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孟德斯鸠决定集中论述罗马的伟大或权力这一主题，这就已经表明，他对那个关键的哲学问题的解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他更青睐马基雅维利。如果权力才是衡量政治价值的准绳，那么这一准绳就不能是通常所谓的道德之善。因此，他必须避开希腊政治哲人针对斯巴达和西塞罗针对罗马提出的那类道德批评。他既然背离了古典著作的“乌托邦”标准，采纳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就必须愿意在关键时刻为政治上的伟大而牺牲道德美德。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的外部行为上——内部事务亦然，许多东西都不能指望通过道德美德来寻求。因此，罗马对战争乃至侵略性征服的倾心，它在外交政策上的败德恶习，它对奴隶的使用，它内部的派系纷争，这一切必然要么不受严肃的批评，要么得到明白的赞许。

在分析罗马覆灭的原因时，孟德斯鸠说过，倘若罗马不曾越过意大利的边境寻求支配的权力，它本可以作为共和国而存续的。他确实建议明智的共和国不要拿他们的好运或厄运去冒险，永远保持现状，不加扩张。然而，不久之后，他就默认小共和国的“好法律”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即促使它去征服别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它再也不能维持共和形式的政府。在这里，共和帝国主义相当于某种接近必然和自然状况的东西，而这一假设，再加上孟德斯鸠对罗马的伟大和它获得伟大的手段的赞赏，其实际效果与马基雅维利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坦率的拥护并无太大差别。

关于如何决定一个恰当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的内部构造，马基雅维利认为，这取决于该共和国是想像斯巴达和威尼斯那样实行非扩张主义，还是像罗马那样实行扩张主义。在深入思考这个抉择后，他认识到，实行扩张主义的共和国不能避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内部不睦，因为随着平民人数的增加，仗着他们军事上的重要性，他们就有胆量与贵族争夺最高权力。他一开始的决定就偏向采纳罗马的进路，理由是必然性有时可能会迫使斯巴达类型要么从事一种完全不适合它的扩张，要么被战争带来的过度自由削弱；在两者之间走一条稳妥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故而，为避免这些风险，更好的选择是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实行扩张主义的、有纷争的共和国。相反，孟德斯鸠似乎连斯巴达这个选择也不认可。他承认，罗马和斯巴达是共和国最强大的类型的典范，这种类型建立在激情或爱国主义之上；但他也坦率地否认，一个自由共和国可以是一个由士兵组成但却没有内部不和的国家（斯巴达过去就是这样）。这就使得罗马人的解决方案看似比我们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所见的还要自然。

古典政治哲学设计的最佳政体，是为了体现人类存在的最高可能性。尽管这些政体颇强大，它们主要的目标却不是征服或战争，而是一种高贵的生活，追求一种由最好的人支配并且和谐与稳定在那里占上风的民政环境。不能绝对保证这些政体长盛不衰，不用冒在战争中失败和在和平中腐化的危险，尽管能相当好地为它们提供这种保护。也不能因为它们所需的道德教育的困难，或是它们罕有可行的环境，就抛弃这些政治构想。但是，构想一种高于任何一国所践行的美德的人类美德，这就产生了各种需求和风险，而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步其后尘）对此很不耐烦。一旦这两个人都断定，他们不能批评斯巴达类型对战争的倾心，他们就转向拒斥斯巴达的防御而偏爱罗马的进攻，进而支持推行帝国主义的罗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上的伟大。

鼓励人们效仿罗马确实消除了某些风险和困境。然而，这也定会使得卷入其中的共和国在它寻求的战争中冒着存亡的风险，不断地陷入内部的不和中，倘使它的帝国主义被证明是成功的，它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某种类型的暴政。这就完全背离了这种教诲的原意，它并非为此而普遍地去激发起各国的好战之心，并激发起不切实际的企图，去创建一个罗马类型的共和国。为了更符合现实并避免偶然的弊端而作出这些选择，肯定会受古典作家的谴责。偶然性，以及对构想出来的人类卓越品质（excellence）的审慎运用，是比这些严酷的、强加给自己的必然性更和善的主人。有的人热爱道德上的伟大和共和国的总体优势，他们宁愿眼见共和国被偶然性击垮，也不愿目睹由于自己当初选择了扩张主义而导致必然出现的僭主推翻了共和国。

区分政治上的伟大和道德上的伟大，并使前者而非后者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便在于此。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古典哲学的道德美德在人性中没有基础。但是孟德斯鸠似乎意欲保存道德美德的尊严，虽然他同时拒绝仿效古典作家，不愿让道德美德成为政治生活的直接目标。最好的证据就是他给图拉真的熠熠生辉的颂词。一开始，他就称图拉真是一个伟大的治国者和将领，而不是称赞他那高贵、伟大而美丽的灵魂和他的美德，结尾又将他形容为“最适于为人性增荣，充当神性的代表的人”。在这里，孟德斯鸠暗示，最好的君主就是最好的人，统治中展示出来的道德美德构成人的主要目的，也是人的伟大的主要标准。

这篇颂词听起来更具古典风格，而非马基雅维利风格。孟德斯鸠承认，他在读到关于奥勒留的记述时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感情——就像早些时候他见证了西塞罗与共和国的最后拥护者们的友情，这当然不是马基雅维利的风格。尽管如此，孟德斯鸠没有像古典作家那样使用他所钦慕和热爱的美德。他没有把美德至上的生活当作政治社会生活的楷模。图拉真在他笔下是一个征服者，甚至奥勒留的廊下派思想之所以受到赞美，也是因为它的道德和政治效果，而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哲学的固有价值，或者作为哲学思考这种行为本身。总之，我们没有瞥见哪一种卓越品质是基于沉思而非基于行动，且行动从沉思中得到灵感、引导和约束。战争行为，而不是理性思考，才是人类社会的楷模。这就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洞见，即把仅限于行动和政治的兴趣与战争的兴趣联系起来。最终，孟德斯鸠不可能比马基雅维利更相信人类依其本性就适于过理性和美德的生活，或是政治生活要受理性与美德的引导。但是，如果道德美德与人的本性不一致，它的价值的根源何在？如果不想让美德遭受这种新教诲致命的一击，不就得为之作一清楚的辩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