失其作用，……不废旧语之资料，使之分担专其职，或加以限定素以定其适用之范围，扩延之使其概念明确而丰富”。此后，很多学者接受了这种观点。马真认为：“词的复音化正是解决当时需要大量增加新词这种社会要求和旧的词汇体系局限性的矛盾的唯一出路。”苏新春（1990）、程湘清（1992）均倾向于此，并认为双音化使语音系统得以简化，而非语音简化促动了词汇的双音化。王宁师从汉语词汇发展阶段的角度论述了合成阶段即汉语双音词大量产生的阶段到来的必然，认为“汉语词汇在原生和派生造词阶段都是以单音节为主的。由于音节数量是有限的，区别同音词的手段必然非常贫乏。而且，派生造词阶段正是古代汉语文献大量产生的时期，在书面汉语里，孳乳造字伴随派生造词”, “词和字的增长一旦超越了人的记忆可能有的负荷，凭借音变与字变而进行的派生造词便不能符合词汇继续增长的需要。恰好也正是这一阶段，汉语的构词元素积累到了一个足够的数量，为合成造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于是，在两汉以后，合成造词取代了派生造词，成为汉语主要的造词方式。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这不仅解释了双音化的动因，也解释了使这种动因变为现实的条件。

3．韵律说。认为满足双音音步的要求是整个汉语词汇双音化的根本原因。吕云生（1990）在分析汉语并列双音词产生的原因时就已经指出，汉语节律中的双音步要求是并列双音词产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冯胜利（1997）借鉴西方语言学在分析重叠等词法现象上比较成功的韵律构词理论，认为汉语基本的音步是双音节的，汉语中双音节音步的建立大约是在汉代，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是受了汉语节律的制约。

4．文化动因论。这种看法是从文化心理方面来解释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认为是汉文化中喜好对偶的审美心理在语言上的反映。杨琳在《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中认为：“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它不仅要反映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要受使用者审美观念的制约和影响”, “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正是汉民族要求语言形式符合自己审美心理的结果”。

从以上讨论来看，应该说每一种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汉语词汇双音化不可能是一种原因独自促动的，而是多因素共同制约和平衡的结果，既有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有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众多的因素中势必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而这种主导因素一定存在于语言的内部。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起主要促动作用的应该是表义明确以及词汇系统有序性的发展。

（三）双音词衍生总体规律的探讨

董秀芳（2002）、符渝（2003）、肖晓晖（2003）等，都从某一方面对汉语双音词的结合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董秀芳主要是从句法角度入手，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词法和句法的一致性出发对双音词成词规律作出分析，探讨了五种结构方式的双音词的词化程度。应该说，这是对双音词衍生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文中过于强调句法层面的影响，涉及的语义问题也局限在句法层面上的语素组合，而少于关注语素自身词义特点和其在词汇词义系统中的地位。符渝、肖晓晖主要立足于传统训诂学，从语义出发探讨并列式和偏正式双音词的结合规律，侧重于考察语素之间意义上的关联。他们强调词汇语义独立于句法研究的价值，试图摆脱词汇语义研究对语法和句法组合意义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努力在进入双音词词汇语义的本体研究。

（四）汉语复合词研究的未尽问题

应该说，汉语复合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较多有规律的语言事实。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双音词的研究表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和研究内容深化的趋势。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

首先，对现代汉语双音词词汇系统的构成认识不足。词汇系统是语言系统中最开放和变动性最大的子系统，这使词汇系统和语法、语音系统相比较而言，更具复杂性。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语言内部的调整，也包括社会文化的促动；既有汉语自身的传承，也有外来语的引进；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有现时的方言等要素的介入。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我们必须透过共时平面的共性来寻求其来源上的个性。因为，不同的来源会造成其在共时层面上功能语义的不同分布。但是，目前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在这一方面认识不足，常常在研究中忽略词（语素）和意义的不同来源，从而导致无法将研究做到细致深入。

其次，对复合词的研究，过多关注于句法角度的分析，对其词汇属性认识不足。尽管已经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上，仍较少从真正意义上将词汇的独立分析贯彻始终。

此外，研究方法上，常把现代汉语共时方法与历时方法绝对分离。王宁师曾指出，“认为双音合成词只是现代汉语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涉及词汇的历史，只有在词汇史的研究中，才会涉及古代和近代词汇的状态——这是绝对脱离历时的共时研究”, “造成的结果是，构词法研究日渐贫乏，很多现象，诸如汉语词汇双音化形成的原因，双音词中不自由语素产生的原因，语素之间结合时相互选择的原因，语素结合后音与义演变的原因等等”都无法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