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交网络传播中的信任机制和异化危机

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数秒钟后，一个名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机构在其新浪认证微博上发出了首条地震相关信息。此后的几十个小时，一场由政府机构、企业、媒体、网络大V、普通网友等组成的信息巨流在社交网络上汇聚，截至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18时，新浪微博上与“雅安地震”有关的微博达6455万条。社交网络媒介的裂变式传播，使其成为雅安地震的重要信息发布平台，灾情播报、援助请求、互助寻人等诸多工作都借助社交网络平台得以迅速开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媒介已经重塑了国内网络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传统路径和基本方式。

然而，在“人人皆媒体”的社交网络上，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被放大的“噪点”。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Matt Roller在Twitter评论道，“一场灾难发生后的5分钟内，Twitter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它开始帮倒忙”。雅安地震亦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动机各异的人加入信息制造和交换空间，恶意的谣言、虚假的传言纷纷出现，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和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和务实的信息发布、救援行动并存。在当前，多数重大社会事件和公共议题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着很长的历史。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尤其是灾难面前，人们高度关注的心理和所面对的纷杂信息，给谣言以可乘之机，社交网络的普及与发展则为信息快速传播提供通道。

总体来看，谣言产生和制造的传统根源，在社交网络兴盛的条件下获得了更多传播机会和更少的外部控制。这类谣言不仅包括利用社会公众看待问题、分析矛盾的思维定势，借助社会高度关注度高的时机，虚构或夸张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或特定企业、团体的负面消息，以激起民愤的政治性较强的谣言，而且包括利用社会公众奉献爱心的心情和灾区群众的恐慌情绪，借助冒名账户、吸费电话等手段，方便进行诈骗攫取不当经济利益的经济性谣言。

但是，与上述存在政治关联、经济利益的造谣行为不同，相当一部分造谣行为并不存在现实的利益寄托，信息制造者将网络世界中虚拟的转载量、关注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尺，进而以制造社会恐慌、赢得舆论关注取乐，很大程度上属于不关心言行后果、纯粹追求网络存在感的行为。这类社交网络“表演”与上述明显的造谣不同，它的隐蔽性更强，破除难度更大，影响力更为持久。一个用户在受众是封闭、有限、个体清晰的时候，发布的信息是真诚的，而在受众是开放、无限增减、个体模糊的时候，发布的信息是具有表演性质的。在这种思维的主导和信息消费主义的推动下，网络表达越来越多地是为了获得“名利”而不是传递真相，公众消费的更多的也是情绪而不是真相。在关于抗震救灾的讨论中，其娱乐化的倾向、逐利性的本质、情绪化的底色暴露无遗，爱心场变成了一个多方角力的秀场，居高临下的言语声讨多于默默奉献的务实行动，“颐指气使”的情绪发泄多于理性客观的出路探索，层出不穷的“慈善绑架”、“道德审判”便是典型的例证。

社交网络中呈现出的是以人为基础的信息组织模式，人是信任的来源和信息的基础单位，发言者自身的形象经营和内容矫饰相较于信息本身的品质影响更加突出。正是因为如此，新浪微博才能够依靠吸引名人明星入驻来实现对用户的“捆绑”。基于这样的判断，网络上不少组织/个人长期以来注重坚持自身的定位，在话题设置、观点表达等方面借助社交表演的手段刻意经营，在受众群体中赢得了标签化的身份认同、形成了某种刻板印象。而在这样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交网络大平台上，“观点与观点之间的较量转化为观点群与观点群之间立场和利益认同的博弈，观点交流过程中‘党同伐异’的现象将更加明显”，“‘立场优于是非’的思维模式将使得观念碰撞和更新变得更为困难”^[1]，组织/个人则可单纯依靠受众眼中形成的刻板印象、而非观点自身的优越性获得认可。正是受众的这一状态为谣言的扩散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并间接地为造谣者注入了动力。

社交网络交流片段的碎片化和短影音的总趋势，本身也纵容了不加判断的接受信息的状态。波兹曼指出，人类交流媒介的变化影响着其表达内容的性质，进而可以影响到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他以原始社会中的烟雾信号为例，认为“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2]。而近年来国内流行的社交应用大致经历了“综合论坛/BBS→人人网→微博→微信”的变迁，这样的媒介变迁折射出用户“表达内容由长到短、由繁到简、由内容创作向声像记录、由意见表达到情感共鸣转变的过程”^[3]，这种高频率、短内容、声像化的表达倾向，促使受众接收信息过程中思维方式因应发生具象化、片段化，零散的碎片记忆自然难以支撑起成体系的理性思考，这也就为谣言获得信任提供了另一重动力。

在社交网络兴盛的环境中，谣言制造和取信的机会固然增多，但是反应和纠正的声音也共享这一传播机制。信息爆炸中的真与假之所以成其为问题，和社交网络时代信息替代其他互动总趋势中信息—行动比显著下降是分不开的。社会公众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有限的，一旦脱离实际行动、求证、辩论和互动，虚拟的网络空间成为一部分人的唯一参与空间，就必然带来公共空间的无益增长和言论自净自律秩序的消解。

网络硬件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微博等软件应用的丰富完善，“人人都是通讯社”的自媒体时代，当下并未带来总体信息质量的显著提高，网络公共空间众声嘈杂的同时并没有强化对话和思辨的功能。我们将更多的经历花费在传播信息，而不是整理信息、解释信息、分析信息、寻求对策上，“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4]，人类正处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尴尬境地，虚拟生活与生活本身、网络社会与社会本身的关系与平衡，正重新定义舆论空间和社会生活本身。

[1]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试论社交网络平台的分化趋势与校园网络文化的转型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5）.

[2]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

[3]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试论社交网络平台的分化趋势与校园网络文化的转型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5）.

[4]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