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01年，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他在1902年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启超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他在该文中，针对“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后直至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写道：“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6]至此，“中华民族”概念正式形成，具有了现代的意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清末屡遭外辱，国势衰弱有关。梁启超在思考中国积弱的渊源时写道：中国之弱小是由于国人没有“国”之“理想”。想要救中国，必须从“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这四方面做工作。[7]“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提出，即是这方面的具体工作之一。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革命性创造。他强调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理论一经提出，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不少报刊就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杨度（1875—1932）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他认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将其看作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就超越了民族的血统意识，显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族”一词逐渐普及，研究者日渐增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著述中广泛使用。

论及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时，以下两点首先需要明确：其一，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存在的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致的。其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致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和魂，深深植入在中华文明中。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离开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的民族精神，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国内学术界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夏至秦汉，为汉民族形成以前时期；秦汉至清，为汉族形成至中华民族形成时期；清朝至今，为中华民族形成以后时期。这样一个基于实证研究结果的认识，有助于从事实出发认识和分析中华民族精神的起源。中华民族的起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是中华民族精神起源的基础和前提。秦的统一，南北民族大融合，为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现实的基础。秦汉时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后，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辽、金、元和清代的三次民族大融合，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中华民族的先民，经历了四次民族大融合，造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大交融，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这次民族大融合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出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峰的盛唐王朝。辽金元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三朝都不同程度地行汉法、遵儒学，各族民众书同文、车同轨，互相熏染，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清王朝“将蒙古、西藏、新疆纳入清朝有效统治之下。清康熙废长城而不修……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流动大规模进行，我国历史上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完成”。[8]这种说法，在表述上与前者似有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并不矛盾。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华大地上的民族融合是双向的，但占压倒优势的是各兄弟民族融入汉族，以至在今天的中华民族中，汉族占近92%，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如果说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还只是初露文明的曙光，只能算是中华文明的前奏，那么夏代就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商周便是中华文明第一次走向繁荣的时期”[9]。基于这样的认识，可得出中华民族精神是从夏代华夏民族形成开始的。不能肤浅地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后，才开始形成。在梁启超之前没有人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并不等于在他之前，就不存在“中华民族”这一客观事实。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同时每个民族又都是多元民族中的一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交往是他们生存的方式之一。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是多民族（或族群）聚合、交融，直至成为一体的过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对此有具体阐释，他说：“假如我们把现代中国人当成一个像有机化合物一样由多种不同成分组成的庞大单位，并像一位化学家那样对进入其构成的各种元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至少有10种成分是我们能够区分出来的。他们是：（1）黄帝的后代；（2）匈奴族；（3）羌族；（4）鲜卑族；（5）契丹族；（6）女真族；（蒙古族）；（8）讲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9）（讲掸语的民族）；（10）讲孟—高棉语族语言的民族。”除以上之外，还有戎人、突厥人、尼格里陀人等。[10]上述论述，写在李济1920年至192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正式出版）中，距今已90多年了。尽管在这期间，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论述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使人们认识到，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做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正是这样，“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的各族人民，统称中华民族。……民族，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群共同体”。[11]总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2]人们在论及中华民族时，从不曾忘记它悠久深邃的历史渊源。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时代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华各族人民生活方式、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浓缩。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渐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最初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民族的选择。那种以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为名，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断裂”和“变异”的观点，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事实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升华。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内容熔铸其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例如儒家思想中“和”的精神：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仁”的精神：宽容爱人，从个人的修养引申到对家庭、社会、国家的仁爱和忠诚。“礼”的精神：“礼”是“仁”的外在体现，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3]大同精神：天下为公，追求大同理想社会。自强不息的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4]，不畏强暴，视死如归。

除儒家思想外，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墨家的“兼爱”精神、“交相利”精神等。所谓“兼爱”，强调“爱人如爱己”“爱无差”等博爱胸怀，这比儒家“尊贤有等”“亲亲有别”的“仁爱”，显然更胜一筹。墨家还认为，社会上出现的动乱，表明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的“不相爱”现象。因此，要消除社会动乱就要解决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相爱”，而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自身”。这样，“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15]，社会即可安定。与“兼爱”相联系的是“交相利”思想。所谓“交相利”，就是双方在“交往中”，彼此都获得利益，亦即“双赢”。墨子（约前480—前420）认为：“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16]墨家主张通过“兼爱”和“交相利”以解决各种尖锐的对立，既包括人与人之间，也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实现和平交往、互利互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包含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长期以来，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希望所在。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追求“和为贵”，追求天人之和、身心之和、人伦之和、社会秩序之和，以及协和万邦、永世和平。勤劳勇敢、坚忍不拔、奋发图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优秀传统，贯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着的精神动力。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传统，“爱国乃天下之盛事大业”的观念深入人心。爱国主义是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是中华民族精神最稳定的文化基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舍身为国者荣，卖国求荣者耻，一直是中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从实践中得出了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的结论。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依然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就是因为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不断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形成了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的精神支柱。在外敌入侵的民族危亡生死关头，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前仆后继，同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民族精神转化为全民族的自强心和自豪感，成为凝聚人民力量，克敌制胜的法宝。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我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爱国主义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和民族英雄，以崇高的爱国情怀，铸造了中华民族之魂，谱写了古代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对内反对封建统治者和买办官僚资本，开展民主革命。推进这种爱国主义运动的社会力量是农民、工人和新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林则徐（1785—1850）虎门销烟，关天培（1781—1841）等一批爱国将领为国捐躯，以孙中山（1866—1925）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爱国者发动辛亥革命，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他们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首先是一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弘扬中国民族精神是其自觉的行动。例如，1904年，陈独秀（1880—1942）针对沙俄等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强盗行径写道：“唉嗟，这是怎么好呢？我们中国人，又要做洋人的百姓了呵！”“俄国无缘无故地占人家的土地，实在无理的很，以为这回中国一定要和俄国打战了。哪晓得中国官，最怕俄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占了奉天，哪敢道半个不字。”这样，其他列强认为，与其中国这个“肥羊”“让俄国独得，不如趁早我们也都来分一点儿罢。……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瓜分中国’”。陈独秀指出：当时的中国，“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17]，因此中国人民要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使国富兵强，这样就不怕洋人敢来欺负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将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拓展了民族精神的内涵，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显现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