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村商品关系的扩展：农资市场的变迁

本章首先以国家统计数据为基础，呈现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商品关系在农村的扩展情况，主要从农村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两个角度展开。在此背景下，以中国农资市场的变迁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的农业转型，讨论在大规模土地流转开始之前，资本如何通过农资生产、流通渗入农业生产。本章将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资生产和流通的特点，考察在集体化时期的制度遗产下，中国农资市场的变迁过程及其机制，并讨论农业小生产者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被形塑。本章是后续章节的总体背景，可以为理解资本下乡的原因提供一些间接的线索。

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甚至超过了美国，农产品进口量快速增加[1]，已经日益引发关注。在农业生产成本中上升最快的是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其中人工成本的主要部分是家庭用工折价，此折价是以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标准计算的。随着城市用工成本的上升，这一价格也反映到农业成本中；土地成本的主要部分则是自营地折租，也就是土地的机会成本。这两项成本的上升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密切的关联。然而，即便不考虑土地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以化肥、农药、种子、机械化服务费为主体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也正以不可忽视的速度增长着。从统计数据上看，从2006年到2015年，三大主粮生产成本中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均增长了近1倍，其中水稻增长了87.6%，小麦增长了82.3%、玉米增长了99.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7-2016）。吊诡的是，农资成本的不断上升，却与这些年农资行业的产能过剩同时发生。在化肥行业，有业内人士估计化肥行业已出现90%的产能过剩[2]；农药和种子也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农民日报》，2016；秦志伟、郭爽，2015）。而农资行业的产能过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初现端倪（陈一训，2006）。产能过剩尽管引起了农资价格短时期内的波动，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产能过剩与农资价格的不断攀升并存，成为中国农业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农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各农资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式占领市场，其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和控制也日益增强。通过流转土地来保证农资销售，是农资企业的策略之一。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鼓励，农资企业带动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见第三章）。土地规模经营直观地呈现了农业现代化对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农业经营结构的改变，以土地一定程度的集中为标志的规模经营，成为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表征。然而，从世界不同地区的农业变迁来看，农业的规模化表现出与工业的集约化、规模化转型十分不同的路径，以土地集中为显在表现的规模化经营并不是农业转型的唯一路径；相反，在不同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小生产者依然大量存在。在中国，除了直接流转土地外，无论是农业的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出各种策略，以获取资本积累。本研究试图以农资农场变迁的逻辑为聚焦点，考察农业化工资本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农业转型的一条隐性路径。

对于“小农”（“小生产者”“家庭农业生产者”“小商品生产者”）的持续大量存在，即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也出现了多种解释。典型的如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学派，他们指出“家庭农业”或“农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例如提供廉价食物、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庇护所、为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提供合法性等（Vergopoulos，1978；De Janvry，1981）。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这一分析框架也有批评，认为他们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边缘国家的作用（Bernstein，2006）。穆尼（Mooney，1978）则指出，小商品生产者事实上从属于工业或农业资本，因此是隐蔽的雇工，强调小商品生产者实质的无产化属性。还有从农业本身特殊性的角度进行的解释，强调农业的特殊性强化了小商品生产和家庭农业的存在基础（Friedman，1978；Mann and Dickinson，1978；Goodman et al.，1987）。由于与恰亚诺夫（1996）对自我剥削基础上的家庭农业以及纵向一体化问题的论述有契合之处，上述分析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与恰亚诺夫主义的杂糅，甚至被称为“恰亚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Chayanovian Marxism）（Lehmann，1986b；Buttel，2001）。也有学者从小商品生产者的抵抗角度，论证再小农化趋势的出现，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小商品生产者的新的生产空间，以此强调农业对资本积累依然意义重大（Akram-Lodhi and Kay，2010a、2010b；Vander Ploeg，2009）。尽管对小生产者为什么大量存在的解释路径不一，但基本的共识是今天的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已经被高度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

在这项争议中，两个问题尤为凸显：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农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是否仍为全球资本积累做贡献？二是如何理解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存在的小商品生产者？以上两个问题彼此勾连。无论是以抵抗的姿态出现，还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体系中，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商品生产者将走向何方，是否仍如20世纪一样，面临被剥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威胁，是否存在新的发展空间，皆关乎农业在今天全球资本积累中的位置。

本章试以中国经验对上述争论进行阐释和回应。中国的农业转型在农政问题的过往研究中常常被用来与苏联对照，指出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以农业集体化的方式为工业资本提供积累，建立了工业化体系，完成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Preobrazhensky，1965），即农政问题中的“资本”问题已经解决。然而，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中国农业领域又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如何在工业化背景下理解中国的农政变迁，是中国今天新的农政问题。其中，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规模经营的日渐增多，近年来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是否具有资本化性质及其对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学界已展开一系列讨论（如黄宗智等，2012；贺雪峰，2013；严海蓉、陈义媛，2015）。事实上，土地的规模经营并非中国农业变迁的唯一表征；农业领域的变迁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之初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小生产者从那时起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关系中，从生产资料的获取到农产品的销售都越来越依赖市场，农业也在无形中不断受到资本的渗透和控制。文章开头所展示的农资价格的吊诡上涨，正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反映。

因此，本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中国农资市场的变迁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此从侧面理解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在今天的存续及在农业产业中的位置。对此问题的讨论将集中于三个层面：第一，考察集体化时期中国农资生产、流通的特点，以作为农资市场化过程的参照；第二，考察市场化时期，农业化工资本内部的竞争和销售策略，以论述中国农资的市场化过程及其机制；第三，考察农资市场化过程中，农资价格如何被形塑，农业化工资本以何种形式渗透到农村。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旨在理解在农政问题的资本问题解决后，中国今天农政变迁的意义，尤其是农业是否以及如何贡献于资本积累。

本章的经验材料来自2013年以来，笔者先后在湖南、陕西、河北、安徽、广东、广西、山东等省份的历次调研中对县、乡、村各级农资经销商的访谈，所调研的地区既有主粮作物种植区，也有经济作物种植区，尽管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农资经销体系遵循着相似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