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0.2.1 国外研究综述
伴随着世界各国相继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关于食品安全道德方面的研究正在悄然成为国内外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国外，目前这一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政治、科技、环境四重视角围绕三大问题和一个特殊领域展开，三大问题即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可持续发展安全，一个特殊领域即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学者们就这些问题见仁见智，提出了富有深度和新意的见解。
一是基于经济视角的食品安全道德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趋利本性进行了分析：“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8]在斯密看来，自利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但是，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要接受道德的约束，绝不可以为了经济而放弃道德。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经济主体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体，追求自身利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做一个道德人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利己与利他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对于这两者缺一不可。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交易的过程中，食品生产经营者应该恪守道德原则，不应该违背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的本性。考克斯圆桌会议全球执行董事斯蒂芬·杨认为，在食品方面，企业和社会面临着三大挑战，分别是饥饿、食品质量安全、食品供应的可持续性。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满足了人类对食品数量的需求，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诸如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对可持续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工业经济对气候环境的破坏，使食品安全遭到了源头污染，这已经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在市场经济中，食品安全问题涉及经济与道德之间微妙复杂的组合，因此，解决该问题也需要从经济和道德两个方面共同入手。[9]
尼尔森根据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将商品分为搜寻品（Search goods）、经验品（Experience goods）和信任品（Credence goods）三类，搜寻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之前就已经掌握和了解相关质量信息的商品，经验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之后才能掌握和了解相关质量信息的商品，信任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之后也很难掌握和了解相关质量信息的商品。[10]由此来看，食品兼具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也就是说，有些食品质量信息在消费者购买和消费前就已经充分了解（如，颜色和形状），有些信息在消费者购买和消费后可以了解（如，味道和口感），有些食品质量信息在消费者购买和消费后也不能立刻感知（如，是否含有非法添加物，食品中添加剂的含量）。食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要有道德责任感，食品生产经营者道德与否，是否讲诚信是使食品安全能否得到保证的关键，食品安全应该成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的道德承诺。维特尔等人就认为，由于消费者缺少对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了解，所以在选择和识别合格且安全的食品时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他们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结构和方法，帮助化解食品安全道德风险。[11]
丹尼尔·斯珀林分析了食品安全法律和食品安全道德在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和食源性疾病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世界各国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这既涉及法律问题，也涉及道德问题。食品安全道德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在食品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食品安全道德在化解食品安全风险和解决食源性疾病方面与法律、法规相比，作用的范围、作用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比，食品安全道德作用范围更广，是一种软约束，能够深入人的内心。[12]
克里斯坦·科夫则从消费道德角度审视了食品安全问题。他认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道德作为核心要素进行食品消费选择。当前的农业和食品部门需要融入道德因素予以考虑，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公平，透明的管理系统，保证“从农田到餐桌”这一过程的安全。科夫同时指出，建构一个以道德和价值观为基础的食品安全体系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13]
阿伊森·巴基尔和凯·帕兰专门就针对儿童的食品广告问题进行了道德分析。他们认为，在最近的几年，儿童市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而言显得特别重要，生产经营者们下大力气增加广告费用的支出，以达到营销目的。这类广告因为激发享乐主义、刺激个人消费欲望和提供虚假与误导信息而受到道德批评，最为恶劣的后果是，广告激发的消费欲加剧了儿童的肥胖，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疾病。他们建议，政府和健康机构要严格限制针对儿童的食品广告，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向儿童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14]
二是基于政治视角的食品安全道德研究。罗伯特·帕尔伯格从政治的视角切入，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道德研究。他勾勒了全球各地区迥然相异的食品境况。在发达国家，与饥饿相比，肥胖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消费者对廉价、方便食品感到满足的同时，渴望享用的是当地农民种植的较少使用化学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的食品。拿到大量补贴的农民受到环保主义者、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和食品公司的严格监督。在亚洲和非洲情况却不相同，亚洲农业的成功带动了收入的增长和饮食的丰富，而非洲农业的失败却让1/3的居民处于营养不良的境地。国际市场把这三个分离的地区联系在一起，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协调。基于如此的全球食品景象，帕尔伯格对国际食品价格、饥荒、慢性饥饿（营养不良）、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提到的食品生产和人口增长关系问题、国际食品援助、农业“绿色革命”、肥胖、农业补贴和贸易、农业和环境、农业产业化、超市中的食品、食品安全、快餐、慢食、有机食品、当地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等诸多问题进行了道德研究。[15]
连恩，玛丽安·伊丽莎白和雷蒙德·安东尼认为，在今天，伴随食品科技的飞速发展，发达国家食品数量充足，与此同时，世界上一些贫困地区的居民却为满足基本的食品需要而陷入痛苦的挣扎中。因此在全球出现了一个悖论图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在关心因营养过剩、浪费等引发的道德问题，而贫困地区的居民却在为他们入不敷出的食品消费费用而发愁。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治理，塑造合作互利的全球食品体系。[16]
玛丽恩·内斯特尔对食品安全的深层政治道德意义做出了独辟蹊径的解读，她认为当今食品革命的发生是以食品政治为基础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改变了以往食品行业营销实践的方法。内斯特尔耐心细致、丝丝入扣地揭露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如何拉拢营养师、政府机构和学校，如此的营销方式对消费者，特别是儿童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内斯特尔指出，人类的食品消费要遵循一定的道德指导，通过食品消费获得健康，增进幸福，是食品消费的本真意义。食品生产经营者劝告消费者选择健康的食品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17]
米契尔·科萨尔认为，当前西方社会正在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食品道德的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转基因食品、肥胖症、动物权利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对这些问题，政府、市场、消费者各自扮演着相应的角色，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改善市场环境，制定食品安全和健康标准，等等，同时，消费者的食品消费行为也要遵照道德原则进行。[18]
本·曼普哈姆认为，当今社会，因为不健康饮食造成的超重和肥胖危机日趋严重，政府要针对食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进行道德的政策干预。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19]
大卫·轩尼诗、尤塔·罗森和约翰·麦维斯认为，现代食品生产涉及诸多的环节，一旦有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就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各生产环节要负起道德责任，建立相互协调机制，以提高食品安全的整体效果。就单个的食品生产环节而言，每个环节的组织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巨大，领导者的道德品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食品安全。[20]
三是基于科技视角的食品安全道德研究。米契尔·科萨尔认为，在食品安全上，科技进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食品科技进步在给人类带来充足丰富的食品时，要尽量减少风险，食品科技工作者要承担起公共责任。[21]侯美婉（Mae-Wan Ho，1998）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和动植物健康的危害以及对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的危害等方面分析了其道德风险问题，认为在食品生产当中运用基因技术是有违人伦的不道德的行为。[22]乔治·迈尔森认为，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从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出发，应当反对转基因食品。[23]帕梅拉·罗纳德和劳尔·亚当查克对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民和转基因科学家的道德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有机农业和转基因工程的未来发展前景和潜在风险进行了研究。[24]
弗兰克认为，人类对食品的消费方式蕴含着诸多社会价值，如，身份的社会认同与个人的选择权。食品生物技术的应用应该体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仅要考虑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还要考虑食品类型的多样性。唯有如此，食品生物技术才是符合道德要求的，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和认可。[25]
四是基于环境视角的食品安全道德研究。查尔斯·戈弗雷认为在未来20～40年，全球人口将会激增，世界将面临资源与能源枯竭的危机，如何平衡环境的压力与全球食品的巨大需求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政策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道德问题。[26]凯西·罗泽尔·法恩沃思运用生动丰富的案例对食品和农业问题关涉的社会影响，环境可持续发展，公平贸易与市场关系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7]本·曼普哈姆对食品道德与环境保护，食品道德与国际贸易等问题给予了关注。[28]珍·古德提出了“吃在地、吃当季、支持有机农业”的健康饮食道德原则。[29]迈克尔·波伦认为，美国人因过量摄入食物，导致营养过剩，引发了一些疾病，“少吃，吃植物性食物”才是健康且有利于环境保护的。[30]
彼得·辛格和吉姆·梅森以批判性的目光审视了我们购买的食品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产生的？是否是人道饲养的？并阐述了我们食品选择对人类、动物和环境产生的道德影响，作者透露出对走向纯素食生活方式的赞许和崇尚。[31]保罗·波伊曼和路易斯·波伊曼认为，现在人类在每次食品选择之前都要进行道德的决断，这集中反映出诸多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动物权利、人口与消费、环境污染、素食主义等等，他们在书中对不同人群的观念进行了介绍，并且号召人类遵循道德原则来进行食品选择。[32]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2000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总部成立了粮食和农业伦理学委员会，作为一个优先行动的跨学科领域，该委员会对诸如当代及后代的粮食安全和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等问题进行了道德考察，发表了一系列报告。
2001年10月3日～5日，欧盟农业和食品伦理学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伦理”，会议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食品对人类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关乎人类的健康和未来。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对最大化利益的不断追求，人类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引发了社会的道德危机，在食品领域亦是如此。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因此受到了冲击。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道德教育与培训。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道德教育已经开展且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在荷兰，一些高校专门开设了食品科学技术伦理与哲学课程，对培养优秀的食品科技工作者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英国，食品伦理委员会通过专门的网站向民众进行食品安全道德普及教育，帮助民众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劝导民众选择道德的食品生产与消费行为。在日本，食品安全道德教育起先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进行，并且把道德素质作为考核员工的重要指标。后来，日本的食品安全道德教育走进学校，将食品安全道德教育与科学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在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道德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一些高校对食品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融入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
0.2.2 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随着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尤其是一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严重伤害，使食品安全成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也成为当代中国学者们研究的学术热点之一，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寻求食品安全问题的破解之道，一些学者则开始从思想道德层面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目前，在国内，关于食品安全道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食品安全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国内学者对食品安全道德建设持有不同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道德撑不起食品安全这片天。然而，多数学者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律，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力量。王小锡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制度设计得再充分，安排得再合理，市场机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道德来进行干预和调节。[33]唐凯麟认为，在当代，食品安全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道德问题，社会需要对食品安全问题中所凸显的各种道德难题与矛盾给予关注和解答。食品安全道德旨在运用价值理念和道德思维的方式，对食品生产、流通、销售、监管和消费等各环节进行道德审视与判断，以为维护食品的安全提供价值立场、道德观念、行为选择与评价的标准和道德对策。[34]刘海龙认为，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线。保障食品安全需要食品安全道德，食品安全承载了生命价值，对待食品的态度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把食品安全作为一个专门的相对独立的道德体系建设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35][36]徐越如认为，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律，道德自律对于保证食品安全是最可靠的。[37]
二是食品安全道德困境的原因分析。多数学者认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对财富的贪婪酿成了诸多的食品安全事件。肖群忠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今天中国道德危机的表现之一，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人当作目的，而是把人当成了实现经济利益目的的手段，利字当头扭曲了义利关系。[38]曾鹰、唐凯麟认为，我国社会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显现出食品利益相关者责任意识的明显弱化。[39]喻文德认为，问题食品生产经营者拜金主义催生的见利忘义行为，有的甚至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40]高志明认为，当代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利益与健康发生冲突时，只看到了利益，而忽视了健康，这是严重的道德缺失。发生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功利主义过盛、诚信缺失、社会责任消解。[41]温春峰、陆树程认为，在当代中国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己心，而全然抛弃自身的道德心。[42]
另外有一些学者从行政道德的视角，表达了对食品安全道德困境的看法，他们认为是政府监管环节和政府监管公职人员的监管工作出了问题。孔令兵认为，在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中，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设置理念不准，监管责任不明确，没有形成有力的问责，是造成政府监管工作疲软、频繁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重要原因。明确各监管机构的工作责任，形成系统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对于食品安全的保障是有重要意义的。[43]曹军专门探讨了食品安全监管中行政问责制的问题，指出目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存在诸如问责的道德基础薄弱、问责主体角色冲突、问责制度化和程序化难以深入等问题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44]杨光飞、梅锦萍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在宏观层面上反映出转型期我国缺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普遍主义的经济道德，在微观层面则反映出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监管者道德的缺位和缺失。[45]
还有一些学者从消费道德的视角，认为消费者的不当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食品安全事件。倪学志认为，在食品市场较为充足的买方市场条件下，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单纯依靠感观判断，导致感知偏差，食品生产经营者投消费者所好，实施败德行为，去生产经营感观良好，而品质恶劣的假冒伪劣食品。[46]曾光霞、杨佳艺、李洪军认为，我国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存在的浪费、攀比、饮食结构不合理、不注意生态环境保护等不道德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食品安全事件的诱因。[47]周应恒、霍丽、彭晓佳认为，我国广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有强烈的潜在需求，但由于负面信息干扰的存在，导致供需出现失衡状态，潜在需求没有转变为实际购买行为。[48]
三是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在人类历史上，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都应该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罗国杰认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确立的道德总原则是集体主义，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同样应该服从这一总的指导原则。[49]陈瑛从社会伦理视角提出了食品安全应对策略“倡导集体主义”的核心理念。[50]曹刚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应遵从敬畏生命的主导思想。[51]刘海龙则认为，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第一价值取向就是安全，政府有责任维护消费者获取安全的食品，食品生产经营者有责任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食品。[52]喻文德提出，安全、责任和健康是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必须具备的基本价值诉求，它们为维护食品安全提供了基本的价值支撑和价值导向。[53]
徐越如认为，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与食品生产经营相关的人员和部门要遵守敬畏生命与保障健康、公正、诚实信用、知情同意与尊重选择等道德原则。[54][55]朱俊林提出了个人知情同意原则、不伤害原则（对易受伤害群体）、公平分配利益与负担风险原则作为食品人体试验应该遵循的道德原则。[56]何昕认为，生命价值原则是食品伦理的基本前提，无害和健康分别是食品伦理的消极原则和积极原则，公正原则是食品伦理的扩展原则。这四个原则共同构成了食品伦理的基本原则体系，同时也是食品伦理的基本评价标准。[57]刘科、吕武以不伤害原则、效用原则、正义原则、自主原则和生命价值原则作为分析转基因农产品推广所引发道德难题的理论根基，在道德原则框架的引导下探求转基因农产品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58]
四是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责任主体。要重新恢复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需要食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需要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消费者和媒体的共同参与。企业家道德是保证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吕军书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是企业，企业家道德与食品安全有直接关系，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由企业家道德直接决定。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应该担当起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应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谋求企业自身发展。[59]林雪荣认为，企业家道德对食品安全起决定作用，企业家道德决定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必须重视和加强企业家的道德建设。[60]刘立欣、李进波认为，企业道德是食品加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保障。[61]颜毓洁、张韵凝认为，食品企业承担的道德责任就是要保证生产加工食品的质量，保证消费者在食用后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62]
周奕从监管者的视角出发，认为政府在维护食品安全中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应该肩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63]喻文德认为，要克服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政府失灵，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弥补制度缺陷；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者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求监管者转变发展观念、明确角色定位、强化责任意识。[64]苗杰认为，可以通过制定行政问责法，明确监管职责，扩大公民参与，加强事中和事前问责等方式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责任意识。[65]
徐新认为，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不仅仅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的事，消费者在思想上也要加强维权意识的培养。[66]刘广明、尤晓娜认为，消费者是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重要力量，基于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消费者群体关心食品安全问题，有建设的积极性；二是消费者群体团结一心力量大；三是消费者握有食品安全事件造成伤害后果的一手信息。[67]赵荃认为，消费者在食品消费方面，道德的消费观非常重要，消费者要体现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和对全人类的责任意识来开展道德消费。[68]汤红兵、刘绍军认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会影响食品消费市场、食品生产企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和变化，要以科学的态度培育、引导、强化和利用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道德责任意识。[69]
刘炳路认为，民以食为天，新闻当以真实为根本准则，而媒体理应以专业谋求公信力，食品安全报道：“闻”以实为则，“报”以专为信。[70]尹金凤认为，食品具有道德属性，食品安全传播应受安全、健康、文明三个道德维度的制约。[71]于普增认为，在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中媒体要做到客观真实，在分析问题上要保持价值中立，在对食品安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还要做到对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72]
五是对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对策建议。对于如何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学者们各抒己见，言人人殊。葛晨虹认为，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一定要和硬制度刚性约束结合起来共同建设，法律需守护道德。坚持德法并济，努力抓好源头治理，强化社会与媒体的监督，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道德水平，避免食品安全领域道德风险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73]刘海龙认为，要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就必须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如加强道德教育、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持、建立食品供应链跟踪系统、完善监管机制、强化社会监督、维护消费者权益等。[74]曹东勃认为，要从源头上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需要合理有效的社会基本制度安排，企业、政府和消费者必须从思想上重视食品安全道德建设。检视人类追求食品安全的漫长道路，生产者需要摒弃“销售至上”的增长信条，消费者应当回归人的“真实需要”，在严格的监管制度支持下，重建食品生产的经济伦理框架。[75]
汪堂家认为，保障食品安全需要加强道德教育，建立健康的饮食文化，提倡行业自律和集体监督。[76]姜启军、苏勇认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建立食品安全道德风险的预防机制与反馈机制。[77]侯振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包括制定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教育、塑造道德楷模、强化舆论宣传、培育企业自我监督机制、利用利益机制调控、建立企业信用系统，等等。[78]
赵士辉在商业道德的框架内对我国食品行业的道德建设进行了研究，对维护食品安全与加强食品行业道德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科学总结和概括，从食品行业道德教育、食品行业道德基本规范建设、食品行业与监管机构的制度道德建设、食品行业道德建设与食品行业道德建设评价、食品企业文化与食品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如何加强食品行业的道德建设提出了建议和对策。[79]王鹏认为，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是食品生产经营者最基本的义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不断提升道德素养，通过继续教育努力提高道德素质，遵循自己的社会良心，结合先进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完善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80]
杨通进认为，走出转基因技术道德争论困境的方法，一是对人们所援引的道德原则（如，仁慈、不伤害、自主、正义、尊重自然等道德原则）进行价值排序，二是把预防原则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决策道德。[81]朱俊林认为，政府要建立符合道德的管理机制，如道德责任追踪制度、完善效益与风险评估检测制度、尊重知情选择的合理标识管理制度和健全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等来规避转基因食品发展中的风险。[82]毛新志对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道德原则和管理建议，他认为应制订符合人类道德标准的相应程序来促进转基因技术扬长避短、健康发展，使其真正造福人类。[83]
0.2.3 简要评价
综上所述，一方面，学界关于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另一方面，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目前关于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研究，总体上存在“五多五少”现象，如，目前对食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进行道德研究得相对比较多，但对食品可持续发展安全的道德研究关注得相对比较少；对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对策性的研究比较多，而对食品安全道德理论研究得相对比较少；对当代发达国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政策法规研究得比较多，对当代发达国家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经验研究得相对比较少；对当代中国食品安全道德现实问题研究得比较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研究相对比较少；对食品安全涉及的利益主体的道德要求分散性的研究比较多，对食品利益主体的道德进行综合考量的相对比较少。
鉴于此，关于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研究，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系统地阐发和建构，在对策思考上更需要进一步深刻、全面地研究和探索。总体而言，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研究是一个生机勃发的研究领域，是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富矿，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特别是在当代中国，食品安全领域道德建设的研究工作更显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