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悟

大事业决定于大智慧，

大智慧取决于高悟性。

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根植于思维范式的革命性突破；只有在精神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凡的理解能力者，才能造就事业的成功。对立同一规律是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在当今世界更为广泛地被运用着，成功者的伟大就在于把对立的因素容纳于精神世界的同一性之中。

复杂的综合环境，激烈的竞争时代，需要非凡的智慧。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不仅需要大脑的硬件诸如电脑网络延展联通，而且也需要大脑的软件，诸如人脑潜能的“快速反应”。显而易见，大凡博弈或竞争，不仅是外在实力的比较，而且也是内在智慧（“脖子以上”）的较量。在双方实力相当的前提下，越是在矛盾错综复杂和剧烈对抗的时刻，智慧的力量就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角逐无不如此。现代社会需要超常开发人的智慧，人们常讲的“悟”，就是人类智慧系统中的重要表现。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并加以正确的运用，那么它就能够爆发出巨大的物质能量。人类与一般动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优势的大逆转，往往就在于“悟性”这两个字。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一般人生活的常态。平凡固不可缺少，但往往流于平庸。生活中用心过日子的人并不多。“用心”是一个高级的哲学范畴，“用”字更是如此。所谓用心，就是时时处处提醒自己认真地、反省地、持久地自觉生活和自觉工作。在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严峻形势下，一个人能否自觉觉悟就变得格外重要，它已成为其自身素质和组织内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客观的困难正是主观的无能所造成的。在相同的起点上，有的人如日中天，有的人则一落千丈，这不能不说是悟性高低之差的实际结果。悟性这种奇妙的人类禀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常常若即若离、忽明忽暗，但又出其不意、不速而至。它可以冲破时空限制而达到一种“思接千里，视通万里”的奇妙境界，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变冥顽为聪颖的巨大功效，文学家的“神来之笔”、科学家的“突发奇想”、军事家的“神机妙算”、企业家的“点金之术”，大多来源于悟性的汹涌喷发。正如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悟性的自我提高，就是要求每个人提高个人智慧的层次性、有效性和创造性，就是要求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不断有质的全新飞跃。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本身在主观上则必须具备那种那些不同于常人的深刻的悟性素质和力量。阅人无数、历世沧桑，往往能使英雄在复杂混乱、扑朔迷离的现实面前，凭借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天才悟性而明察秋毫、洞悉微妙，牢牢地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如果没有对整个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和规律深刻的领悟，没有对人的生态和心态内在联系深刻的领悟，就不可能造就伟大的自我、伟大的事业。大事业决定于大智慧，大智慧取决于高悟性。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悟就是走向大事业的起点，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悟。

第一节 悟的本质

在现实生活中，悟具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表达一个人的心灵资质是否具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如悟性之高低差异；二是表达一个人对客体本质、理念是否能直观把握的状态，如大彻大悟或执迷不悟。“悟”是中国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的重要概念。中国人执着的体验性的文化特征，决定了只有中国人才能切身地完成对“悟”的诠释说明。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抽象的形而上问题诉诸具体的现实生活之中，在平常的日用伦常之中显现非凡的道理，因而不是追求在语言上推理论证，而是讲究在内在的微观世界上的默契投机，所谓心心相印、心领神会、微言大意、言不尽意。

一、顿悟与渐悟

按禅宗语言哲学的说法，“悟”只能神会而不可言传，“迷人向文字求，悟人向心而觉”，因为它是对理性与感性结合点最高的领会或意会，是使人思维富有创造性和飞跃式的瞬间顿悟状态。禅宗认为，“成佛”“成圣”靠“悟”，但“悟”有“顿悟”“渐悟”之分，禅宗内部各言其好、各执一词。“顿悟”一说认为，理是不可以逻辑分析方法追求的、一切现象背后的最高绝对同一性本体。“去迷断惑”要悟，即通过体会和直观而悟出道理。理既然不可分，所以悟也不能二，客观的理与主观的智必须契合，这就是“顿悟”。与此相反，“渐悟”一说认为，一个人必须经过累世修行和学习存积（诸如出家、坐禅、诵经、礼仪等）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是为“渐悟”。除此之外，禅师还有一种“棒喝”的办法，即对那些既不能“顿悟”又不能“渐悟”的学僧，就要或棒打或口喝或兼而用之，令其返心、促其猛醒、逼其“开悟”。

相比之下，渐悟时间漫长、路程遥远、运行复杂，有的人一辈子“格物致知”也未必“知道”毫毛，悟不出一点门道来（当然，事物的复杂性有时确实需要人必须经历漫长时间去领悟），而顿悟的方法虽然特别，却简单、快速、实用。它虽然不主张用逻辑分析的理性方法追求外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对象化知识、追求超验世界的本体论知识，但它主张用矛盾的语言对话，“问有将无对，问凡以圣对”，力图运用更具严格思辨的语言逻辑工具，去破除它所认为的这种错误思想方法，为了使人在矛盾中打破现实的习惯性执着，不为外物所累。它认为，“佛性”（道理、本质）先天地内在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关键在于能否反迷归极。对于道理或本质的领悟，就在于以一己之身为中心的世俗日常生活之中，言谈举止、进退洒扫、生老病死、耕织收获，都隐藏着人生和世界的真实本质，而无须在生死之外的彼岸世界“远求”，这就是“大乘之悟”。严格地说，这种思想方法是一种行为主义方法，即本质（“道”）存在于行为之中，行为即本质，千万不能把本质看成是与自己行为割裂的、真空的、神秘的存在，继而看成是不可企及、与己无关的玄物。

二、顿悟与“道”

顿悟的思想告诉人们：现象世界是有其先验的本质、规则和秩序的，规律不可抗拒，此即为“道”“本质”或“理念”。凡事物都有其历史延续和前因后果的关系，它是如此这般运行而不是那般那样运作，说明事物本身就有一个抽象的、有序的、最高的本质或理念，而这个特征与人类大脑具有紧密的关系。每个人若是正当、正确地工作和生活，就应该“量化”这种理念或本质，是为自觉“操心”或“用心”。悟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

悟的本质，即在一个人随时随地的行为中直觉到事物的规律；悟的作用，即是一种个人自我拯救、超越和创造的手段。靠外在强制性力量只能使自己变成外在世界的奴隶，走向更深的迷途。只要启动自己的悟性，就有创新和成功的可能性。禅宗讲，一个人只要愿意去悟，就有大彻大悟而肉身成佛的可能，成圣、成佛是对一切人开放的，关键是一个人愿不愿意去学、去悟。禅宗史上有一个关于六祖慧能与神秀的典故。他们都是弘忍法师的同门第子，虽然慧能的学识不及神秀，但他的悟性极高，使弘忍把衣钵授予之。这说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道理不在书本上，不在专家的脑子里，就在每个人的“自觉自悟”之中；生活中并不存在“圣不可学”的神话，不存在永远的圣愚之别，圣愚之别乃在于悟性之差、觉悟的程度。因此，剥离传统悟性之思维神秘性、弱化主体性、抑制理性化、突出伦理性等糟粕，使主体性的整合型认识之整体性、体验性和参与性机制三位一体，就有益于造就自制自律式的独立人格；同时，从纯粹的认识论角度来看，传统的悟性认识无疑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思想精华的源泉。

第二节 东方人的感悟方法与西方人的分析方法

要有效地提高不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同创造力，就必须发掘它们各自适应于、有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因素。近代分析型思维相对于古代的整体性思维就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古代思维的直观性与模糊性，确立了定量分解的精确思维的地位。同样，现代系统思维又是对近代分析思维的革命，它突出了思维的整合性、非线性、有机性和动态性，在人类思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代世界思维方式的主流，是东西方思想的互补性，即东方直觉感悟方法与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形成互补互动的综合性思维方法，悟的方法因而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一、“顿悟”的独特的科学机制

阿基米德瞬间悟出以用浮力原理测量王冠体积和重量、牛顿在苹果从天而降的刹那悟出地球万有引力定律等传奇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倍加推崇。事实上在科学史上，类似这种在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顿悟惊世发现的故事不胜枚举，使得人们对于“顿悟”“灵感”的推崇无以复加，也使它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一直笼罩着强烈的神秘色彩。然而，现在各国科学家研究表明，顿悟有其独特的科学机制，它是人类大脑右半球某一部位的特有思维方式。

科学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与脑电图技术研究对象大脑活动和脑电波的监测显示，顿悟的出现与大脑右半球颞叶中的前上颞脑回区域有密切关系：当研究对象顿悟出答案时，这一区域活动明显增强，并在顿悟前0.3秒左右突然产生出高频率电波；这一脑区会将零碎的信息集中，当所有信息能构成完整答案时，就会下意识地变得活跃，产生瞬间顿悟。虽然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大脑的知识的研究、开发和运用还是非常有限的（只有20%），但有理由相信，如果人类能够有效控制前上颞脑回区域，使之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之中，那么即使普通人也有可能借助顿悟而成为下一个阿基米德或牛顿，大批的阿基米德或牛顿即将诞生。

二、东西方思维方法在神经生理学上的对比

东方世界是个巨大而深邃的客观存在，它并未因物质财富丰硕的西方世界的渗透而消失。相反，它的几千年悠久的精神积淀还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和开发。东方人认为，现象世界“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可以神会，难以实求”。所谓“神会”（或“悟发”）与“实求”（或“信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对同一世界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不能单纯认定孰优孰劣。

神经生理学试验表明，欧美人更具有大脑左半球优势，它集中了思维的抽象形象机构：凡是逻辑、分析、数学和空间等方面的行为皆受左脑控制。欧美人的思维模式，是通过逻辑实证的分析方法，去追求对物质世界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化劳动，这种分析方法就相当于“信解”。与此相反，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更具有右脑优势，它集中了思维的具体形象机构：凡情感、感觉、想象、绘画和语言等行为皆受右脑控制。这种右脑机制就是“悟”的神经生理学基础，而“恍然大悟”正是大脑右半球创造性劳动的成果，这种悟性的直觉方法就相当于“神会”。

三、东西方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

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思维特征与西方人的线性思维不同之处，就是它不像西方人那样通过现象的积累来推论本质，而是通过顿悟，特别善于把握事物客观本质在某一瞬间的显现，擅长对事物整体性的把握。

知识传统中的分析逻辑过程，一般是从感性现象开始，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阶段获得理性认识。与此相对，“悟”实际是一种抑制对象化理性认识活动的直觉和体会活动，是一种只能靠自己摆脱外在物役活动和内在主观偏见的纯精神活动，是一种创造积极性只在内部精神空间展开的自我沉思和觉醒。简单地讲，它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心法”。这说明，中国人不太重视对物质世界的对象化劳动，而更热衷于在个人能具体感受到的日常生活中探索个人内在精神世界。可以看到，由于缺乏科学的推理规则的规范，中国人的推理活动常常是基于直觉内省之上的，即根据人与人、人与宇宙之间某些相似性和相近性来展开推理，“类推”或“类度”的思维就是古代中国逻辑学的方法和依据，所谓“将心比心”“以身度身”。“悟”与这种类推或类度的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三节 悟的方法

悟的方法，就是启动个体的悟性而达到的高度境界和状态，它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生活、自然世界和感性体验之中，否则人就会如坠云中雾里，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正确使用悟性的结果。悟的方法论具有三个基础：一是实践的基础。意义理论陈述认为，一个事物之所以有意义，在于“怎样”使用它，而不要追问“为什么”这类问题，悟的方法总是与行为主义相联系的。二是条件的基础。一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对象总是有条件和前提的，总是在某一个有限系统中具有使用价值和意义，把一种方法绝对化、无限化无疑是错误的，也极具害处。任何一种存在（现象）都有其存在的方式、理由和依据，不能用一种方式去否定另一种方式的存在合理性。三是相似的基础。规律是事物重复的联系。世界上除了对立性和同一性之外，还存在着相似性或相近性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是悟的方法得以合理运用的主要基础。

一、从自身经历中渐悟

自身经历是直接的、感性的知识形式。每一个人的自身经历都是一本感性的书卷，或平凡或伟大，其中都蕴藏着一些人生的真谛，自身经历的潜移默化和学习积累，可以使人在某一瞬间悟出真理，这就是一种“渐悟”的过程，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孔子所谓“士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就是他对人生经历之“道”渐悟的描述。

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和思想的基础，具有生动、活泼、具体、丰富等特点。一个人从其孩提时代开始，社会的本质、人生的真谛就会随着其社会活动内容的丰富、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显现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句话从老人口中说出的与从一个儿童口中说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阅历本身就是真理本质的外在显现形式，每一个人的自身经历可能都会不同，因而客观上使人觉悟的程度也会不同，一帆风顺、屡走鸿运的人可能悟性迟钝、反应能力较慢；见多识广、历尽沧桑、坎坷不平、备受磨难的人可能悟性活跃、应变能力较快，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越全面、感觉经验积累得越丰富，就越有可能迅速领悟和洞察到生活、事物的本质，思想认识就越有可能越符合实际。特别是在危急关头、突发事件面前，凭着这种感觉经验的敏锐性和灵活性，往往能使一个人判断准确、安渡难关。这就需要个人具有高度的觉悟能力，就需要人手勤脚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久而久之，就会驾轻就熟、熟能生巧。相反，如果脱离现实情况，缺乏实际经验，往往会酿成“纸上谈兵”的悲剧。但是，悟出道理、参透人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人对于自身经历中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就屡犯不改、执迷不悟。虽然悟性是每一个人固有的禀赋资质而并非天才、哲人的专利，但能否“用心”去悟并使之成为一种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所谓“先见之明”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相反它产生于由丰富的经验、巧合的机遇、无意的注视、意外的交谈、偶然的沉思、事业的转换和未竟的抱负等所构成的沃土之中，甚至往往在巨大而沉痛的悲剧体验中反过来才幡然醒悟、恍然大悟。

二、从直觉联想中顿悟

从直觉联想中顿悟，是当下的、迅速的知识形式，是获得知识、真理的捷径。直觉体验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潜在力量和“第六感觉”，由此形成所谓“顿悟”。它们有时看似荒唐离奇、形同虚无缥缈，但确实往往以飞跃式、爆发式迸发出本质性的思想。古今中外举凡大的思想和战略，都具有基于科学推论之上的、对不同思想进行重组整合的非凡想象力，很多边缘学科的意想不到的创见，常常正是由奇妙的联想引申而来。

“顿悟”并非人生而有之，也并不只是天才独有独能的，它不过是无数次“渐悟”的积累形成质变的思想突破，但没有高度的锤炼和修养，也不可能出现“顿悟”那种神奇的效果。阿基米德能在跳进浴缸溢水的瞬间悟出可以用浮力原理测量王冠体积和重量的方法；牛顿能从一颗苹果从天而降、落在脚下的平凡事件中悟出地球万有引力定律；魏格纳能在查阅地图时偶然从大西洋西岸轮廓的相似性而悟出“大陆漂移说”；凯库勒在睡觉中梦到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从而凭直觉悟性理解了苯分子的环状结构；现代汽车工业之父福特能从肉类工厂割肉工人的工序中首创世界第一条流水作业装配线。这一切，都是在长期的、艰苦的积累中充分利用了灵感悟性的力量，长久苦思冥想、反复琢磨斟酌才导致瞬间茅塞顿开、汹涌喷发，所谓“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定律，只有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和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悟性。因此，从特殊到一般的道路是直觉性的，从一般到特殊的道路则是逻辑性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结构有感受区、储存区、判断区和想象区。如果一个人能够从繁重的记忆性脑力劳动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多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就可能有所创新。“发散—集中思维”是基本的创造性思维方法，不仅要求以逻辑思维来分析、研究问题，而且要求善于运用想象、联想、直觉、灵感、逆向思维、侧向思维等非理性形式，进行全方位、多数量的整合创新活动，实现创造性由量的积聚到质的飞跃的关键环节。所以，天才的秘密，就在于其在开动左脑进行逻辑分析、区分的同时，还启动右脑直觉地抓住问题的全部，形成联想和进行选择。种种事实说明，悟之从可能变为现实，也在于对那些直接显现本质的现象的直观把握。

三、从自然现象中仿悟

自然世界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奥秘，一个用心生活的人总是能够善于从万物生息中领悟到深刻的真理。人类智能进化的代价是部分器官功能的退化，但动物和植物在长期物竞天择的竞争中却逐渐保留着这些功能，表现出大量的高超、卓越的自我保护、捕猎食物、适应环境的本能智慧。人类的很多智慧，都来源于对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相似性现象的巨大觉悟，通过人类的创造性劳动产生了可以与大自然媲美的力量。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所有生命都结伴同行。就个体生命力而言，人类只能算中等水平。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世界中，越是强大的生命，越卓尔不群和孤傲冷峻，相互之间越克制忍让和和睦相处；越是弱小的生命越呼朋唤友，相互间之越相依为命。这种合理而严格的生存秩序，都是不同的生存智慧和能力，或强大或弱小，都是相对的，狮子与蝼蚁也是相对的。人类的行为也是如此。仿生学得以出现并广泛应用于科技、军事和外交，人类对动植物器官功能和生存方式的感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它明显增强了人类了解、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事实上，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科学探索，往往就是从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直觉性开始的。人们就是在大自然的动物、植物或人与之某些方面的同一性和相似性基础上，得到了无数神奇的灵感，悟出了大量的新发现、新方法，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如锯是从尖赤植物中感悟的，飞机是从飞鸟中感悟的，形意拳是从动物搏斗中感悟的，网及其现代网络化概念源于对蜘蛛编网的感悟。诸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金蝉脱壳”“打草惊蛇”“顺手牵羊”“敲山震虎”“狐假虎威”“狡兔三窟”等中国古代大量的仿生类谋略，大多与对动物的自然本能的领悟有关。在现代科技上，著名的“技术是人体的延伸”的“器官外化”理论，也正是通过对人的手臂与工具之间相似性的领悟得以实现的。因此，随着对自然世界的科学探索的深入，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感悟而诞生的发现或发明，也必将具有越来越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四、从社会现象中求悟

在社会生活中，悟的方法最具有现实性。人的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是一种普遍联系、互动频繁的关系网络，每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因其在社会结构网络的不同位置而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他必然直接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打交道。因此，生活之树常青。大量的生活现象、劳动实践要远比整齐划一的逻辑框架丰富得多，这是抽象的逻辑方法所无法分析和明晰的，从社会现象中求悟，可以使人获得大量的间接知识。

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在清晰的、抽象的、自觉的思想思辨中生活的，而是在绵延的、模糊的、具体的感受体验中生活的，换句话说，大家大多生活在日常习惯之中，所谓习惯者，人“习”之以为“常”也。由于各种文化对“人”设计的差异性，导致对人的认识往往产生种种障碍和错误，原因在于我们对人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缺乏理解和洞察。任何一种单一的思想方法都是片面的，用思想裁剪生活，无疑会产生感觉与思想、生活与逻辑的错位，甚至会受到磅礴的生活和人性的洪流的严厉惩罚，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阴差阳错、南辕北辙的原因，这就叫作“错觉”。小动作往往透露大信息，小事件常常隐藏大问题，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深奥的，最熟悉的往往是最陌生的，初生的婴儿往往就是这样，可是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正能知道他们那些简单行为下的真实意义呢（道家把“婴儿”当作“道”的实体体现，似乎道理也在此）？生活是个大舞台，而出色的演员只是理解躯体语言、潜意识流的艺术家。中国人讲究“心领神会”，生活中人的语言行为、躯体姿态、潜意识流、感觉交流等现象，甚至是交往对象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手势、一个暗示等，既是内涵上极丰富的，也是大范围极紊乱的，尤其在以右脑优势为导向的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更具有这些微观的非理性活动特征。但是，再紊乱的社会现象也有秩序，洞察这些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内容必然需要也必须具有高度综合的悟性，必须首先深刻洞察和敏锐顿悟人的文化背景及其积淀的日常习惯，乃至需要具有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能力和素质。如果人们对“悟”这种思想方法加以条件限制，那么它依然具有客观的合理性：在每时每刻的行为中，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用心”去体会或直观这些已先验存的本质，经常变换角色、设身处地从对象的角度、立场来领悟对象。

五、从历史经验中觉悟

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也是值得总结的，更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的方法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间接经验的反思方法。从历史经验中觉悟，就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反思，总结历史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做到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继往开来。因此，只有继承历史才有可能超越历史，才能获得真知灼见、先见之明，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历史经验中觉悟具有自身优势。经验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凡是真实和有效的知识，必定是人在现实世界中为感官所能感知的，但其缺点正是它满足、停滞于知觉的阶段，满足于一孔之见、一得之功，从而形成人人耳熟能详、道听途说的常识，而常识又常常是充满谬误的，仅仅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智慧需要。如果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就永远会停滞在“火花”“灵感”“杂想”等思想碎片的阶段上。因此，一切从自己体验或阅历的原始状态开始固然重要，但学习、总结与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却来得更直接、更快捷、更有效，因而代价也更小。人类历史进程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漫长发展过程，本身就隐藏着历史辩证法的规律性，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智慧，因而历史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逆转的宝贵资源。“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历史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连续性、承继性、重复性和相似性，特别是出现“历史的反复”的时候，更体现了掌握历史智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习历史、特别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历史，是打开全部社会史迷宫大门的金钥匙。古往今来，无论在哪个领域里有所作为的人，都能从历史深厚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把学习历史当成不可或缺的一课。如果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么读史更是如此。一个人越博学，其思维活动就越活跃，其思维的联系触角就越多，因而就越容易在不同的知识和学科之间产生丰富的联系，就越能产生边际创新，创造力就越能发挥。同时，一种思想如果要取得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规模，就必须将巨大而宏伟的历史感作为其思维方式的基础，为严格的逻辑方法提供一个出发点，使思想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紧密有机的结合。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历史上的失败教训，尤其重要。“愚蠢就是对错误的重复。”历史第一次出现如果是悲剧，那第二次出现就是闹剧，重复历史的错误才是真正的愚蠢，避免重复同样或相似的历史错误才是真正的聪明，所谓“历史使人明智”。如果一个人不注意从历史经验学习、总结和觉悟，那么他的思想和智慧就没有历史的深度和高度，就不可能在继承历史经验和接受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综上所述，从自身经历中惭悟，从直觉体验中顿悟，从自然现象中仿悟，从社会现象中求悟，从历史经验中觉悟，是悟的主要方法。客观地说，悟的方法仅仅是获得真理和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而不是全部途径，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因此，要正确使用悟的方法，必须基于感性与理性融会贯通、综合运用之上，才能全面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

第四节 悟与天才

“天才”“天才论”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的现象。研究表明，在人类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有资格称之为“天才”的不足400人，平均每十年才出一个“天才”。牛顿被称为“不是神童的天才”，莎士比亚被称为“无学历的天才”，陀恩妥耶夫斯基被称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的“残酷的天才”，贝多芬被称为“与命运抗争的天才明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被誉为“现代化组织天才”，等等。大量的事实证明，所谓“天才”是由大脑的构造、后天的劳动、社会的需要、机遇的提供等因素综合造就的产物，或者说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人的核心竞争优势和能力，使他们具有了难以模仿、难以替代、难以再生的特质，并在历史和社会的舞台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产生不朽的影响。

人类社会虽然没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但确实存在着脑力或体能超常的各种天才人物，他们确实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资禀赋。如果他们的天才潜能能够得到正常的发挥，不被社会环境窒息而自生自灭的话，就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这个结论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加拿大科学家通过对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的大脑的研究，发现其大脑在两方面与常人显著不同：首先是其大脑左右半球的顶下叶左右宽度超过常人15%左右，这个区域对人类视觉空间的认知思考、三维空间的理念表达和数理逻辑的运用起着重要的作用，该区域的异常发达可以解释为什么爱因斯坦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其次是他的大脑缺少常人大脑中的一种典型的、横贯于顶下叶区的皱沟，因而导致位于顶下叶区的神经细胞之间更容易建立起沟通联系，使思维更加活跃。因此，就人而言，人的智力高下与大脑的大小和重量并无明显关系，反而与其大脑作用相关脑区在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沟通紧密相关。因此，没有与众不同、超乎寻常的天资禀赋，一个人成为“天才”的可能性很小。

不同凡响的悟性是这种天资禀赋的重要体现。“天才”作为人才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在创造性这一特殊领域表现出最领先的可能性。可以说，创造性是“天才”的本质属性和核心部分，往往表现在“天才”的直觉、悟性、想象、激情等精神活动上。事实证明，这些令人神往的直觉、悟性、想象、热情等精神活动，本身就是创造能力的基本要素，它们为大脑的创造活动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稀有的信息，建构了事物之间难以发现的深刻联系，哲学家詹姆斯指出：“所谓天才，仅是以非习惯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天才，就是瞬间综合所有才能于一体而洞察和预见事物本质的顿悟式才华。许多“天才”都是在领悟了某些神奇力量闯入了意识，或者达到了一种大脑“无意识的”“被占有的”类似病态的状态时，开始了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爱因斯坦说过一个深刻的道理：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就是因少了这一点灵感而功亏一篑的。什么是灵感？灵感就是“顿悟”之光的刹那闪现和迸发，从这个角度说，正是悟性造就了天才。

当然，与众不同的天资禀赋是形成“天才”的一种必要的生理条件，它本身还不能形成“天才”，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现实性。对于同一时代的正常人而言，这种原始的生理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因此，“天才”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还需要超过常人的后天劳动、生逢其时的社会需要，超人一等的机遇把握能力等内外诸种因素。

恩格斯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只有后天不断的辛勤劳动，才不仅可能弥补先天的平常智力，而且能将“天资禀赋”等潜质充分发挥出来，使人能将生理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才能和成就。如果不注意对自己这些能力和方法进行后天的积极培训和勤奋努力，一个人天资再高、潜质再深、悟性再强，很可能仍然是一个平庸之辈，甚至产生“江郎才尽”式的悲剧。所以，所谓“天才”，就是与同时代人相比，在理想上更能具有崇高的抱负和追求、在思想上更能正确认识和思维、在意志上更能承受困难和痛苦、在实践上更能付出劳动和代价的人，因而他的能力和成就才有超出同时代人的平均水平的可能。另外，“天才”既受之于天，又受制于人。天资禀赋等“天才”的内在根据必然受到一定的外在因素的制约，生逢其时的社会需要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一定的社会需要决定着人的发展的实现程度，尽管一个人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超越其他人发展的平均水平。但“时势造英雄”，所谓“天才”是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纯粹是一个偶然现象，即使没有这个人出现，也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所以说社会需要是“天才”出现的必然因素。但之所以在相同的社会需要面前成为“天才”的是此人而非彼人，正是因为作为偶然因素的此人的个人条件（如天资禀赋、后天努力等）成了必然因素。相反，社会环境并不总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天才”的造就还要取决于历史提供的条件。如果不是在20世纪初天文学和力学等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相对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逃出了德国并免遭纳粹的迫害，也就产生不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因而涌现出了在思维能力、才艺学识、创作热情和个性特征等方面具有天才的大量的人才。机遇也是决定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关键。组织的提拔、领导的赏识、人际的机缘，这些看似具有偶然性、实际上受到隐蔽的必然性支配的因素，都属于机遇的范畴。机会本身的成本或代价就是很高的，所以人们往往会说机遇是“千载难逢”“天赐良机”等。一帆风顺、少年得志的人才和天才毕竟凤毛麟角。为什么说“大器晚成”？因为命运和机遇对天才人物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很多“天才”人物，例如牛顿、爱迪生、高斯、爱因斯坦、达尔文等人，在儿童和青年时代都曾被人视为“白痴”“蠢货”“低能”“迟钝”。但也正是命运乖戾、时运不济，才更加激励这些具有“天才”潜质的人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所以，一个人就是再有“卓尔不群”的能耐，但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需要、没有当时社会提供给特别的机遇，他也会一事无成、无所作为，也可能是落得个令人叹息的结局。

毫无疑问，“群众创造历史”抑或“天才创造历史”，都是偏颇的。列宁指出，千百万人的智慧所创造出的东西，比一个最伟大的天才的预见，要高超得多。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所谓“无名小卒”“凡夫俗子”的奉献精神，才奠定了那些留名青史的所谓“盖世英雄”“旷世奇才”的辉煌事业的坚实基础。尽管“天才”并没有什么神乎其神之处，但是“天才”的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得承认确实是“聪慧过人”“与众不同”的。过去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集思广益”的结果反而更“臭”，连半个诸葛亮也顶不上，所以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不无道理。著名的“80/20法则”，也揭示了“关键的少数”之中的“天才”的作用。

第五节 悟与“化境”

大千世界是由千变万化的无数联系构成的，要发现、把握和驾驭这些联系就必须首先基于思想上的认识，尤其是高度的悟性能力。所谓巨人就是能小中悟大、大彻大悟和融会贯通的人，就是能在不断自悟和觉悟中超越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常识、知识、智慧是人寻求创新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捷径，感悟力越强，创造力就越多；社会联系越多、越大，越需要大彻大悟。只有以不断超越的动态目的意向性对待和征服世界，才能有日日新、月月新和年年新。“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化境”，就是通过“闻道”“悟道”来通彻人生的真谛，进而达到人的觉悟的最高境界，即克服了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手段与目的、必然与自由之间矛盾而达到的同一性境界，从而把世俗的一切有限事物清晰而深刻观照在自我的思想明镜上。可见，“悟”与“化”是不可分割的。

“化”在中国古代智慧中已有所体现，古人说“圣人”就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至人”，可见“化”在中国古代智慧中的位置。所谓“化”，一是指一种事物生生不息的孕育和生长过程，例如“化”的原始语义就是“生”；二是指一种事物内在矛盾的转化过程或变化趋势或融化结果，诸如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等化学运动形式；三是指一种事物集合变化、转化、融化等若干方式而形成的同一性的整合状态和依存状态，诸如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理论化等人类主观作用。可见，“化”不仅是事物存在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是人类活动的主观表现形式之一。善于“化”，往往能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不善于“化”，则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将一切有利的、优势的因素转眼间化为乌有。因此，善于克服矛盾、化解矛盾、转化矛盾，正是“化”的重要内涵，也正是一个人、一个组织智慧高低的真正体现。

“化”是“悟”的最高境界，“悟”是“化”的真正起点。“悟”的程度有高低、深浅之分，并非所有的人都会达到一“悟”即“化”，乃至出神入化（神化）的境界，古人所谓“未动时惊天动地，已动时寂天寞地”的境界，并非一般的“悟”所能达致。悟的规模越大、层次越深，人的思想就越能转化和进化，持续的转化和进化就越能达到“化境”。大彻大悟和融会贯通是“化境”的突出表现之一。人的本质是自觉地思想和自由地劳动，从而在不断追求卓越的创新中显现人本质力量的强大和丰富，显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在思想上没有克服必然性而达到自由性，一个人就不可能获得全面的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悟”与“化”达到了同一。同时，悟是实现超越、达到“化境”的真正起点。没有“悟”也就谈不上“化”，要“化”首先要“悟”；“悟”而不“化”，说明“悟”的用心程度不够。悟作为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正是通过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经验积累，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实现一种在临界点上“化”的创新，所谓“不积江河，无以成大海；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任何人只要用心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就能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领悟高明的道理。禅宗向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之说，即要求人从“本心”出发，以心性空灵澄澈时的直觉体验，视是非曲直、风雨晦明、沧海桑田为混沌一片，追求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感悟宇宙与人生的合一。

“化”是“悟”的内在实质，“悟”是“化”的发生机制。“悟”的内核是“化”，“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持续积累的过程，即“内化”与“外化”交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演变过程。“内化”固然是“化”的依据，但“外化”也是“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些人一辈子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地“格物致知”，但也未曾思想开化，而一朝一夕得到高人“点化”，则变得茅塞顿开。因此，要最终实现自我整合的优化，就必须既不断地内化、自化自己的心智，也不断地消化、融化别人的成果。正是通过“化”的内外双修，“悟”的形式才具有了实质性的内涵，从而使“化”与“悟”相得益彰。同时，悟是实现超越、达到“化境”的自我武器。禅宗六祖说：“迷时师度，悟时自度。”这句话告诉人们，“师度”“点化”固然重要，必要时甚至可以“棒喝”，但“自度”“自化”才是最为关键的。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桩桩件件的大事小事、繁事琐事，怎么可能时时处处都寻师问友，谁又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得了别人的良师益友？靠别人外在的督促驱动、指点迷津，虽有必要，但不是一种超越的行为，而是一种他制他律式的“奴隶”人格，是一种甘心于平面生活的落后习惯。因此，解放自己的最终拯救手段，不是别人，而是一个“我”字，要靠自己用心去悟而“自度”、“自化”。总是把自己的各种失败后果，把自己思维上的有限和行动上的低能，全部归咎于现实环境的障碍，甚至归咎于其他人，是人们在思维上的一种怪圈。破除这种陈旧习惯的有力武器，就是反省自悟，使悟性就像会倾听和欣赏音乐的耳朵一样，不断地自我训练，持续地陶冶修养。

“化”是“悟”的衡量标准，“悟”是“化”的必要前提。“化”是“悟”的一种质变，有的人是努力去“悟”了，但仍是稀里糊涂、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只能说明“悟”的程度不够。因此，“悟”的程度和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能否转化，即一种陈旧的思想是否转化为先进的思想，这种先进的思想是否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这种具体的实践是否转化为有益的结果。现象世界的先验本质、规律、规则和秩序（“道”或“理念”），都有一个不断异化、外化、分化、变化为多种具体形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转化过程。因此，一个人智慧的最高境界（“化境”），就是在顺境中善于量化思想，把一种抽象的观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化理想为现实；同时在逆境中善于发现关键矛盾、化解主要矛盾，将对立面性因素转化为同一性因素，化不利为有利。观念僵化、思想固化，是头脑封闭的落后表现；食古不化、顽固不化，是拒绝进步的陈旧表现。究其根本，是因为在大脑中盘踞着某种习惯性的执着，使人变得夜郎自大、井蛙观天、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促使人变得排斥异己、踌躇满志、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最后必然为磅礴的历史潮流所抛弃。可见，只有实现思想和现实的转化，实现“自化”与“化人”的转化，“悟”才是有效的，否则只是事倍功半、一事无成。同时，悟是实现超越、达到“化境”的必要素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像诸葛亮那样变成智者的化身，但是人生最可怕的现象莫过于无知无觉或麻木不仁，莫过于自愿丢弃悟性这种极其高贵的品质和极其重要的智力。有的人往往被批评为悟性太差而形同“对牛弹琴”“朽木不可雕也”，实际上并不是指人没有悟性，而是指其在长期懒怠散漫和漫不经心的各种习惯中，悟性变得迟钝和麻木。相反，有些人由于养成了动脑子的习惯，始终使大脑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积极活跃的状态，就变得心有灵犀一点通，甚至触类旁通、一通百通、无师自通、融会贯通，就变得思如泉涌、内秀外慧，这就是所谓的“神悟”，即一种“化”的自由和圆满。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沉睡着的伟人”，关键是能否唤醒那沉睡着的悟性，实现悟性的化境，使自己能够平衡身心统一、恢复人格完整、增长自我意识，使自我的本质力量变得日益强大起来。

毛泽东指出：“我们教育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转化人的思想。”个体的“悟”与“化”，对于组织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向明确、发展有序的组织，虽然不是方方面面“大一统”的组织，但本质上是在其重要方面高度同化的组织，同样需要具有高度悟性、趋于“化境”的主体，这也是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乌合之众，正是由“化外之人”组成的松散集体，没有思想转化、组织转化、力量转化的主体，怎能构成一个无往而不胜的智慧之师？可见，这不仅是个人的事业，而且也是组织的事业。这就需要在组织中先知带动后知，先觉启发后觉，针对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循循善诱，唤醒和激发埋藏在每个人大脑深处、被弱化钝化的悟性潜能，从而整合、凝聚、形成高度的悟性力量，不断善于化解矛盾、转化力量，从而实现组织的总体目标。人人去自悟，就等于造就了一个不断动态超越、持续追求卓越的组织。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正确的觉悟能造成物质世界的巨大超越。

一个人如果能够实现大彻大悟而达到心如明镜的境界（“化境”），那么他就具备了在实践中进行独立地自我调整的能力，就具备了在思想明镜上把世间万事万物都放在其应有位置上，进而对其重新组合构造的能力，进而能够使自己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交接点上，能够有勇气面对困难，永远带着开朗乐观情绪面对明天，迎接挑战，在战胜自我中去享受接受挑战、战胜困难的欢乐，把最大的幸福献给国家、民族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