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果说，罗马是比斯巴达更好的选择，是孟德斯鸠隐含的决定，那么在说明罗马优于迦太基的本质时，他就更加开诚布公。我们犹记得，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不到一个世纪，在亚里士多德眼中，迦太基兴许还是所有现实的政体中最好的一种，甚至比斯巴达更胜一筹。亚里士多德没有唤起人们对它的商业性格和帝国主义的注意，正如他不大关心它是一个非希腊或“野蛮的”城邦。但是论到它的缺陷，他举出它对财富的倚重以及人民议会的某些权力。在孟德斯鸠看来，相对于罗马，迦太基的主要弱点与此类似，也在于它的商业性格和人民掌握过度的权力。另一方面，罗马却不是一股商业力量，它的帝国主义主要源自野心而非贪婪。因此，它的道德美德、它对战争的倾心、它在战争中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它明智的领导，要比迦太基更伟大，而这一切，最终会使它居于上风。尽管如此，迦太基给罗马造成的威胁比此后的任何威胁更严峻，孟德斯鸠把最高级的（the superlative）“古人呈献的最出色一幕”，留给迦太基人汉尼拔（Hannibal）的壮举。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商业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力量上终究不敌那个非商业或农业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后者的手下灰飞烟灭。

孟德斯鸠踵继马基雅维利，赞成在国际舞台上使用诡计和强力，并承袭了他对非商业帝国主义共和国的热情。但是孟德斯鸠并没有教人们动用诡计和强力来实现或维持暴政，或为私人的邪恶助威。相反，他一贯严厉批评损害自己国家的僭主，从未积极鼓励君主或个人的那种精明的残忍。在少数场合，他可能会表示情愿不提伟大而无情的人犯下的严重过错——例如，他关于塔克文（Tarquin）、恺撒（Caesar）甚至塞维鲁斯（Severus）说了什么而没说什么，但是，他这种保留态度更突出了他对马基雅维利的修正或纠正。他采纳的原则似乎是，负责的政治哲人或治国者必须永远以促进共同利益为己任，而不是追逐一些纯粹的私人利益，而且必须尽可能不要助成僭政的事业——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可能的政体中最坏的一种。

尽管孟德斯鸠歌颂过诸如图拉真或奥勒留的统治，罗马政治上或道德上的伟大的源泉，在他看来却是共和政体。不唯如此，这是一个在内部不睦的压力下，由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化的政体。与古典作家不同，孟德斯鸠原则上不排斥有派系纷争的共同体这一思想；暴乱可能是它正常运转的一部分。他甚至在使天体循轨道运行的作用与反作用中发现了这一思想的宇宙论基础——派生自牛顿的物理学。不过，他在此处探讨罗马各个相争集团的可欲性时，不如马基雅维利那么直白；他不太愿意坦承，罗马具有内部纷争的政治平衡所欲达到的“真正和平”，就在于不断征服它的邻邦和敌手。

在探讨罗马的国内政治时，孟德斯鸠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民主派，甚至也不像马基雅维利，是与权贵（patricians）或贵族（nobles）事业对立的人民[2]事业的正当性的支持者。他的确说过，最幸运的共和国是那些没有世袭特权等级的国家，但他只是强调一个事实，即这个等级为人民所厌憎，而不是它做了什么不义的事情理应受人民厌憎。在勾勒罗马的内部冲突时，他奇怪地保持着超然的态度，他还是没有站在人民这边反对特权集团。有一个主要的例外，虽颇有说服力，却不太明显：他引用了那位不走运的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的一次演讲，其中指责贵族对土地不要太贪婪，这就含蓄地批评了支配等级的寡头政治倾向。然而，总体上，他对富豪和名门贵胄的批评不如亚里士多德那么直白。同时，尽管他完全意识到罗马人民的美德，他却总是赏识元老院高高在上的主导美德，并把人民不节制的自由和权力视为一大弊端。简言之，孟德斯鸠似乎偏爱这样一种共和国：那里的人民有足够的权力来保护自己免遭严重的不义，但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操纵国家。这一任务必须留给另一批人，他们以此为主要职业，并且凭着他们的长久且丰富的经验，有能力维持这些深思熟虑的政策，使之代代相传。在此，孟德斯鸠贴近了古典作家的观点——假若我们不考虑他让元老院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的帝国主义。但是孟德斯鸠会说，恰恰是这种对征服的倾心，产生了这个共和国引以为傲的其他优点——它的内部自由和安全、它的伦理美德，当然，还有其元老院引人瞩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