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郵票中的葡萄牙殖民帝國

葡萄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殖民帝國，從1415年征服非洲北部的休達開始，其全盛時期殖民地遍及非洲、南美洲和亞洲。1885年柏林會議後，葡萄牙殖民帝國的領土得以確定，面積為葡萄牙本土的22倍，是僅次於英國和法國的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國。1920年代末期開始，薩拉沙（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主理葡萄牙國務，尤其強調海外殖民地與本土的政治、經濟和道德聯繫以及海外屬地是葡萄牙“固有領土”的概念，這反映在當時發行的葡萄牙海外屬地郵票上，作為當時葡萄牙海外屬地之一的澳門自不例外。

1966年發行的《國民革命40周年》紀念郵票，是紀念當時的一批葡萄牙軍人策動政變，推翻自由民主政體的事件。郵票圖案的設計主要突顯新政權重視海外屬地的經濟、教育和醫療基礎設施的建設，例如在安哥拉發行的郵票以當地羅安達（Luanda）聖保羅醫院和羅瑟文（Sarmento Rodrigues）工商學校為圖案，莫桑比克以貝拉（Beira）火車站和安東尼奧•埃內斯（António Enes）中學為圖案等。澳門則以國立殷皇子中學和仁伯爵醫院（俗稱山頂醫院）為郵票的主體圖案，另配上當年慶祝活動的標誌。

當時葡萄牙海外屬地郵票之中最常見的，是發行當局為一特定主題而設計相同圖案，或分別為各海外屬地設計不同圖案，並併合成一個系列的郵票，而且這些郵票的圖案又會比葡萄牙本土發行的相同主題的郵票更為活潑，一般稱為“共同設計系列”（Emissões Comuns）。除了上述《國民革命40周年》紀念郵票外，1972年葡萄牙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又譯作卡蒙斯）的詩集《葡國魂》（Os Lusíadas，又譯作《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出版400周年紀念郵票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套郵票除了葡屬幾內亞的圖案為賈梅士的肖像外，其餘海外屬地均從詩集內選取與當地有關的詩篇設計圖案。澳門的圖案選取自詩集的第10章第138節的上半段。該節的詩文是：

你們將以如此豪邁的胸懷，

乘風破浪航行在大海之上，

敞開海洋寬廣無際的大門，

為世界獻上東方的新地區。

在世界西方，你們將看到，

一位盧濟塔尼亞人的偉業，

他盛怒之下，離開了國王，

去開闢一條想不到的航線。

到了1982年，當時的郵電司以郵票庫存告滿為理由，向總督建議並批准停止流通該郵票。然而，坊間流傳的說法是郵票圖案描寫“中國人跪在葡萄牙人面前”，有開罪華人居民之嫌。但事實上下跪者的對象明顯是身穿紋有龍頭的中式官服（或設計者眼中的中式官服）的就坐者，而非在旁的葡人，加上當時澳門社會深受文化大革命思潮的影響，故客觀而言此說未必完全成立。另一方面，郵票題材所帶出的信息與1974年後葡萄牙奉行非殖民化的政策相悖，且郵票的發行量未算特別龐大（相比起同一時期其他郵票可發行至300萬枚，該套郵票的發行量只有140萬枚），除非當局在出售郵票時曾排列優先次序，否則理應對郵票庫存影響較小，這些又為“題材敏感”才是停止流通的真正原因提供了合理的論據。

葡萄牙在1853年開始發行郵票，而當局在1954年曾發行一套《葡萄牙郵票發行100周年》郵票以資紀念。該套郵票的重點除了圖案中間印有面值5雷亞爾（Reis）的“票中票”外，還有圍繞着郵票的八個葡萄牙海外屬地盾徽。這些盾徽是在1935年由葡萄牙屬務部頒令採用的，每一個盾徽都有其背後的意義，例如澳門的盾徽以一條握有葡萄牙五盾的龍為主要圖案，以反映其地理位置。郵票上還有“葡萄牙海外地區”（Ultramar Português）的標註，強調盾徽所示各地均為葡萄牙海外地區的組成部分。上述的屬地盾徽曾常見於行政當局（尤其是當地行政）的正式用紙和文件，直至1985年行政當局頒令確認以葡萄牙共和國國徽作為公共行政當局徽號，澳門才由盾徽轉而改用葡國國徽。當然，隨着澳門回歸，原來反映葡萄牙管治的徽號已不再使用。

面對龐大的殖民帝國，葡萄牙一直試圖規範海外屬地的行政管理。在1820年之前，行政管理組織並非通過單一的框架來實現，每一處屬地都設有符合當地社會條件的政治行政組織，直至君主立憲制度在葡萄牙確立之後，海外屬地的行政管理方針開始倣傚法國，朝向統一組織的方向發展。

1869年，時任葡萄牙海軍暨海外事務國務秘書的路易斯•席爾瓦（Luíz Augusto Rebelo da Silva）受葡王路易斯一世（Luís I）委託，提交關於改革葡萄牙海外屬地行政管理的報告和國令草案，主張海外屬地可享有更大的自主權、擴大行政當局的職權、對總督和官員的任用應有更大的要求、革新財政管理等，或多或少為日後葡萄牙海外屬地行政管理架構奠定了雛形，甚至被薩拉沙政權視為在1933年頒佈，以規範海外屬地當地行政的《海外行政改革》（Reforma Administrativa Ultramarina）法令的濫觴，因而在1969年有關報告發表100周年之際，發行《海外行政改革100周年》紀念郵票。郵票以席爾瓦的畫像為主體圖案，澳門採用淺綠色為背景顏色。

如果從葡萄牙憲法歷史的角度審視，把席爾瓦的報告視為葡萄牙殖民帝國後期行政管理架構的發源似有不少可以辯駁之處。在1869年國令頒佈之後，尤其是薩拉沙政權建立之後，葡萄牙中央政府對海外屬地的管理日漸收緊，與國令提倡的非集權化精神相悖。這套郵票的發行，或許更多地顯示薩拉沙政權希望帶出葡萄牙長期對海外屬地行使有效管理的信息。

雖然葡萄牙殖民帝國歷史悠久，但對各屬地的經濟開拓起步較晚，基本上是在19世紀中葉之後才全面開展。經葡萄牙海軍暨海外部部長的建議，大西洋國海外匯理銀行（即大西洋銀行，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在1864年成立，為葡萄牙所有海外屬地的發鈔銀行（後來安哥拉的發鈔工作轉由安哥拉銀行負責）。如今只在澳門繼續以“大西洋銀行”的名義運作，但銀行早與葡萄牙儲金行（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合併，也早已改為在澳門註冊，成為信貸儲蓄銀行的附屬機構了。1964年發行的《大西洋銀行100周年》紀念郵票，就是為了慶祝葡萄牙殖民帝國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