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理解:西方诠释学演进逻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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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诠释学方法溯源

无论对现代诠释学概念的溯源采用哪种考证进路,目前哲学理论界普遍承认的观点是“诠释学是一种诠释的艺术或理论,以及从关注理解问题开始而形成的一种哲学”[17]。从这个意义来说,对于诠释学方法的溯源,我们需要回溯到古希腊哲学的起点,在人们关注理解问题的哲学运思中,探索诠释学方法的原初构型。无论是巴门尼德对于“存在”与“存在者”的二元区分,还是柏拉图基于“理念论”的世界二重化设定,都反映出古希腊哲学运思中理解问题关注的焦点并不仅仅是经验世界的表象,还包括了表象背后隐含真理的揭示。这种运思在诠释方法的原初构建中体现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两种诠释方法之间既对立又相互纠缠的关系之中。首先两种诠释方法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历史语法的方法关注的是语言的字面意义,隐喻诠释方法关注的是语言文字背后隐含的意义。古希腊哲学对于语言的多维度关注,使以语言为中介的两种诠释方法获得理论构建的原初动力,也为此后的诠释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与语法诠释方法关注语言的字面意义,其理论依据是语言具有客观性和共同性,而古希腊哲学对于语言共同性的关注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Peri hermeneias)就已经开始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通过约定俗成所具有的意义来自于一种习惯,这种意义一经确定,就具有了普遍的可理解性。[18]同时,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于陈述句逻辑结构的研究,以及对于言语、文字和思想关系的探讨,加深了理性方法中认知意义的成分。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为了探寻政治家的定义,将感官可见之事物与感官不可见之事物进行了划分,并将这种分离所导致的连接之路径诉诸一种理性的方法,即将理解不可见事物的路径确定为一种理性的方法。[19]从这个意义来看,历史与语法诠释方法对于字面意义理解的前提是人在理性地参与,在理性的观照下,语言意义的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意义之共同性才能够得到把握。

隐喻解释关注语言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古希腊哲学对于文字背后所具有的陌生化意义的观照,在柏拉图的《依庇诺米篇》中诠释学与神意的关联阐述中得到了彰显,柏拉图也被看作是首位将诠释学与特殊技艺关联阐释的学者[20]。在这里,诠释学被视为一种与占卜相关之技艺,同时也是“一种传达神的旨意的技艺”[21],从而使诠释学在哲学运思的观照下,一开始就与神话精神的传递具有了关联性。正如伽达默尔所陈述的那样,“首先是在柏拉图的《依庇诺米篇》中引人注目地产生了诠释学这一词语。根据其和占卜术的类似关系,我们无法怀疑,这里涉及的是真正的语言用法。这一语词指的是和神的交往,这种交往并非十分容易,因为不依靠技艺,就很难明了神的暗示的意义”[22],这种诠释的技艺在他看来能够使我们理解本来对我们未曾开放的陌生意义[23]。因为诠释之技艺的参与,那些文字背后所蕴含的陌生化的意义得以向人们敞开,从而使诠释学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去蔽的内涵,即打破语言字面意义的遮盖,解释语言背后精神意义的内涵。这种精神意义在古典文献的考证中被视为蕴含在文本之中的古典意义,在柏拉图的哲学运思中被视为神意的彰显,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意义还具有源于人的心灵的属人内涵。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意义的产生源于人的心灵经验,从而使诠释方法的关注点从言语拓展到人的心灵。因为言语是心灵的符号,而文字表达言语,言语的意义并不是产生于表示语言的符号,而是源于人们的心灵。[24]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诠释方法,意义的获取都不能离开人的心灵经验。从这种意义来说,关注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就是追问人的心灵经验,其核心要素是人对于意义产生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那么隐喻诠释方法的指向不是文字的背后,而是人的心灵。隐喻诠释方法在哲学运思的观照下所具有的对于人的心灵经验的指向性使诠释方法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属人的内涵,伴随着文艺复兴所引发的人文主义思想,诠释学开始从对于文本意义的追溯转向人的整体生命显现的理解。


[1]本书中对于希腊文动词ερμηνευειν(诠释)及其相关派生词汇的注解,在本书中均采用拉丁文字母拼写。

[2]参见Jean Grondin,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1;洪汉鼎:《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下),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4页。

[4][古希腊]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四卷《依庇诺米篇》,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5]Richard Palmer,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DiltheyHeideggerand Gadame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p.9.

[6]Hasso Jaeger,“Studien zur Frühgeschichte der Hermeneutik”,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Vol.18,1974,pp.35-84.

[7]由于希腊文的字母与当代西方同形的大部分语言不同,为了在论述的过程中能够更清楚地展现不同词形之间的词义变化,所以文中对于希腊文的动词也采用拉丁字母的对应写法。

[8][德] 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4页。

[9]Jean Grondin,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1,p.36.

[10]Richard Palmer,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Heidegger,and Gadame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p.105.

[11]Neal Ward Gilbert,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etho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p.39.

[12]Böhl Meinrad,Reinhard Wolfgang and Walter Peter,HermeneutikDie Geschichte der abendländischen Textauslegun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Wien, Köln,Weimar:Böhlau Verlag,2013,p.26.

[13][英] 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14]Β. 斯特万、王炳文:《解释学的两个来源》,《世界哲学》1990 年第3期。

[15]Hans-Georg Gadamer,HermeneutikⅡWahrheit und Methode-ErgänzungenRegister,Tübingen:Mohr Siebeck,1993,p.117.

[16]Peter Szondi,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14.

[17]Audi Robert,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37.

[18][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

[19][古希腊]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政治家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20]潘德荣:《从神迹到智慧——诠释学探源》,《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第42—50页。

[21][古希腊]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四卷《依庇诺米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2][德] 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4页。

[23][德] 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5页。

[24][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