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分工的“职能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代工模式既是企业“归核化”战略及其重要实现形式“外包”的产物，也是产业价值链对接“网络化”的产物。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代工是代工模式的一种重要体现，所以它也是企业“归核化”战略及其重要实现形式“外包”和产业价值链对接“网络化”的产物。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此，显然是不充分的。应该说，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代工行为除了是企业“归核化”战略及其重要实现形式“外包”和产业价值链对接“网络化”的产物以外，还应当是当今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具体说来，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代工是当今世界国际分工“职能化”的产物。

（一）国际分工形式演变过程的简要回顾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分工。纵观国际分工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不同形式的演变。

1．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分工为主向工业国之间分工为主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分工以经济结构不同、技术水平不同的工业国与农业国间的分工为主导地位，其次才是经济结构相似、技术水平接近的工业国之间的分工。但是，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了战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分工在工业国家之间得到迅速发展。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为以现代化技术、工业为基础的分工，形成了以工业国之间的分工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格局。

2．产业间分工为主向产业内分工为主的演变

在早期的工业国之间的分工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各国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分工，例如，在钢铁、冶金、化学、机械制造、汽车、造船、造纸、纺织等工业部门间的分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来的生产部门逐步划分为更多更细的部门。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中，以国内市场为界限的生产已经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因此，在一国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发展的同时，这种分工也越来越多地跨越了国界，形成国家间工业部门内部的分工。这种产业内部的分工，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不同型号、规格产品的专业化分工。一般说来，同一类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型号和规格，不同国家对同一类产品按不同型号或规格进行分工，从事专业化生产，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例如，在拖拉机的生产方面，大体上美国着重生产大功率的轮式和履带式拖拉机，英国生产中型拖拉机，德国生产小功率的轮式拖拉机。

（2）零配件和部件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由于各国科技和工艺水平的差异，一国对某一种零配件或部件的生产具有优势，别国对另一种零配件或部件的生产具有优势，因此就产生了零配件或部件的专业化生产。战后，这种形式的专业化生产，在许多产品的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例如，在喷气式飞机、原子能发电站设备、电子计算机、汽车、拖拉机、收音机、电视机等大批量生产时所需的各种零配件或部件往往在不同国家中进行专业化生产。例如，波音747飞机所需要的400多万个零部件分别是由65个国家的1500个大企业和1.5万家小企业提供的；福特汽车约2万个零部件中的绝大部分也分别是由不同国家的4万家中小企业所提供的；某些芯片的基础元件制造与封装测试等不同工序也往往分别由不同国家的企业来完成。

（3）工艺过程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是指不同国家对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例如，在化学工业方面，某国一些工厂专门生产半成品，然后出口这些半成品来供给设在其他国家的化工厂去生产各种化学制成品。举世闻名的德国拜耳公司以其所生产的中间产品提供给世界各地上万家的化工厂，制造各种化学成品，就属于工艺过程的专业化。另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英特尔（Intel）公司，它把研究和开发等价值增值高的经营活动安排在美国、爱尔兰和以色列，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装配和测试车间设立在马来西亚、中国、菲律宾和哥斯达黎加。通过全球范围内安排产品生产活动，英特尔既保持了技术领先优势，又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巩固了行业内的龙头地位。

（二）代工模式的大量运用使“职能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

代工模式说到底是一种产品或服务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同职能环节的企业间分工。具体说来，就是代工委托商把产品或服务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消费者需求的挖掘、产品的市场指向或定位、产品的研发设计环节、产品的分销、服务及品牌维护职能环节留给了自己，将产品的生产制造职能环节通过外包的形式“分工”给了其他企业，即“分工”给了代工承接企业。而当这种企业间的分工跨越了国界，就形成了国际分工。当这种分工模式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国际分工就拥有了“职能化”的特征。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职能化”分工无疑将国际分工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或高度。应该说，以代工为代表的“职能化”分工也是一种产业内分工或产品内分工。同时，从价值链的角度来讲，它也可以被称为价值链分工或价值链环节分工。但是，“职能化”分工是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或价值链分工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例如，以上所述的产品不同零配件或零部件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虽然也是一种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或价值链（环节）分工，但这种分工主要体现在不同零配件或零部件生产企业之间，或零部件生产企业与产品总装企业之间，在这种分工中，无论是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产品总装企业，都没有脱离开生产制造职能环节。然而以代工为代表的“职能化”分工则不同，在这种分工中，代工委托商完全从生产制造职能中解脱出来，专门致力于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需求的挖掘、市场指向或定位、研发设计、分销、服务及品牌维护等职能环节。由此，国际分工展示出了一些全新的特征。

1．“品牌”与“制造”相分离

随着代工模式的广泛应用，国际产业逐渐分化出品牌厂商和供应商，制造业进入品牌与制造分离的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专门“做工厂”，接受委托加工，即所谓的“代工”；而发达国家企业则侧重于“做品牌”，把资源更多地配置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和市场开拓。例如，耐克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厂商之一，其品牌价值极高，同时耐克公司拥有良好的流通渠道，这些都成为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从自身发展战略考虑，耐克公司并没有投资建厂，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成本的制造厂商，进行代工生产。

2．“大脑”与“肢体”相分离

产业在全球范围的转移使得各国竞争力的构筑不再依靠对某种要素密集型产品的整体占有，而是根据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参与并抢占产品价值链条的高附加值部分。发达国家的科研条件、大公司的技术力量和充裕的科研经费，使其有可能更多地专注于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而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特点，使其较宜于更多地承担生产制造的职能。因此，发达国家将愈来愈大比例地将制造和装配等低增值部分转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而自己则抓住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的开发设计以及产品的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并通过知识保护，确保其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在开发设计方面的领先地位。显然，在这种分工中，发达国家的相关企业越来越集中于非物质性价值的创造，从而更多地发挥“大脑”职能。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企业则越来越集中于物质性价值的创造，从而更多地发挥“肢体”职能。

（三）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的技术条件与政策条件

为什么会出现以代工模式为基础的国际分工“职能化”呢？从根本上来说，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基本条件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各国比较优势的临界点发生了变化。随着一部分产品（不仅包括传统产品，而且包括一部分高技术产品）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或标准化，发达国家在这些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包括这些产品的某些设计环节方面已经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因此，这些国家需要将这些价值链环节转移到成本要素更为低廉的国家或地区中去，以便自己将资源集中配置到更有优势的研发、设计和经销、服务等价值链环节中去。

当然，比较优势临界点的变化与发达国家资源配置的调整意愿只是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要条件。事实上，国际分工“职能化”的真正形成还必须依托于相关的技术条件与政策条件。

1．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的技术条件

（1）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形成与现代生产不同环节之间的可分性和价值链的可切割性有关。现代生产区别于传统生产的重要特点在于不仅生产过程复杂，精密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生产分工也越来越细，生产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或基本单元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将具有不同职能的操作划为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的判别标准，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从生产技术角度不可再分的生产活动。所谓不可再分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某种生产操作在个人之间不可再分，如两人共抬一个重物；二是指某种生产操作不能再分割开来使得在不同的空间由不同的人完成，如某些金属冶炼过程。反过来说，则不同职能的基本生产操作之间就是可分的，它们在技术上是可以相互独立的，具体可以表现为独立的基本技术单位（由一个人或若干人组成）。因此，从生产的可分性角度来看，所谓的非专业化（一体化）就是个人或组织（部落或企业等）的生产活动在其生理及组织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包括许多不同职能的操作。所谓专业化就是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职能的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所谓分工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开进行。专业化和分工越是发展，一个人或组织的生产活动越集中于更少的不同的职能操作上。一般而言，产品的生产过程能够分成多少个生产阶段、零部件的生产需要经过多少个工艺环节、最后的总装需要什么质量的辅助性服务，不同产业、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钢铁产业的烧结、炼铁、轧钢等活动往往需要集中在一起进行，属于需要连续生产的产业，其生产的可分程度比较低，因而往往由形成较大程度垂直一体化的企业来构成；在生产的标准化、模块化程度比较高，生产的可分性比较强的产业，如汽车、电子、服装等，企业垂直非一体化趋势就比较显著。

（2）在作为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条件的科技进步因素中，信息技术的影响日益突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跨国活动成本、消除了跨时空交易障碍，为形成国际分工“职能化”提供可能和机会。例如每分钟能处理450万个指令的计算机价格从1980年的450万美元降至1990年的10万美元，到2000年只需1万美元。这样的变化为信息技术、新型管理和研究开发活动的传播铺平了道路。计算机价格和通信费用的缩减还大大降低了跨国经营各环节的交易和管理成本，对跨国增值链的协调至关重要。横向网络大发展，生产在不同的主体间分工不断深化，其中包括分包商、供应商、实验室、管理顾问、教育和研究机构、营销机构及销售商等。由于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生产和其他活动的结构被重组，融入遍布全球的网络。譬如，用来提供及时准确的产品销售信息的条形码技术和销售点扫描技术（point-of-sale scanning）、被零售商用来对货物进行补充定购（replenishment order）的电子数据交换、对小额补货订单进行处理的自动分销中心等促使了生产与营销的分离。在半导体产业中，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还使得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分离。可见，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2．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政策条件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国际分工“职能化”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要素的自由流动必须以各国的更高程度的开放政策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席卷了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消费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和经济体制的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例如，政府的干预逐渐向市场调节过渡；国家从保护走向开放，或者说从封闭走向开放；国有逐步走向私有。这些既是竞争的需要，也是竞争的结果。在全球开放竞争的背景下，体制的选择不是国家或者企业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市场优胜劣汰、追逐同一竞争规则的结果。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自由化转变，生产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逐步瓦解。在发达国家，这种自由化带来了金融、电信等高保护、严管制服务业的广泛开放和跨国交易。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自由化已经引起了外资政策从严格控制转为激励的逆变。除了广泛开放保护性行业、订立多形式的投资保障与投资促进协定、私有化国有垄断性行业、大幅度甚至完全撤销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对外资的股权控制外，发展中国家还大举推出财税优惠措施。与跨国公司活动相关的其他各类宏观政策，如贸易、技术创新和竞争政策的自由化倾向同样构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政策环境。20世纪90年代，投资体制的迅速开放更加明显地成为全球跨国经营的动力之一。1991—2001年，各国政府共对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7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管制的措施。

由此，原来因跨国投资壁垒而局限在国内的生产分工得以向外拓展，投资和商业规则的国际趋同使国际政策协调成本大大降低，跨国公司与政府间出现了有利于前者的关系变化，这不仅使跨国公司获得在全球范围分布其生产网络的巨大空间，也增强了其谈判能力。这些条件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建立价值链分工网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技术条件和政策条件以外，国际分工“职能化”的发展还需要依托于相应的组织条件，而企业纵向非一体化、业务外包方式的普遍运用，则是国际分工“职能化”的最直接的组织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