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与反思

在对我国的计划与规划进行反思之前，首先需要达成几点前提性的认识，也就是三个不容怀疑：第一个不容怀疑的是，经过4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打造，市场机制已经扎根在我国经济土壤之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目前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西方国家依然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任何持有客观态度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实，而且这种不承认更多的是有意想利用国际游戏话语权来牵制迅猛发展的中国国民经济，我们不能为迎合这种态度而放弃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得来的经验和做法。承认与不承认均挡不住中国国民经济借助市场经济机制发展壮大的趋势。第二个不容怀疑的是，市场经济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依照历史数据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国民经济并未达到空前的繁荣，年均经济增长维持在6％左右。而中国经济增长真正又快又稳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面推进市场机制之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处于新旧运行机制交替阶段，国民经济大起大落，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了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国民经济发展才进入快车道，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并在15年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个不容怀疑的是，这种中国式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市场经济机制独自创造的，而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和外企相互补充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或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无法解释这种混合经济的成功。由于经济理论成熟总是要在经济发展成功之后才能出现，因此在这个档口每遇到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人们就会在常识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比如有关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议，部分激进的政策主张涌动而出。长期关注中国经济转型的邹至庄教授早就指出中国经济转型成功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多种挑战。[10]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转型成功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趋向完美的经济运行机制？或许有是、否、未必三种答案。最通常的对立理论逻辑是，要么趋向市场，要么趋向政府。其实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之后，我们就已经告别了要么计划经济、要么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而是确立了将两者优势相互结合起来的思维逻辑。市场成分多一些或计划成分多一些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之中使两者优劣势互补。优劣势互补从整体上产生一个比单一优势更加明显的综合效应。这是今天当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现实局面时需要牢记的。既然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建立单纯的计划经济的失败经历，又有了完全市场化导致经济危机不断周期性呈现的惨痛教训，为何还要执迷不悟地推行单一的经济发展机制呢？

（一）信息技术不足以重建计划经济

当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创造了人类改善自身环境生活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引起了建立所谓新计划经济的看法和争议，引发这个争议的是当今互联网技术的业界精英。这个看法和争议其实是以往看法和争议的继续。在过去的20世纪，至少有三次对后来的经济理论产生持久影响的争议：第一次是关于计算机的使用会不会带来计算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实现的争议；第二次是关于政府干预市场究竟是通向奴役之路还是繁荣之路的争议；第三次是人类的理性究竟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争议。三次争议其实并不是限于特定的人物之间，比如兰格与米塞斯，凯恩斯与哈耶克，霍桑小组、西蒙与古典理论追随者之间。争议均是在当时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了进步的条件下产生的。这充分说明，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改变人们生活的物质存在环境，同时也改变人们生活的精神理念认识。然而，争议的结局依然是：似乎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完全替代和背离人类需求的机制，而只是对现成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持续的改进。

说到底，一切社会经济机制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建立和改进的。这个基本常识来自生物界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人们的需要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是根据积累起来的经验认知，这些需要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因此，当具有了经验认知的工具和条件时，后人总会比先人对人类的需要知道得更多、更详尽，并为此做出必要的生产经营安排。但是人们永远不可能穷尽人类的需求，这种人类需求的不可知来自以下的限制：其一，人类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动态的，此一时彼一时的需要差别很大；其二，人类的需求随着空间的转换是善变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三，人们总是在给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下获得满足，不可能超越这个时空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依据经验积累认知做出分析，大致预测出人类需求的变化趋势，并依据当时当地给定的条件去满足人类需要并尽可能地达到充分，但是永远不能精准地预见到动态的和善变的人类需要，并完全达到满足水平。

进入21世纪，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人们的确对自身需求和社会经济规律有了更广、更深的了解，但由此认为可以诞生新计划经济，这只是从生产力要素变化方面的解释。任何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总是离不开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关系要素两个方面的发展与结合。

信息技术中的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有助于决策的进一步完善，但是依然代替不了决策。经济理论承认信息的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而这常常是困扰经济决策准确性的难题之一。因此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似乎改变了对信息不对称性的看法。大数据通俗的说法是样本等于总体的数据。换言之，没有多余的数据，但是达成这样的情况很令人怀疑。即使技术上实现了全体样本，但也只是对历史记录数据而言，并不代表未来数据。况且，瞬息万变的数据收集是有时间差和成本的，依据大数据做出决策还需要将时间差、收集成本和数据遗漏等因素考虑在内。借助大数据，可以更广、更深地了解事物现象，但在现象与本质之间要建立联系，仅仅依靠大数据是不够的，这需要更多的逻辑知识和分析工具。

信息技术与其他科技结合而形成的人工智能对于模拟和掌控经济行为有明显改进，但是不可能完全替代经济行为自身。21世纪发生的最具有人工智能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国际象棋的人机大战，机器人战胜了当今国际象棋头号大师。的确，在许多微观领域，人工智能的卓越表现已经屡屡令人称奇，可以替代人类劳动，甚至比人类做得更为出色。然而，令人恐惧的也是这一点：人类自己的劳动由机械系统和计算系统替代之后，人类还能不能掌控后续行动？人脑无与伦比的创造性想象力和智慧还有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不是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所能够做到的，要解释清楚的可能是人类学。目前所看到的人工智能，绝大多数是在复制已有的人类事件和数据，并将这些事件和数据逻辑化和模型化。其实，经济学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推出各种经济行为方程和模型来精准模拟人类行为。自从人们充分分析了经济危机的起源和发生机理之后，人们曾满怀信心地认为可以准确预测和掌控经济周期性波动。可是到2008年，人们依然避免不了堪比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危机。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进入家庭，进入企业，甚至进入政府机构，但是成功的希望大概会集中在微观领域。在宏观领域，尚不能依靠人工智能做预测以掌控未来。

说到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只是在物质技术手段方面的进步，属于社会生产力领域生产工具的历史性改进，但是要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做出相应改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转变。提出建立新计划经济，或者重建计划经济只是一种主张、一种选项。即使同意这个主张或选项，也要考虑如何对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做出调整，如何改造已经植根在经济土壤的市场机制。严格来说，我们的理论准备并不十分充分。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渐进地把整个国民经济从计划机制轨道转换到市场机制轨道上来，而没有引发社会剧烈的波动，实现了世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巨大经济体转型。依照中国转型经验的概念分析，计划经济至少有三种含义的解读：其一，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上下一体的政府计划体系，从中央政府计划到地方计划。客观上来说，企业内部历来都是有计划安排的，但是企业内部有计划并不等于计划经济。只有政府编制了计划，与企业计划相衔接，计划经济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实行五年为一期的国家计划管理以来，直到现在，政府已经连续编制了13个五年规划和60个以上的年度计划。从第10个五年计划期起不叫“计划”改叫“规划”，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这种计划总体上是指导性的，并不取代企业和个人做出独立安排。计划起到的作用是引领性的，并不是包罗万象和包办一切。今天世界上依然还有不少国家政府也在编制类似的指导性计划。这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经济。其二，一个经济体中政府利用计划形式去配置和管控社会经济资源。计划依然具有工具性特点，但是计划实施依照行政命令推行，并严格要求企业和个人依照政府计划安排开展经济活动。这种计划因为具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的特点而被称为指令性计划。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实行的就是这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初转型为指导性的计划经济。其三，一个经济体完全依照行政命令配置和管控社会经济资源。在这个经济体系之中，政府计划有无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直接掌控和分配所有的资源。计划管理最起码还需要依照一定的程序并按部就班地实施，而在这种一切由行政当局安排的经济中，政府随时发布行政指令，可以直接决定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和插手相应的经济活动。严格来说，这种经济体是超计划的命令经济，只有战时才得以建立和实行。

显然，中国既不需要恢复指导性的计划经济，也没必要重新建立一个指令性经济。从经济学角度观之，市场经济是属于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是发达的商品经济。那么，目前中国运行着的是一种带有规划引导性的商品经济。这种规划引导性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它与过去指令性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同。如果非要将规划引导性质的商品经济重新改造为指令性/指导性计划性质的商品经济，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不会赞成的。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将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由于信息技术进步导致了更加有利于计划管理的因素涌现，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建立计划经济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因此，新计划经济的提法需要谨慎对待。

（二）在市场与计划相结合道路上前行

我国历经40年转型为指导性计划的市场经济，在创造出高速增长和经济繁荣之后，也开始显示出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收入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外部性效应突出，环境污染后果严重；资本力量染指广泛的其他领域；市场引导的盲目性加深，产能过剩现象严重等。这些乱象说到底，是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经济世界时给出的图景：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与异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离与对立。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发展到它的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不是消失了，而是扩大了、深化了。我们面对的是如何妥善解决这种矛盾。从根本上说，消除这些矛盾目前尚不具备各方面的条件。

回顾过去，改革的初衷是力图把市场的长处同计划的长处结合起来，40年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繁荣也表明这种结合还是有可能和有效的，但是同时也把市场的短处一并带入，这当然不符合改革设计想法，也不是十分简单。市场机制固然是目前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机制，但是这种高效机制如果用得不好，也会变成对资源利用最有害的机制。迄今为止，主流经济理论依靠数学逻辑和经济逻辑证明了市场均衡的存在及其有效性，但这种逻辑证明依赖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与现实条件相去甚远。人们可以假设理想生活的条件，但却无法选择现实生活的条件，而只能依赖这些现实条件去选择性地生活。因此，不能盲目地把现实中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归结为是市场化不彻底，从而引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逻辑。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将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的逻辑，自然是结合各自的长处而不是结合各自的短处，这个逻辑在改革之初就是明确的。40年之后，当市场机制的缺陷暴露无遗时，更应坚持这个逻辑。

现在人们习惯于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同等表述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原则上讲，两者还是有差异的，对分析和解决问题有不同逻辑。市场的含义本质上讲是交换场所及其交换关系总和，它在配置资源时的作用特点就是自发性和趋利避害。计划的含义本质上讲是人类理性设计，它在配置资源时的作用特点就是自觉性和按部就班。政府的含义本质上讲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成为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因此，政府相对于市场，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政府相对于计划，是管理者与管理工具的关系。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政府要不要管理市场的问题，这已经是常识性命题，毋庸置疑，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场合都存在着一定形式的政府管理或干预市场现象。其次是政府如何管理市场的问题，这自然就衍生出管理工具的运用命题，而这才是关键，因为管理工具使用的种类、形式、方式、力度和效果，对市场有效性高下立见。讨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如何将自发性与自觉性、趋利避害与按部就班结合在一起，这是高度复杂的命题，但又是问题的核心。对所有这些关系的探索都归结为一个基本命题：在满足人类自身需要时，社会如何在趋利避害地自发实现与按部就班地自觉实现之间达成平衡。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了更多的化解问题与矛盾的工具和手段。这些工具和手段至少包括：正在做大做强做优的国有企业，日益创新进取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政府周期性规划，高效有力的产业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统一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的市场体系，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征信制度，上下协调的央地政府关系，等等。应当继续借助于上述基本制度和工具化解多年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现在比较明确的是，市场机制在应对微观经济领域方面是比计划机制更加灵活和有效的，而计划机制在应对宏观经济领域方面则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对于中观层次的经济活动，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各有所长、长短互见。因而，市场与计划的进一步结合，可能是在微观领域继续加强市场的作用，在宏观领域继续强化计划的作用，在中观领域则结合市场和计划的共同性作用。比如，在微观领域加强反垄断，进一步放开竞争；在中观领域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和组织作用；在宏观领域强化规划引领和调控作用。借助于信息技术进步，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国民经济层次上，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大数据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以降低市场非理性。

经过了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历程之后，健全的思维逻辑应当形成。这种思维就是不走极端，在计划与市场的相互结合上寻求平衡。极端的思维逻辑，即要么市场，要么计划，是不可取的，需要摈弃。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大力推进政府简政放权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有一种潜在的企图或者说有意的导向是把市场深化当作深化改革的目标。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两个不等式逻辑（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在深化改革的今天依然有必要强调和坚持。依照这个逻辑，市场和计划都是工具，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采用什么样的工具加以解决。若是市场不足就大力发展市场，若是计划不足就一定强化计划，而不要抬高或者贬低其中某个工具，拘泥于某个观念。显而易见，只把市场化当成深化改革的方向或目标是片面的认识。从根本上讲，今天所有的深化改革的目标，是继续健全和完善70年来经历无数次磨难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保障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实现公平正义。计划还是市场，多一些或少一些，本身都不是价值判断，都是可以采用的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