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逸闻到证据

只有我们付出的，才是我们拥有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

近几年，救助穷人（特别是穷困妇女）最时髦的方式之一是提供燃料消耗更低、产生更少烟雾的“清洁炉灶”。这是因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还在以木柴、煤炭或动物粪便为燃料，使用效能低、烟雾大的老式炉灶或以明火取暖、做饭。这些方式需要消耗大量木柴或其他燃料，也意味着妇女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寻找柴火，家里的女孩有时也被迫辍学帮忙。寻找燃料导致滥伐森林，引起水土流失。传统的炉灶非常不稳当，放在火上的开水壶经常打翻，烫伤炉边的孩子。我们见过太多孩子身上留着可怕的烫伤疤痕。

传统炉灶的另一大缺陷是，它们产生的浓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2012年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家庭室内空气污染1是印度最大的单一健康风险因素，也是非洲第二大单一健康风险因素。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或心肺疾病，每年导致400万人过早死亡。烟雾还会引发白内障，致人失明。研究认为，老式炉灶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

工程师们设计出使用简便、价格低廉的清洁炉灶，从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问题。清洁炉灶通常是密闭的，像美国的老式柴火炉一样，因此比明火燃烧的效率高得多，还配备了烟囱，可将烟雾排出小屋。全世界的援助组织都在竭力推广清洁炉灶。

在马拉维南部的村子里，农民威廉·马哈巴领我们走进他的棚屋，向我们展示他的双灶炉。炉子是在一个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建造的，用泥巴制成，理论上，烧火产生的浓烟会通过后墙上开的洞排到室外。但事实上，屋里的烟太大，我们几乎无法写笔记，但马哈巴一直坚持说，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很快有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妇女发展的强力倡导者，她发起了“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这是一个公私合作联盟，合作伙伴超过600家，其中包括38个政府部门。“清洁炉灶，”希拉里说起这个概念，“这跟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推动人权、民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它和每件事都息息相关。”她的观念是，为妇女赋权、使她们摆脱边缘地位的举措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联盟已经计划好，仅在东非就要投资7000万美元推广清洁炉灶。他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一亿台清洁炉灶安装到位。

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相信清洁炉灶会有效果，她决定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测试它们的效果。迪弗洛和援助组织“乡村发展”合作，在印度奥里萨邦测试清洁炉灶对促进农民健康、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该地区的儿童每天吸入的油烟量相当于吸了七支烟。因此，迪弗洛想要知道使用清洁炉灶后，呼吸道感染会降低多少，能够下地干活的农民数量会增加多少。迪弗洛回忆说：“我们研究了炉灶，完全相信它们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在实验室测试了，效果很好。”

然而，研究发现，至少在这次实验里，清洁炉灶彻底失败了。2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热爱清洁炉灶，印度的村民们却不为所动，不常使用。在现实环境下，炉灶会出故障、开裂或者不好用，村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来越少。烟道会堵塞，清理不干净。有时，妇女只使用一个灶眼，忘了把另一个灶眼盖住，浓烟就会从旁边的灶眼冒出来。结果是，情况并未改善，家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暴露在烟雾之下。研究也表明，木柴的消耗量没有减少。

最重要的是，迪弗洛和同事们根据肺活量和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量测试发现，“健康测试结果，比如呼吸功能、血压、婴儿死亡率和儿童体重指数，都没有改善。此外，村民的自评健康情况，比如咳嗽和感冒，也没有改变”。

研究一经发布，便如堤坝决口，关于清洁炉灶问题的实地反馈纷至沓来。其他研究者发现，清洁炉灶引入加纳一年后，只有一半炉灶仍在使用中。另一项研究发现，塞内加尔的太阳能炉灶看上去对村民毫无影响，木柴采集量仅下降了1%，而技术爱好者们之前一直为太阳能炉灶能减少柴火的使用量激动不已。

这段插曲提醒我们：就连最绝妙的灵感，也并不总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谨慎实验，测试把资源投在哪里才能创造更好的世界，这一点十分重要。从历史上看，我们在制定打击贫困的策略时，几乎总是依据直觉和臆想，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在全球历史上，每个援助组织都宣称自己的干预成本效益好，但评估时则往往像祖父母评价孙辈一样仁慈宽厚。

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她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反驳说，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同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测评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生长于巴黎的迪弗洛，人生有大半时间在美国度过，可说话还带着法国口音，这让她引以为傲。她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父亲是一名数学家，由于父母对全球贫困的关心，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对此产生了兴趣。她叔叔是“无国界医生”的衍生机构“世界医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她母亲定期前往一些冲突不断的国家为儿童诊疗。迪弗洛自己对发展中世界的关心，部分始于她六岁时读的一本漫画书。书里讲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故事，那里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一平方米，这让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开动脑筋，想象出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一个棋盘似的，每个人只能站在一个小小的方格里。从那以后，迪弗洛就试图弄明白世界贫困问题。她进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但后来在俄罗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经历让她确信，和历史相比，经济学才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申请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麻省理工的经济学系几乎要拒绝她了，多亏系里一名法国教授为她奔走，她才勉强挤进去。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筹码，29岁时，她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打击贫困的途径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试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中。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美国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引起了相似的举措。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可以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来月经让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儿童（尤其是南方的）身体里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的话，每片仅需两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每年也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不到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4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5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努斯，凭借他在孟加拉国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斯邦达纳（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斯邦达纳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斯邦达纳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来说，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国、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质疑愈发显得站不住脚。

此外，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帮助穷人存钱的小额储蓄项目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积极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银行开户，只能把钱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没有锁的窝棚里。此外，贫困农民每年只有一两次，通常是在丰收后才得到大额收入，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伸手借钱的人。结果迫使农民们花钱而不是存钱，钞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烟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后，就是高利贷—不光是借钱的，还有存钱的高利贷。在西非，农民们可以把钱存在从事货币交易的苏苏人手里，但每年必须为存款支付40%的手续费！8有人担心小偷或借钱的人上门，就把100美元存在苏苏人手里，结果来年只能取回60美元。

小额储蓄计划帮助人们妥善保管金钱，积累储蓄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丽娜·迪帕在2013年做了一项研究，把储蓄账户提供给肯尼亚乡村做小买卖的妇女。9这些账户没有利息，取款还要收手续费，但仍有87%的人签约开户。不到六个月，参加项目的妇女每天为生意投入的资金就比对照组高出了一半。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小额贷款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简便易行，自1991年由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在尼日尔创设以来，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模式得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机遇、乐施会以及天主教救济服务队在内的众多组织也采纳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组织提供一个配备三把挂锁的简易钞箱，三把锁必须全部打开才能取钱。大约每20个农村妇女（偶尔也有男性）组成一组，可能每周碰面一次，每名成员带来五分钱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钱存入钞箱，三把挂锁的钥匙分给不同的组员，而箱子由没有钥匙的第四名组员保管。天主教救济服务队的救援人员休·阿普勒向我们展示了这个项目在尼加拉瓜农村是如何进行的。他指出，因为由村民自己提供资金，这些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办起来。“人们用自己的钱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说。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每名参加者只需要交25美元就能建立一个小额储蓄组，这让我们意识到，这是帮助人们实现自助的一种成本效率极高的方法。向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捐款时，捐赠人可以指定把款项专门拨给乡村储蓄和贷款项目。

小额储蓄力量强大，甚至没有外来援助组织的推动也能运行。1999年至2001年，一个名为“价值”（WORTH）的妇女赋权项目组织了3.5万名尼泊尔妇女加入储蓄小组。后来，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强迫资助方撤出，终止项目。叛乱平息后，援助人员回到当地，发现储蓄小组一直自己维持着，有些地方的小组甚至还扩大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断六年以后，这些小组中有三分之二还在运转。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己成立了425个全新的储蓄小组。

随机对照实验当然也有局限。这类实验成本高昂，并且往往不切实际，在肯尼亚做的实验并不能说明在埃塞俄比亚什么项目能成功。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成百上千，不可能一一得到测试，也不可能为了显示出缓慢的变化而把实验时间拖得太长。虽然这些实验在测试某一种特定方法时非常有效，但在评估其他领域，包括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项目时，也许就不那么管用了。更广泛的质疑是，随机对照实验只关注细小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基本问题，比如，外国援助究竟有没有效果。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桑杰·雷迪就曾批评这些实验“严重限制了可以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严谨，倒不如说是僵如死尸”。10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它能在众多重要问题上提供有用的指导，比如是否将上千万美元投入现在的清洁炉灶技术。11迪弗洛的随机对照实验让投入几年时间推广清洁炉灶的人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所致力的是一项前景广阔的技术，每年可能避免400万人过早死亡，而且他们也说明，现在研发出的新型炉灶已经远胜过迪弗洛测试的样本。只因为迪弗洛在某一个地区对上一代炉灶做过的一项实验，人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就应该被全盘抛弃吗？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也许会观察后续的炉灶实验，但是直到被证明有效之前，应该先限制它的使用范围。我们相信清洁炉灶的新技术有朝一日会赢得印度村民的认可，带来巨大的改变，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印度还是美国的贫困问题，严格的评估都是必需的。以预感和直觉为基础来对抗全球贫困问题，未免风险太大。投资领域的评估日趋严格，非营利领域也该如此。如果在开辟全新的业务时，企业需要小心翼翼地论证，那么，援助组织或捐助人为疟疾防治和儿童教育制订计划时，就更要依靠严谨的证据。实验并非总是可行或者有成本效益的，对倡议活动进行测试也并不容易，但是全面提升评估的严谨程度，将帮助慈善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影响力。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多次谈到随机对照实验和其他坚实的证据，从而避免陷入“什么才是创造机会的最佳方式”这类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迪弗洛的学生和同事，以及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教授迈出了研究和学术领域，创建了名为“证据行动”的组织，向由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有效的项目投资，而这些实验往往是由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的。如前所述，“证据行动”开展了儿童驱虫项目—现已治疗27个国家的3700万名儿童，以及每家每年只需1.98美元就能喝到安全饮用水的氯化器项目。

在美国，纽约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执行了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探索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循证政策联盟制作了一个精彩的网站，列出了一系列通过随机实验、具备严谨证据支持的项目，涵盖了亲代抚育、精神健康和无家可归现象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意味着，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试图为缓解洛杉矶或南苏丹的贫困贡献一份力量时，不再需要依靠直觉猜测哪些项目可能成功，而可以基于严格的评估。过去，只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巨型慈善机构才能采用这样的评估。慈善领域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