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汉代象数易占理论与传统《易传》筮法的区别，其根底在于两者对“象”的认识之区别。《易传》既以卦爻象为贯通“言”“意”的“象”，又认可外在于古经文本的自然、人事之象，并提示了此二种“象”间共通的象征关系；其于筮法中，亦先成乎卦爻象而后据之以行占断，盖是重视这种本就存于《周易》古经之文本的“象”、重视古经文本中蕴含的“言象意”之基本关系。而汉代象数易学，则往往以外在之象为“象”，乃至直接释“象”为“气”；其卦气说、爻辰说，则将各种自然、人事之象纳入时空的序列中，以作为征与验，并将此时空序列与《易》之卦爻相配比。卦爻象不再发挥占事之据的“象”之作用，而被矮化为解释占事之据（“象”）的“言”；而卦爻辞更被重视《易》之占卜功用、轻视《易》中义理之无待价值的汉代象数易占理论所消解，几乎不进入其占卜活动之中。

同时，汉代象数易占中“象”的异趣，又使其易占理论倒向了典要化，以此区别于“不可为典要”的《易传》筮法。占卜之事，对非典要性有很强的要求，因为，唯其不为典要，乃能以有限象征无限——这是一一对应式的典要化易占理论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汉代象数易占所务的典要化，恰恰使其在占卜实践中越来越难以应对。而汉易本身，又何尝不于解释经传之辞时执泥于象数之典要？于是，王弼恶其案文责卦，乃行所谓“扫象”之举。汉代象数易学乃与其易占之论一并归于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