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罗马的权力在早期诸王的治下崭露头角，在共和国时期达至顶峰，显然，是庞培（Pompey）“……完成了罗马的伟大这项辉煌的工作”。但是，那时罗马内部的腐化已经显而易见，无可挽回，共和国再也撑不下去了。帝国取而代之，它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继承自共和国的习惯和制度来维持自身。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三世纪末期之后，帝国才“……一步步地从衰落走向沦亡，直到它突然间在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治下轰然倒塌”（约公元400年）。

如果像孟德斯鸠告诉我们的那样，庞培在国外的征服并没有真正增进罗马的权力，那就必须区分真正的伟大和表面的伟大。单是疆域，乃至持续的征服，还不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真正权力。它此时的敌人也许很弱；它的辽阔可能成为它的负担而不是有助于它。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内部的健康。很难说罗马在何时达到了其权力的真正顶峰。公元前一世纪的内战与其说阻碍不如说促进了它的征服，但是这些内战证明，腐化已经深入骨髓，最终不得不通过摧毁共和国来贬抑罗马的权力。孟德斯鸠在某处笼统地把这种腐化的日期追溯到罗马的扩张超出意大利时，他在另一处特别指出：“……他们对安条克（Antiochus）的战争是他们腐败的真正开端。”这意味着共和国内部的衰落大约始于公元前200年，再过一个半世纪它就完全腐败了。

罗马的伟大有许多原因：公民的美德、执政官制度、元老院的智慧、人民的有限影响、集中精力进行战争、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战利品均享、平分土地、监察官制以及政治权力的广泛分配。人民对国家充满一种热烈而不屈的爱，元老院维持一种不断把罗马的敌人引向失败和臣服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因此，一旦罗马形成这种共和体制，使罗马变得伟大的就是这种体制，而非特定的个人。在孟德斯鸠笔下，在这一体制垮掉之前，个人几乎从未重获其特出的地位。

罗马的衰落是其征服的结果。身处远方的罗马将领和士兵们日益丧失公共活力（public spiritedness），财富和权力越来越不平等，奢侈与贫困各趋于极端，派别之争加剧，随着公民权延及其他民族，罗马人的共同身份感也丧失了——这一切使得共和国无法维持。孟德斯鸠还留意到伊壁鸠鲁主义对罗马道德风尚的腐蚀作用，他还暗示了，其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传播，破坏了罗马爱国主义和美德所依赖的宗教和道德信仰。

孟德斯鸠以共和国的道德和政治标准来判断帝国，藉此表明，在他看来，人类的衰落一般发生在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转变中。起先，帝国更欠缺的是自由、安全和美德，而不是对外权力。从奥古斯都（Augustus）到卡里古拉（Caligula），僭政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人们努力保持和平时期帝国的领土。随着皇帝们越来越独断、严酷并受恐惧的宰制，元老院和人民被剥夺了它们的政治职能和尊严，变得奴颜婢膝，遭人唾弃。然而，尤其是从涅尔瓦（Nerva）到两位安东尼（the Antonines）时期（96—180年），帝国也有过片刻的辉煌。在整本书中，对单个人的最高赞扬留给了图拉真（Trajan）皇帝——“有史以来最有造诣的君主”。孟德斯鸠也夸赞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并用钦佩的口气提到廊下派，与伊壁鸠鲁主义相反，它有助于产生此类统治者。然而，在两位安东尼之后，帝国堕落为军队的暴政，之后是各皇帝更加隐蔽和内敛的暴政。它从三世纪的蛮族入侵中恢复过来，但是随后帝国的权力被分割为一东一西（约公元300年）。最终，古代罗马人的军事美德和习惯被他们自己抛弃了，蛮族洗劫了西部帝国（公元4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