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道互补

在中华文明和学术思想史上，儒家和道家是两座高高耸起的山峰，其他任何思想学派都望尘莫及，无法与之比肩。儒家和道家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国人都积淀着深厚的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基因。林语堂认为：“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5]在林语堂看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共同构成中国人的性格，“儒家的世界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观则是消极的。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则产生出我们称为中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在林语堂看来，儒家适用于人生顺利的时候，道家适用于人生失意的困境，“所有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6]。林语堂还说：“道教是中国人的游戏姿态，而孔教是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道教的自然主义是一服镇静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7]在林语堂看来，道家甚至比儒家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8]。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在中华历史的天空中，他是最明亮的道德之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以媲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任何一位先贤圣哲对于本民族的恩泽。相较于老子的神秘，孔子很有现实感，弟子评价是“夫子温、良、恭、俭、让”。北宋邢昺注释：“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和从不逆谓之恭，去奢从约谓之俭，先人后己谓之让。”（《论语注疏》）这说明孔子自身就是道德楷模。孔子还非常幸运，人们对其存在没有任何争议。学界对历史上是否存在老子其人，有着争议；即使存在，是李耳还是老聃或老莱子，也有争议；是春秋时人还是战国时人，仍有争议。据说胡适与钱穆还为年代问题发生了意气之争，胡适主张老子生活于春秋晚期，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为战国时人，晚于孔子。有一次，两人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回答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9]对于孔子其人，历史上不仅没有任何争议，而且历代帝王都不断地追加“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封号。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仁的学说，提出了礼义、智信、忠孝、敏慧等一系列德目，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大厦，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深深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孔子的思想集中于《论语》一书。《论语》是一部语录体著作辞约义富，形象生动，孔子是被描述的中心。《文心雕龙》指出“夫子风采，溢于格言。”《论语》不仅静态描写了孔子的仪态举止，而且动态刻画了孔子的个性气质；不仅描写了孔子丰富的形象，而且成功地刻画了孔门弟子的形象—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论语》既记录孔子言行，又记录孔子弟子的言行都是为了体现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原则。汉代以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论语》，无数学人孜孜不倦地对《论语》进行研究和注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汉末年郑玄的《论语注》、魏晋间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时皇侃的《论语义疏》和清朝刘宝楠父子的《论语正义》。他们的注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论语》的研究情况，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学术成就。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历史的天空中，他是最耀眼的智慧之星；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他可以和其他任何民族的星宿媲美。老子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道的学说，建构了中华民族抽象思辨和理性思维的哲学大厦。孔子问礼于老子之后，感到很神秘，对弟子评价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的评价实质是指老子思想的玄妙深远。中国哲学以先秦为代表，以社会为出发点，着力研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关注人生和政治问题，且局限于社会领域探讨人生和政治，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总体而言，人是中国哲学的主题，伦理道德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老子却是个异数，他的学说主题也是人，但却是人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人生。所谓生存，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存在”范畴，并非简单地指“生命的存活”，而是指“生成着的存在”。老子将其抽象升华为道的范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取代了上古社会“帝”和“天”的概念。以哲学思维取代宗教信仰，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老子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存在及其终极价值，这就是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根据何在，其生命的根源在哪里，人应当如何生存、怎样生存，才符合人之存在的本性等抽象思辨问题。老子以道为核心，注释拓展，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存在、生长和归宿作了本体性思考，为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和…原则。

老子的思想凝聚于《老子》一书。《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经典之一。《老子》文字简约、意义深奥、包含广博，主要以哲学层面的道德为宗纲，以政治为旨归，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内容涵盖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的著作超过3000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1000种。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文本是郭店出土的楚简，约1700余字，年代为公元前300年左右；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约5000言，年代为西汉初年。现在流行的是河上公本和王弼本。河上公本一般认为是最早的《老子》注本，其内容合乎老子大义与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相一致。河上公本以疏解原文为主要特点，不太关注道的理论问题，侧重于从宗教角度阐述《老子》，具有浓厚的养生成仙思想；重点是阐述如何修身和治国“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弼本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老子》注本。王弼本注重哲理的阐述，运用本与末、体与用的分析方法，把老子之道中的“无”凸显出来，提出了“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王弼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老子指略》）

孔子与老子创立了不同思想学派，互相之间不是分离的，而是有着密切关系。据先秦史料，孔子与老子有过多次交往，《庄子》一书详述了孔子与老子的四次交往，《庄子·田子方》记载“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描述两人讨论“游心于物”的问题。《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如果“老彭”指老子和彭祖，可见孔子与老子关系之密切。在孔子与老子的交往中，两人非但没有互相贬斥，反而是互相研习，相处十分融洽。《庄子·天运》篇可分为七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都是关于孔子与老子的交往，第七部分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从这一史料可知，孔子与老子似乎有一次长时间的相处和集中讨论，老子之论深邃而飘逸，孔子所得欣然而窃喜。可贵的是，对于老子思想的传播，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礼记·曾子问》有四处记载，都是孔子复述老子的思想观点，即“吾闻诸老聃曰”。这一方面说明老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则起到了传播老子思想的效能。《论语·宪问》也有类似情况，“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老子“报怨以德”的观点，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的作用。

儒、道两家经典很多，儒家经典一般指“四书五经”，“四书”之名定于宋代，“五经”之名定于汉代。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是《诗经》《尚书》《礼经》《易经》和《春秋》。《礼经》通常包括《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分为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道家经典主要是《老子》即“道德经”、《庄子》即“南华经”、《列子》即“冲虚真经”、《文子》即“通玄真经”和《黄帝阴符经》。儒、道两家的经典虽多，但真正能够体现儒、道基本义理的则是《老子》和“四书”五本经典，约六万字。《老子》和“四书”的精髓积淀为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十个概念。道是老子思想的基础概念，是中华文明唯一自觉地探索天下万事万物本体的形而上哲学。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孝忠廉耻是传统文化的关键词，这九个词凝聚了管仲的“四维”、董仲舒的“五常”和宋朝的“八德”思想，集中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准则。要而言之，学好这五本经典，就能掌握国学的基本义理；读懂这十个概念，就能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