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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大分裂

摄政者索菲亚上任伊始，就发生了一桩直接考验其治国才干的事件。将她送上权力宝座的射击军如今在莫斯科趾高气扬、横行无忌。他们认为，自己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都会立即得到满足。东正教会分裂者（旧礼仪派教徒）将射击军对政府的胜利视为旧教即将回归、俄国传统典礼及圣餐仪式即将复兴的信号，而这些传统典礼和圣餐仪式在20年前即被教会谴责，并遭到国家机构的镇压。索菲亚与父亲阿列克谢和弟弟费奥多尔一样，视旧礼仪派为异端和叛逆。然而，由于射击军的许多成员，包括新任司令伊凡·霍万斯基公爵，是狂热的旧礼仪派教徒，这两股力量似乎可能联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位羽翼未丰的执政者。

面对这一情况，索菲亚的处理方式大胆而巧妙。她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接见了几位旧礼仪派领袖，端坐在宝座上同他们大声争辩，唬得他们大气不敢出，而后把他们打发走了。随后，她将射击军分为几支100人的队伍，逐一召入宫内，用金钱、承诺，以及一杯杯由她亲手从银盘上端起的红酒和啤酒收买他们。靠着这些讨好手段，她诱使射击军士兵放弃了对那些分裂派神职人员强烈的支持。一等到安抚了射击军的军心，索菲亚就立刻下令逮捕旧礼仪派领袖。一人被处死，其余则被分别流放。不到9个星期，霍万斯基公爵即被拘捕，他被控抗命罪，遭到斩首。

这一回合是索菲亚赢了，但旧礼仪派同教会当权派及国家机构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双方的较量不仅贯穿索菲亚的摄政期和彼得的统治生涯，还一直持续到罗曼诺夫皇朝行将就木之时。这场斗争根植于俄罗斯人最深切的宗教情感，在教会及俄罗斯历史上被称为“教会大分裂”。

如果以理想的方式得到实践，基督教似乎格外适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俄罗斯人是个极为虔诚、慈悲和谦恭的民族，他们认为信仰比逻辑更具力量，相信生活是由超人类的力量控制的——它们是精神的、专断的，甚至神秘的。与那些最为务实的西方人不同，俄罗斯人对查问事件的起因、如何再度触发（或不再触发）这类事件的需求远没有那么强烈。灾难发生，他们被动承受；指令下达，他们被动服从。但这种情感与牲口式的顺从存在某些区别。它并非源自生活的自然节奏感。俄罗斯人喜欢沉思，喜欢神秘主义，喜欢幻想。通过观察和冥想，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对苦难与死亡的理解。这给了他们的人生一层意义，一层与基督所坚持的说法相近的意义。

在彼得时代，俄罗斯信徒的虔行复杂而严苛，虔信则同样朴素而意味深长。他们的历法中充斥着需要留心的圣徒纪念日，以及不可胜数的仪式和斋戒。做礼拜时，他们在教堂的祭坛和悬挂在自家角落的圣像前方不停地画十字、跪拜。在与女子同床共枕前，男子会将她颈间的十字架拿掉，并将房间内的圣像全部盖上。即便是在冬天，一对已婚夫妇在行房后，也要先洗个澡再前往教堂。梁上君子在行窃之际会向圣像鞠躬，并乞求宽恕与保护。这类注意事项在执行时绝不能有任何遗漏，或是出半点差池，因为它们攸关生死，比世界上任何可能发生之事都重要得多。如果谨慎对待教规，你一定可以获得永生。

在遭受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内，教会成了俄罗斯人生活和文化的核心。朝气蓬勃的宗教生活在城镇和村庄极为盛行，修道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特别是在遥远的北部森林地区。对这些活动，蒙古可汗从未加以干涉，按照惯例，在规定的税收和贡赋源源不断地流向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情况下，可汗对藩属国的宗教活动漠不关心。1589年，首任莫斯科牧首横空出世，这标志着其教会最终自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的模式中解放出来。

莫斯科和俄国获得了独立——同时也被孤立了。它的北面同信奉路德宗的瑞典接壤，西边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南面则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俄国教会采取防御姿态，奉行排外的保守主义方针。一切变化都令人厌恶，大量精力被投入消除外国影响、驱逐异端思想。当西欧历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迈入启蒙运动阶段时，俄国及其教会依旧是那么纯洁——停滞在已经过去的中世纪，不思进取。

到了17世纪中期——彼得诞生前20年，这种文化落后带来的负担与压力开始对俄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教会反对，外国人依然源源不断地来到俄国，带来了军事、商业、工程及科学领域的新技术和新观念。全然不同的行为准则与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随着他们的到来而悄悄传入。这招致了俄国教会的疑惧和极度敌视，机警的外国人被迫向沙皇寻求保护。即便如此，理性的酵母却仍翻腾着泡沫。没过多久，俄国人自己，包括一些教会内部人士，就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他们的正统信仰。问题出现了：教会不仅陷入内斗，还向沙皇叫板。这些冲突分别给教会带来了不同的灾难；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一场大难——教会大分裂就此酿成。自此以后，俄国东正教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些冲突是以引人注目的三方对抗的形式呈现的，参与较量的三方为沙皇阿列克谢和两名身份特殊的教士：傲慢专横、意志如铁的牧首尼康（Patriarch Nikon）和狂热的基要主义者大司祭阿瓦库姆（Archpriest Avvakum）。讽刺的是，阿列克谢是所有沙皇中最虔诚的一位；他让渡给某位教会人士——尼康的权力之大，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在尼康对俄国教会的统治结束前，教会就遭到了致命的分裂和削弱，尼康锒铛入狱，被关押在一间冰冷的石室内。尼康与阿瓦库姆之间的争斗更具讽刺意味。两人的出身都很卑微——来自俄国北部的森林地区。但两人在教会内部都上升得很快，于17世纪40年代来到莫斯科并成为朋友。两人都将净化俄国教会视为毕生的伟大目标，但他们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两人都满怀热情地确信，自己才是对的。两大对手如同强大的先知那般，猛烈挥舞着双臂，冲着对方怒吼。其后，两人几乎同时被重掌权力的国家机器打败。在流放期间，他们仍坚信自己是基督的虔诚仆人，能够看到幻象、用神力治病救人。两人一个死在火刑架上，另一个则在一条荒凉的道路旁逝世。

尼康个头很高，性格粗鲁，他父亲是一名来自东北部大伏尔加河地区的农民。尼康起初被任命为“白衣”神父，他已经成了家，但后来离开自己的妻子，当了一名僧侣。以救世主新修道院（New Monastery of the Savior）院长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之后不久，这位身高6英尺5英寸的教士被引荐给年轻的沙皇阿列克谢。尼康的宗教热情和高大身材令阿列克谢惊叹不已，他开始每周五都定期与尼康会面。1649年，尼康成为诺夫哥罗德都主教（Metropolitan of Novgorod），这是全俄主教职位中最古老、最有权势者之一。而后，在1652年，当现任牧首去世时，阿列克谢恳请尼康担任牧首一职。

尼康并未接受这一任命，直到23岁的沙皇双膝跪地，泣涕乞求，他才答应下来，但提出了两个条件：阿列克谢必须对他唯命是从，“您视我为首席导师与神父，而我将在教义、行为准则与传统习俗方面指导您”。1他还要求，自己对俄国东正教会实施的一切重大改革，沙皇都必须予以支持。阿列克谢立誓答应，于是尼康接下了牧首一职，一场全面改革计划的出台亦就此成为定局。尼康的计划是，革除那些酗酒及染有其他恶习的神职人员的教籍，确立教会的至高地位，使之凌驾于国家之上，而后率领纯洁、强大的俄国教会，统治整个东正教世界。他的初步动作是改革圣餐仪式和数百万俄国人每日举行的礼拜仪式。此外，有些已经被运用了数个世纪的圣典及印刷出来的祈祷文在不知不觉间记录了许多离经叛道、改变原意的思想和低级错误，尼康打算净化这些圣典和印刷品的内容，使其与希腊神学家的理论保持一致。未经校正的古书则将被销毁。

对礼拜和圣餐仪式的改革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虔诚的俄国人将这类问题看得极为重要，如在礼拜的各个时间点上喊多少声“哈利路亚”、在奉献仪式或祭坛上摆多少块圣饼、耶稣名字的拼法（从Isus到Iisus）。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十字符号的画法：是按照新近的规定伸出三根手指（象征着三位一体），还是按照传统方法用两根手指（象征着耶稣的二重性）？如果谁确信人世只不过是天堂或地狱的上一站，而要实现自我救赎就必须严格遵守宗教礼制，那么画十字时用两根而非三根手指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永生是在天堂之境还是在地狱烈焰中的区别。此外，信奉基要主义的教士质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承认希腊教会仪式、措辞的地位高于俄国教会仪式、措辞的地位？既然莫斯科已经接替拜占庭帝国成为第三罗马，而俄国东正教会也已成为东正教会的正统，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仪式、教义或其他问题上向希腊人卑躬屈膝？

1655年，尼康开始寻求来自俄国以外的支持，并获得了成功。他邀请安条克牧首马卡里乌斯（Macarius）前往莫斯科，这位叙利亚教士带着自己的儿子兼书记——阿勒颇的保罗（Paul of Aleppo）踏上了漫漫行程。一路上，保罗坚持记日记，其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尼康和阿列克谢的一手资料。①他们于1655年1月抵达莫斯科，俄国牧首以帝王般的姿态迎接他们，尼康“身穿一件绿色的天鹅绒法袍，上面绣有身着红色天鹅绒的人物，法袍的中央是小天使，用黄金和珍珠制成。他头戴以白色缎子制成、覆有金色拱顶的拉丁帽，拱顶上竖着一个镶有宝石和珍珠的十字架。他的眼睛上方是用珍珠镶成的小天使，拉丁帽的边缘以黄金和珍珠为饰”。2

从一开始，年轻沙皇的虔诚、谦卑、恭顺与俄国牧首的高高在上、气势威严，就给这群旅行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阿列克谢自觉自愿地养成了“不乘坐马车，而是步行参加主要圣徒专属教堂为他们举办的纪念活动的习惯。从弥撒开始到结束，他都光着头站立，频频鞠躬，一面叩首，一面在圣像前悲泣、哀叹，而这一切都是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进行的”。4有一次，阿列克谢与马卡里乌斯一道拜访莫斯科30英里外的一座修道院，在那里“皇上挽着主人（马卡里乌斯）的胳膊，引着他前往一座临时医院，好让他为瘫痪者和病患祝福、祈祷。一走进那个地方，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待不下去了，因为那里的空气太恶浊了，而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也让我们不忍直视，但皇上只想着让我们的主人为他们祈祷、祝福。当牧首为每个人祈福时，沙皇紧随其后，亲吻患者的头、嘴和双手，自始至终皆是如此。当我们一心想着逃离此地时，沙皇所表现出来的圣洁与谦卑委实令我们感到惊讶”。5

在令俄国教会一片哗然的礼拜及圣餐仪式的改革问题上，马卡里乌斯坚定地支持尼康。在一场于1655年大斋节第五周举行、由尼康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尼康指出了俄国教会同僚的错误，并反复要求马卡里乌斯证实他的判断。马卡里乌斯始终站在尼康一边，俄国教士，无论是否出自本心，不得不公开表示赞同。

与其他威风凛凛的统治者一样，尼康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者。担任诺夫哥罗德都主教时，他修建了一座座女修道院，并在自己辖下的广袤北方主教区内四处重建修道院。在莫斯科时，他用沙皇给他的砖石，在克里姆林宫内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气势宏伟的主教宫。它拥有7座大厅、宽敞的阳台、巨大的窗户、舒适的寓所、3座私人小礼拜堂，以及1座图书馆，图书馆内藏有大量用俄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及其他文字写成的书籍。在其中的一座大厅内，尼康于一座高台上用餐，其他教士则在下方的餐桌上吃饭，场面就和沙皇用餐时波雅尔们环绕其身侧差不多。

出自尼康之手的最伟大纪念性建筑是一座巨大的圣墓修道院，这座名为“新耶路撒冷”的修道院在距莫斯科30英里远的伊斯特拉（Istra）河上拔地而起。牧首想严格依照原样仿造出一座圣地：修道院屹立在“各各他山”（Hill of Golgotha）上，附近河段被改名为“约旦河”，位于修道院中心的大教堂则是仿造内藏圣墓的耶路撒冷圣墓教堂修建的，穹顶高187英尺。大教堂拥有27座小礼拜堂、钟塔、高大的砖墙、镀金大门，以及几十座附属建筑。尼康不惜血本打造了这座建筑，就是为了宣示莫斯科是新耶路撒冷的真正所在地。

不论僧俗，尼康均以严刑峻法约束之。他试图控制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禁止咒骂他人，禁止玩牌，禁止滥交，甚至禁止饮酒。此外，他还坚决要求，每名虔诚的俄国人每天必须在教堂里待上4小时。对于犯错误的教士，他毫不容情。阿勒颇的保罗记录道：“尼康的亲信一刻不停地在城内巡视，一旦他们发现任何一名神父或僧侣喝得烂醉，就会将他投入监狱。我们亲眼看到，条件极度恶劣的监狱内人满为患，囚犯的肌肤被沉重的锁链磨伤，颈间和腿上压着一段段原木。当高级教士或修道院院长犯下罪行时，他们要戴上镣铐，没日没夜地在面包烘焙房里筛面粉，直到服完刑为止。以前，西伯利亚的女修道院是空荡荡的，现在里面挤满了牧首送来的修道院院长和高级修士，以及生活放荡、行为卑劣的僧侣。就在不久前，牧首甚至革除了圣三一大修道院院长（High Steward of the Supreme Convent of Troitsky）的教职，尽管这位院长是该国的第三号贵人（位列沙皇和牧首之后）。由于此人收受富豪的贿赂，尼康罚他在谢夫斯克（Sievsk）女修道院磨玉米。靠着铁腕政策，牧首尼康让所有人都对自己畏惧不已，他的话成了圣旨。”6

6年来，尼康一直是俄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不仅与沙皇共享“伟大主宰”的头衔，还经常行使利用国家机器来处理世俗事务的绝对权力。当阿列克谢离开莫斯科前往波兰作战时，他将尼康留在后方摄政，并下令：“一切事务，无论大小，均应征求尼康意见后方可决定。”拥有这种权力之后，尼康用尽一切手段，以牺牲国家权力为代价，将教会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在克里姆林宫，他的行为举止比沙皇更具帝王之气；不仅教士和平民，就连俄国大贵族也受到尼康的支配。

阿勒颇的保罗称，尼康用专横的态度对待阿列克谢的臣僚：“我们注意到，当顾问班子成员聚集在会议室内时，牧首敲响大钟，让他们前往他的宫殿，那些迟到的官员将不得不冒着严寒在门外等候，直到牧首下令让他们进来为止。当他们获准入内时，牧首尼康会把身子转向圣像，全体官员则拜倒在他面前，以头叩地。在他离开大厅之前，他们一直光着头。他将自己对一切事务的决定传达给每个人，并命令他们按自己的意思办。”保罗的结论是：事实上，“帝国显贵并不怎么畏惧沙皇，他们对牧首的惧意要深得多”。7

在一段时间内，尼康从容地运用着手中的权力，似乎运用权力本身就赋予了他权力。但这种表象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真正的权力依旧掌握在沙皇手中。在牧首受到沙皇热爱和支持的时候，没人能与之抗衡。但他的敌人在不断增加，就像缓缓累积起来的雪崩一般，他们试图激起沙皇对尼康的猜忌和怀疑。

终于，尼康与沙皇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明显。当马卡里乌斯和保罗离开莫斯科返回安条克的时候，一名皇家使者追上了他们，将马卡里乌斯召回。在折返途中，他们遇到了一群希腊商人。后者告诉他们，耶稣受难日那天，沙皇和牧首在教堂内就礼拜仪式的某个程序当众爆发争吵。阿列克谢在盛怒之下，称牧首为“愚蠢的乡巴佬”。尼康顶了回去：“我是您的精神教父，为什么现在您辱骂我？”阿列克谢回击道：“您不是我的精神教父，神圣的安条克牧首才是，我会派人把他召回来的。”8马卡里乌斯回到莫斯科后，暂时弥合了两人之间的嫌隙。

但到了1658年夏，尼康的地位一落千丈。当沙皇开始对尼康不理不睬时，后者企图强迫阿列克谢正视他的存在。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做过礼拜后，他穿上普通修士的衣服，离开莫斯科，退隐于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并宣称除非沙皇重新开始信任他，否则他就不回去了。但他错误估计了形势。时年29岁的沙皇已经完全成熟，摆脱专横的尼康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不仅把尼康晾在修道院内整整两年，使其吃惊不已，还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指责牧首“任性地抛弃了牧首职位，抛弃了伟大的俄国最为尊贵的宝座，抛弃了自己的信众，导致纷争不断，国无宁日”。91660年10月，宗教会议宣布：“牧首的做法表明，他去意已决，因此已不再是牧首。”尼康拒绝接受宗教会议的决议，他引用大量《圣经》内容，撰文予以驳斥，并到处散发。阿列克谢将宗教会议的指控和尼康的回应都呈送给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城的4位正教牧首，恳请他们前往莫斯科“复核、批准对前牧首尼康的裁决，此前他没有恰当地履行牧首的职责”。104人中有2人——亚历山大城的帕西乌斯（Pasius of Alexandria）和安条克的马卡里乌斯同意前来，但他们直到1666年才抵达。对尼康的审判大会于当年12月在2位外籍牧首的主持下召开，13位都主教、9位大主教、5位主教和23位大修道院院长参加了会议。

审判大会在尼康建于克里姆林宫内的新主教宫中召开。尼康受到如下指控：将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非法剥夺主教职务，以及“目无法纪，擅离职守，致使教会无人领导达九年之久”。尼康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的地位显然要高于世俗君主：“汝难道不知，最高圣职并非由国王或沙皇任命，但反过来，君主的涂油礼都要由神职人员来施行么？因此道理非常明白：神权要大大高于皇权。所以一切再清楚不过，沙皇的地位无疑比主教要低得多，他应当听命于主教。”11但宗教会议予以驳回，并重申传统的教权-国家权力平衡论：除了涉及教义的问题，沙皇有权主宰全体臣民的命运，教士与牧首亦不例外。与此同时，宗教会议批准、认可了尼康对俄国礼拜、圣餐仪式的改革措施。

尼康被处以流放之刑。直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都以一名修士的身份居住在一座偏僻的修道院内，他的窄小居室位于一座螺旋式楼梯顶端，楼梯极为狭窄，仅能勉强容一人出入。他的床铺是方形的，以花岗岩制成，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灯芯草。在这段耻辱的岁月里，尼康的胸前压着沉重的铁枷，手足则被镣铐束缚着。

终于，阿列克谢的怒火渐渐平息。他没有推翻宗教会议的决议，但致信尼康，请他祝福自己，并送去一些食物作为礼物。当彼得出世后，他又以自己新生子的名义给尼康送去一件黑貂皮外套。尼康以医者的身份度过了自己的最后岁月。据说他在3年之内先后用神力治愈了132人。阿列克谢驾崩后，年轻的沙皇费奥多尔试图与尼康成为朋友。有记载称，1681年，在这位垂垂老矣的僧侣行将就木之际，费奥多尔赦免了他的部分罪行，并允许他以自由人的身份重返新耶路撒冷修道院。1681年8月，尼康在返家途中平静地去世。此后，费奥多尔收到4位东方牧首的来信，要求为逝者恢复名誉。就这样，尼康在去世之后，被重新授予了牧首头衔。

尼康的政治遗产同他的打算背道而驰。再也没有一位牧首能像他一样权焰熏天；毫无疑问，在尼康过世后，俄国教会就成了国家政权的附庸。尼康的继任者，新任牧首约阿希姆很清楚自己将被指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对沙皇说：“陛下，我对旧信仰和新信仰都一无所知，但无论陛下要下达什么样的命令，我都已经做好了全面响应、服从的准备。”12

尼康已被废黜，但他带给俄国的宗教动荡刚开始。那场宗教会议在指责牧首试图用教权压制皇权的同时，也肯定了尼康先前发起的礼拜、圣餐仪式修正运动。整个俄国的低级教士和普通民众都为这一决定痛号不已。人们对父辈（正是这些人教给他们什么才是唯一真正纯洁无瑕的信仰）所使用的传统俄式礼仪怀有很深的感情，因而拒绝接受这些改革措施。对他们而言，旧式礼仪是通往救赎之路的钥匙；他们宁可在人间遭受千难万苦，也不愿让自己的灵魂永堕地狱。这些针对教会仪式的革新是外国人的玩意儿。尼康本人不是都承认过，甚至当众宣称过“我是俄国人，是一个俄国人的儿子，但我的信仰和宗教是希腊式的”吗？13外国人把魔鬼的杰作带到了俄国——烟草（“蛊惑之草”）、具象派艺术和器乐②。如今，无耻、邪恶程度前所未有的外国人正打算从内部颠覆俄国教会。据说尼康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内挤满了伊斯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信徒，他们正忙于篡改俄国的圣典。甚至有传言称尼康（有人说是阿列克谢）就是敌基督者，他的统治预示着世界的毁灭。事实上，早些时候某个信仰基要主义的神父所宣扬的教义正合俄罗国的心意：“你们这些单纯、无知、谦卑的俄国佬，忠于那套简朴幼稚的福音吧，你们会在其中找到永生之道的。”14如今，自己的信仰正遭受着侵害，虔诚的俄国信众只得高声呐喊：“把我们的基督还给我们！”

尼康的教会改革导致了一场全面的宗教叛乱——甚至当尼康故去后，叛乱仍在继续。成千上万人抵制改革，他们被称为旧礼仪派或分裂派。由于国家对教会改革采取支持态度，针对教会的叛乱扩大为针对国家政权的叛乱，旧礼仪派教徒既拒绝服从教会的权威，又拒绝服从国家的权威，无论是教会的说服还是政府的镇压都没能让他们改变心意。

为了逃离敌基督的魔爪、躲避来自国家的迫害，旧礼仪派信徒整村整村地逃往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白海（White Sea）海岸和外乌拉尔地区。到那里以后，他们在森林深处或遥远的河岸上构筑了新的定居点，忍受着拓荒的艰难困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区。一些人逃得不够远，当军队追踪而至时，这些旧礼仪派信徒声称他们宁可做好被净化之火吞噬的准备，也不愿抛弃父辈的礼拜仪式及祈祷文。有人听到孩子们这样说：“我们将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在来世，我们会得到小小的红靴子和绣着金线的衬衣。他们会用蜂蜜、坚果和苹果招待我们，要多少有多少。我们不会向敌基督者低头。”15一些社区的成员厌倦了等待，男人、女人和孩子，一齐聚集在他们的木制教堂内，把门堵上，而后一边唱着古老的祈祷文，一边纵火，让自己葬身于建筑物内。在遥远的北方，强大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Solovetsky Monastery）的僧侣（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强调尼康派的禁酒令）成功地将当地守军争取到旧礼仪派一边，让他们为此而战。他们后被围困达8年之久，这批僧侣和军人坚持了下来，并将莫斯科政府派来对付他们的力量一一击退。

旧礼仪派中最为威严、杰出的人物是大司祭阿瓦库姆。他英勇、热情、狂热，拥有极大的血气之勇，这股勇气和清教徒式的精神信仰相称，也为其提供支撑。他在自传中写道：“有位妇女前来向我忏悔，她罪行累累——与人通奸，还犯下了一切与肉欲有关的恶行。她一边哭泣，一边立在福音书面前，将这些罪行向我和盘托出。我却堕入无比可憎的道德深渊，淫荡的火焰在我心中熊熊燃烧。此时我极为痛苦。我点燃了3根蜡烛，将它们固定在诵经台上，而后把右手放在火焰上，一动不动，直到邪恶的情欲被焚烧殆尽。把那个年轻女子打发走后，我将自己的法衣埋了起来，而后一边祈祷，一边朝家里走去。我的精神痛苦不堪，觉得自己十分卑劣。”16

阿瓦库姆是那个时代风格最为鲜明生动的作家和神父——当他在莫斯科布道时，人们成群结队地前来听他的雄辩，也是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中对尼康改革最感愤慨的一位。他对所有改革措施和折中方案都尖刻地大加挞伐，斥尼康为异教徒、撒旦的走狗。他对这类革新之举大为光火——例如，在最近的圣像画中，有的用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神圣家族成员，他怒斥道：“他们把救世主以马内利画成脸部丰满、嘴唇鲜红、手指微微凹陷、腿又粗又胖的样子，总之就是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德意志人——大腹便便、肥头大耳，就差没在他身侧画上一柄剑了。这些都是尼康那个肮脏杂种的发明。”17

1653年，尼康将自己的昔日好友阿瓦库姆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9年过去了，此时牧首已遭贬黜，阿瓦库姆在莫斯科有一些权贵朋友，他们说服沙皇召回这位神父，并再次将他安置在克里姆林宫中的一座教堂里。一段时间内，阿列克谢怀着敬意频频前去旁听阿瓦库姆的讲道，甚至将这位神父称为“神的使者”。但阿瓦库姆是个顽固的基要主义者，一直在向听众强行灌输基要主义思想。他胆大包天地宣称，刚刚出生的婴儿对上帝的了解比整个希腊教会的学者都要多，并断言，那些已经接受了异端尼康改革主张的人若想得到救赎，就必须进行再施洗。这些情感爆发的言论导致阿瓦库姆再度遭到流放，这次他被丢到了遥远的、位处北冰洋海岸的普斯托泽尔斯克。身处僻壤的阿瓦库姆继续领导着旧礼仪派。在这个地方，布道是不可能的，他就写信给自己的追随者，用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敦促他们捍卫传统信仰，不要妥协，藐视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并以基督为榜样，欣然地接受痛苦与殉教的命运。“焚烧你们的肉体，”他说，“将你们的灵魂托付给上帝。飞奔着跳进火焰里，说：‘这是我的身体，恶魔，拿去吃吧；我的灵魂你休想得到。’”18

阿瓦库姆的最后一次挑衅行为决定了其烈火焚身的命运。他从流放地致信年轻的沙皇费奥多尔，声称基督以幻象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费奥多尔死去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由于批准了尼康派的改革措施，如今正在地狱里受罪。费奥多尔的反应是判处阿瓦库姆火刑。1682年4月，阿瓦库姆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殉教时刻，他被绑在普斯托泽尔斯克市场的一根火刑柱上。最后一次用两根手指画了一个十字后，他欣喜地冲着围观人群喊道：“你被绑在上面之前，火刑柱一直是可怕的。可你一旦被绑上来了，就拥抱它，忘掉一切吧。在炎炎烈火吞没你之前，你就看到基督了，灵魂从肉体的囚笼里挣脱出来，像一只快乐的小鸟，飞上天堂。”19

阿瓦库姆的牺牲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在俄国各地，成千上万信徒的热情被点燃了。在从1684年到1690年的6载岁月里，有2万名旧礼仪派信徒自觉自愿地效仿他们的领袖，投身于烈火之中。他们宁可以身殉教，也不愿接受敌基督者的教义。看起来，索菲亚政府与阿列克谢或费奥多尔的政府一样，很符合“敌基督者”的形象。事实上，索菲亚对待分裂派的手段比她的父亲或弟弟更为冷酷无情。各省省长接到命令：在必要情况下，他们必须将手头的所有兵力都派去协助地方的都主教，以强制推行既定宗教。不论是谁，只要不去教堂，就会受到盘问。那些有信奉异端之嫌的人将遭到拷打。那些窝藏分裂派的人则会被没收全部财产，并处以流放之刑。然而，尽管遭受着拷打、流放和火刑的折磨，旧礼仪派的力量却依然强大。

并不是所有的旧礼仪派信徒都遭到迫害或火刑。那些逃往北部森林地区避难的人依照新路线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同一时期持宗教异见的新教徒不无相似之处——那些人离开欧洲，在新英格兰（New England）建立了宗教社区。这些独来独往的旧礼仪派信徒构建起一个个农业和渔业社区，为未来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一代人之后，到了彼得时代，这些旧礼仪派信徒已被看作稳重、勤勉的劳动者。彼得对他们的这些品德颇为欣赏，告诫手下的官员：“别去打扰他们。”

从长远来看，改革后的教会还有俄国本身是教会大分裂的最大受害者。尼康希望改革能够净化本国教会，并使其做好成为东正教世界领袖的准备，结果却削弱了它。尼康和阿瓦库姆这对冤家，以及改革派和旧礼仪派在互相斗得精疲力竭的同时，也耗尽了教会的能量，让最热情的成员同它疏离，进而导致教会永远成了世俗政权的附庸。当彼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对教会的看法与尼康高度一致：一个混乱、了无生气、腐化、无知、迷信的组织，必须狠狠净化一番。着手完成这项任务（它一直持续到彼得的统治生涯即将落幕时才完成）时，彼得拥有两个尼康所不具备的压倒性优势：他手中的权力更大，也不需要任何人来批准他的改革措施。即便如此，彼得的改革幅度却更小。他从未修改过已被尼康改革过的礼拜仪式、祈祷文和教义。彼得强迫分裂派成员服从改革后的教会权威，但他并未导致本国教会进一步分裂。然而，彼得造成的分裂在于其他领域。

注释

1Billington, 133.

2Paul of Aleppo, 19, 20, 26, 29, 64, 68, 70.

3Ibid., 30.

4Ibid., 32.

5Ibid., 74.

6Ibid., 36.

7Ibid., 35.

8Ibid., 85.

9Ibid., 118.

10Ibid., 119.

11Pipes, 235.

12Billington, 145.

13Paul of Aleppo, 37.

14Billington, 141.

15De Grunwald, 63.

16Avvakum, 44.

17Ibid., 23.

18Ibid., 22.

19Ibid., 21.

①阿勒颇的保罗的日记名为《马卡里乌斯行纪》，书中系统收录了那些不得不忍受17世纪俄国艰苦生活的人们的哀叹、抱怨、呻吟、愠怒与哭诉，读来尤为令人悲伤。

当他们拜访俄国教士时，曾被要求参加教堂的礼拜活动，最糟糕的莫过于这些活动的时长和状况。“他们的教堂都没有座椅，”保罗抱怨道，“没有一个人是坐着的，连主教也不例外。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所有人都像岩石一样静静地站着，或是在自身热情的驱动下，不停地鞠着躬。至于他们的祷告、咏唱和弥撒的长度，上帝帮帮我们吧……他们习以为常，所以丝毫不觉得疲倦……我们每次都是蹒跚着离开教堂的，因为站得太久了……一连几天，我们都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背部和腿部疼痛不堪……我们不得不冒着足以让我们丧命的严寒，站在冻得像铁一样硬的地面上。最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些达官贵人的儿子和小孩子光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从未表现出丝毫不耐烦的样子。”在一次礼拜中，过去两年内在对波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姓名被一一提及。“领班神父用极其缓慢、沉静的声调念着他们的名字，吟唱者则反复吟唱着‘永垂不朽’，直到我们差点儿累瘫在地上，双腿都被冻僵了。”3

末了，保罗得出结论：“如果谁想折寿5到10年，就应该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到俄国去走一走。”

②在1649年的排外骚乱中，6辆载有乐器的马车被暴民发现，并被烧毁。对器乐的偏见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也从未得到改变。俄国东正教会认为只能用人声来赞美上帝，因而至今不允许乐器出现在礼拜仪式中。这一举措令其所属合唱团成为世界一流的无伴奏合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