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刑在经学中的德性指归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辨正
《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贾谊有言曰：“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及自己屈辱受刑时也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可见这一说法有久远的历史。实际上，这句经文的意涵也体现在古代律法的具体实践中。至于近代，西方法律系统进入中国，经书中这一说法就受到了批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往往也被作为反对儒家的重要依据，它表明儒家思想与现代价值格格不入。然而，这些批评多是建立在误解而非理解之上的。关于这一问题，古代儒者就已经有过非常深入的讨论。理解这一问题就要先理清古代儒者的讨论，否则就是空言无凭。
关于“刑不上大夫”，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有争议，尤其是法学学者。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种观点：最常见的一种观点认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古代确有其事，并据此批判古代政治、法律的阶级性。（注：此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陈一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载《法学研究》，1981（1）。）另一些学者考察了先秦刑法的制定和施行后发现，先秦既有行礼的庶人也有被施刑的大夫。他们据此认为这句经文不是对先秦法律的描绘，而是后人的穿凿附会。（注：参见张全民：《“刑不上大夫”辨正》，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4）；谢维扬：《“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载《学术月刊》，1980（8）。）也有一些学者重新解读了这句经文，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对“礼”和“刑”的外延进行限定。（注：参见马小红：《“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载《法学研究》，1987（2）。作者考证认为此句经文原意应为“家礼不下庶人，宫刑不上大夫”。）然而，这些观点都存在分辨的空间，它们没有处理好历史探寻与理论构建之间的张力，即经史之间的张力，以历史价值消除其理论价值。另一种解释路径则将这句经文还原到具体文本语境中，以上下文意来重新理解经文。（注：参见丁玉翠、李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正》，载《学术交流》，2012（2）。）不过，在《礼记·曲礼》中，前后文是否存在连贯性是有疑问的，认为此句经文上下文意相属也难有说服力。归根结底，这些观点的问题是没有意识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的经学性质。近来也有学者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认为应该调整问题切入的角度，从“刑”、“礼”的具体指向入手。其结论虽近史实，却对此论题之旨趣缺乏理解。实际上，这一问题在经学的内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答，只不过这些回答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被当作一团乱麻而弃之不理。（注：参见吕友仁：《〈礼记〉“刑不上大夫”旧解发覆》《〈礼记〉“礼不下庶人”旧解发覆》，见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133~1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此两文认为“刑不上大夫”乃是因“士可杀不可辱”，而“礼不下庶人”之礼仅为“酬酢之礼”。然而，论题中勉民为士与尊贤的精神并没有凸显出来。）
记述此问题最主要的经典是《曲礼》。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白《曲礼》一篇的性质。陆德明注《礼记·曲礼》之名曰：“曲礼，仪礼旧名者，委曲说礼之事。”（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孔颖达疏解认为《曲礼》和《仪礼》两个名称其实是一事，“以其屈曲行事则曰曲礼，见于威仪则曰仪礼”（注：同上书，5页。）。简而言之，《曲礼》记载的是各种礼的具体仪节，它涵盖了礼的各个方面。观其文脉，一段之内往往言及多事，并不单指一礼。《曲礼》一篇，既记述琐碎仪节，亦概说礼之大端。因此，篇内多不联属。而具体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在语境，既言及助人丧葬之举措，又言及动作威仪之事，礼与礼相杂，郑玄为各句分别作注，孔疏亦曰：此一节记人杂记吉凶举动威仪之事。（注：参见上书，101页。）孔氏亦觉此段所记驳杂，故不可统而言之。这即表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上下文语境无助于理解其意涵。在古代，这个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独立议题被加以讨论，而没有将之附着于其他语境。在《曲礼》中，此句经文之上有“国君抚式，大夫下之”一句，可合孔疏所谓“举动威仪之事”。如若通而言之，则文意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