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生义”诠释法初探
——以谶纬和《字说》之五行类文献为例
文字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可谓远远超过其他文明古国，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全赖汉字以传承，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全部依仗汉字而为后人所知，甚至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格局的政治稳定也与“方块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当汉字形成，中国人对其的敬畏程度可谓全世界独一无二：“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注：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上），8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高诱注曰：“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注：同上书，845页。）此处之“书”当为文字，由于《淮南子》是以黄老道家的作品为主，因此有比较浓重的道家“绝圣弃智”之风，故对于文字的产生认为是“诈伪萌生”，对于国家来说是会造成本末倒置。百姓不务耕种而寻求机巧的严重后果，故上天悲悯而“天雨粟”、人间乱序而“鬼夜哭”。但是撇开学派纷争的角度而言，文字的产生确实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居功至伟，其价值不亚于西方古希腊神话之所谓“普罗米修斯之火种”。因此，中国的文字有了特定的意义，每一个字都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方块字那么简单，每一个字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抑或说是价值的意义。
关于文字的诠释，主流学界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圭臬，许叔重所继承（注：许慎之前的班固已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书》，1720页）而发扬光大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至今仍然是古汉语文字学研究的一贯脉络。这种“六书”诠释法可谓以科学之态度研究文字，对于探寻汉字的起源、发展都有巨大的作用。
但是关于文字诠释学还有另外一系，这一派笔者称之为“望文生义”诠释法，大有“穿凿附会”之风。王安石就是这一派的代表，古人有载：
这段话是一些严守“六书”诠释法的学者嘲笑王安石《字说》之论，以为其“妄自杜撰”，不从文字形成与发展角度出发，而徒从文字本身结构而论，固有“波者水之皮”之类诠释。
表面上看王安石的文字诠释法确属荒诞不经，以至于后来《字说》被禁而不传，今仅存辑本。但是其为何有如此“怪异”之言？以王荆公学问而论，其似乎不当如此。况且王安石“得许慎《说文》古字，妄尝覃思究释其意，冀因自竭，得见崖略”（注：同上书，附录：《进〈字说〉劄子》，163页。）。可见，王安石并非忽略《说文》之价值，甚至可以说《字说》就是在研读《说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王介甫的另类“说文解字”值得好好探究一番。
与王安石“望文生义”相似，两汉之际形成的谶纬对于文字说解也有一番“拆字法”。例如，谶纬类文献《春秋·元命苞》对于水的解释为：“水之为言演也，阴化淖濡，流施潜行也。故其立字，两人交，一以中出者为水。一者数之始，两人譬男女，言阴阳交，物以一起也。”（注：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下），4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春秋·元命苞》对于“水”字解释是按照隶定后的文字字形玩文字游戏，好用“拆字法”，其认为“水”从字形上看左右各是一“人”字，中间部分为“一”字，而“一”是数字的起点，两个“人”代表男女，即阴阳，所以“水”的意思是阴阳和合，周行不殆的意思。其与王安石“波是水之皮”等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通过对谶纬和《字说》的比较分析，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渊源。
因为谶纬类文献在汉代以后即遭禁绝，至今也只有辑本，与王安石《字说》相类，故想做整体分析已是不可能之事。而谶纬与王安石解说文字相同之处在于对五行的重视，故本文从二者对于“木火土金水”（注：之所以选择“木火土金水”的五行顺序，是因为这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所拟定的五行相生顺序，同时五行相胜也在其中，即董子所谓“比相生而间相胜”。）五行之诠释法入手，分析二者之文字诠释与学说思想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