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

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在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曾经为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拟订了一个“五篇计划”，随后不久修订、调整为“六册计划”，即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次序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到60年代前期，马克思实际上要详细分析的是前三册，其中《资本》册又是重点，它的第一篇《资本一般》则是“精髓”（第30卷，第6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一般》这一分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第29卷，第483页）。从50年代末到马克思辞世的二十多年的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他一直紧紧抓住这个重点和核心不放，撰写自己的著作。与此相适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也就演变为《资本论》的“四卷结构”。

关于“资本一般”概念，马克思指出，“资本一般”，“表现为一种抽象”，“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第46卷上，第444页）马克思还特别说明，在《资本一般》这一篇中，“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第46卷上，第270页）。但是，“考察资本一般，并不是单纯的抽象”，它“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不仅“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而且也是“某个国家内与总雇佣劳动（或者也与地产）相区别的总资本”、资产阶级的“一般经济基础”（以上引文均见第46卷上，第444—445、270页；第46卷下，第382页）。所以，“资本一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资本关系本质和共同规定的范畴。

但是，马克思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突破了“资本一般”的范围。写作《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时就开始有所突破，在以后写的新的手稿中，就更进一步突破了。

1860年夏，马克思为写作第一册第一篇第三章《资本一般》拟定了一个《提纲草稿》。它分为四个部分：Ⅰ. 资本的生产过程，Ⅱ. 资本的流通过程，Ⅲ. 资本和利润，Ⅳ. 其他问题。在每一部分下面都列了许多小题目。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被马克思写成《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手稿第一本封面上写有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资本一般》，表明马克思是按照原定“六册计划”写作的。马克思在写了第一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三部分《资本和利润》的部分内容后，大约从1862年春天开始，转入《剩余价值理论》的创作。像《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正面叙述了商品理论和货币理论之后均附有理论史一样，在新的手稿正面叙述剩余价值理论之后，也要叙述它的理论史。《剩余价值理论》约占全部手稿一半以上，是17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正是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在自己的理论创建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取得重大进展，加深和丰富了一些原有理论，同时又形成和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在这部手稿的许多地方，有时以论战的形式，有时以正面叙述的形式，创造性地阐发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大大充实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例如，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关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评述，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通过对重农学派和斯密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评论，创立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通过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批判性研究，基本完成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创立了完整的地租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资本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在理论上的许多新进展是原来“资本一般”容纳不了的，也突破了它的三个理论部分原设计框架。因此，马克思得重新调整、修订这三个部分的理论内容和内部结构。

第一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原来考虑“积本积累”要通过剩余价值的实现才能进行，涉及“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因此没有列入这一部分。但是，“资本积累”意味着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对工人无偿劳动的进一步占有，这对于进一步揭露资本本质和剩余价值生产实质是必要的，应该包括到这一部分中来。“工资”问题本应属于《雇佣劳动》册的内容，但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却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种不合理的形式，掩盖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同时工资的具体形式（如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等）还是资本家加强剩余价值生产的补充手段，因此工资理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继续和补充，也应该包括到这一部分中来。据此，马克思重新拟订了第一部分的计划（见第26卷Ⅰ，第446页）。这个计划没有把工资列入，工资问题是以后写作过程中列入的。

第二部分《资本的流通过程》：本来这一部分只准备研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周转时间和费用等问题，现在由于在批判地研究魁奈和斯密的再生产见解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同时以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为核心问题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又是研究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必要前提，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涉及“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放到这一部分中来叙述。

第三部分《资本和利润》：原来设想资本竞争问题应是《竞争》篇专门研究的对象，但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了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第二个矛盾、制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时，又绕不开竞争问题，因此不得不在这里论及资本竞争的两种形式即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之间竞争。当然，这只是在说明利润率平均化和生产价格形成的限度内谈到竞争，并没有专门研究竞争理论的所有方面。原来在《资本一般》中不准备研究资本的特殊形式，但在研究了平均利润理论之后，认识到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都要参与以平均利润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也就把资本的这两种特殊形式以及利润分割为产业利润和利息等问题包括了进来。至于地租问题，原属《土地所有制》册的研究对象，但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地租理论的基础上制定了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种形式的地租理论，并且认识到地租作为平均利润以上部分即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可以作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例解”，于是就把地租理论包括了进来。当然，从这个角度来叙述的地租理论，并不能取代《土地所有制》册的研究，马克思一再申明这一点。根据以上情况，马克思又重新拟订了第三部分的计划（见第26卷第Ⅰ册，第447页）。

马克思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手稿过程中取得的理论进展，以及原来设计的《资本一般》框架的突破，对它的三个部分内部结构的充实，特别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写作计划的修订，势必要对原先制定的“六册计划”的研究重点、著作结构、出版次序以致著作名称作出新的考虑。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写信告诉库格曼：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续篇”的“第二部分”即将完成。这个第二部分“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它同第一部分合起来是整个著作的“精髓”。“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他还谈到了今后的打算：“或者用德文写续篇，即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或者为英国读者把头两本著作压缩成一本书。”（第30卷，第636—637页）。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打算把研究重点放在“六册计划”的《资本》册上，当前完成的是原来的第一篇《资本一般》，接下去再完成《竞争》《信用》等篇。至于《资本》册以后各册如何完成则未具体说明，甚至考虑由别人去探讨。

马克思在结束《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写作以后，就按照这部手稿内插写的所拟计划（主要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在1863—1867年间撰写了《资本论》前三册的手稿。1865年7月，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首次提到《资本论》的“四册计划”：“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全集》第31卷，第135页）。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改变了原来在正面叙述剩余价值理论之后接着就叙述它的理论史的做法，而是把剩余价值理论史单独拿出来作为一册来写。这样，就在三册理论部分之后又增加了理论史的部分。1866年10月，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又提出一个“三卷四册计划”：“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 理论史。第一卷包括头两册。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全体》第31卷，第535页）后来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又说，第一卷只包括第一册，第二卷将包括第二、三册，第三卷包括第四册。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第二册编为第二卷，第三册编为第三卷。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留下的《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由考茨基把它作为独立的著作出版。苏联和民主德国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它的中文版均把《剩余价值理论》编为《资本论》第四卷。这就是《资本论》现行版本的“四卷结构”。

显然，《资本论》的“四卷结构”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演变而来，但又有很大不同，对于这个演变应该怎样认识，二者关系又如何，国内外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开始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计划改变说”，认为马克思放弃了“六册计划”，或者说用“四卷结构”取代了“六册计划”。二是“计划不变说”，认为马克思并未改变“六册计划”，后来的“四卷结构”相当于“六册计划”中《资本》册《资本一般》部分。后来又提出“演变说”，认为“四卷结构”没有完全取代“六册计划”，《资本论》是由“资本一般”演化而来、扩大而成。它在论述“资本一般”或资本本质的必要限度内，把“六册计划”中《资本》册中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篇和《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册的某些内容吸收了进来，但并不能代替对它们的专门研究。至于后三册即《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内容，则没有包括进来。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在50年代末拟订的“六册计划”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因为它给人以启发：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一般抽象的原理，还应该上升到较为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现实的经济问题。所以，对“六册计划”的研究，对于扩展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建立理论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于确定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科学体系，都有借鉴、指导意义。

原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

历史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567—569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