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教士、使者、旅行者的游记、传记和文学作品等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开始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中国成为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地区。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等以“番僧”身份到达肇庆，是为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肇始。此后，耶稣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赴华传教。这个阶段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他们不仅传教，还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以撰写书信、日记、游记的方式，再现他们跋山涉水去往中国的艰辛旅程，记录在华所见所闻，描绘中国社会文化图景，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文明成就和社会风貌介绍给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1611年，波兰神父西蒙·维索茨基（Szymon Wysocki，1546—1622）将利玛窦、陆若汉（João Rodrigues，1561—1633）所著的《异教国和新世界：日本与中国两年间新闻纪要》（Nowiny abo dzieie dwvletnie z Iaponu y z Chiny，krain poganskich，Nowego Świata）译成波兰语，由扬·夏尔芬贝尔格印刷社在克拉科夫出版。该书汇编了利玛窦神父和陆若汉神父在1606和1607年间，寄给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奎维瓦（Claudius Aquaviva，1543—1615）神父的书信，记述了旅华见闻。1628年，另一部记述传教士在华经历的作品——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ónio de Andrade，1580—1643）所著的《亚洲，西藏的广阔领土》（Tybet wielkie panstwo w Azyey），由弗雷德里克·谢姆贝克（Fryderyk Szembek，1575—1644）翻译成波兰语，并在克拉科夫出版。这本书是对藏族宗教传统和信仰的简短描述，由一位耶稣会修士在西藏写成并寄送给耶稣会会长，随后在罗马出版。
19世纪，陆续有多部翻译成波兰语的赴华传教士或使者的传记、游记在波兰出版，为当时的波兰人打开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窗户。1801年，罗曼·马尔凯维奇（Roman Markiewicz）翻译了乔治·莱奥纳德·斯坦顿（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所著《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公爵1792—1794年中国之行》（Podróż lorda Makartney posła W.Brytanii do Chin w roku 1792，1793 i 1794）。这本书收录有关中国国家、政府和民族的信息，尾附关于孔子生平和思想的一章内容。类似这种较早期的外交使团出访中国的游记，还有亚德拉·卡罗琳娜·玛勒特丝卡（Adela Karolina Malletska）翻译的劳伦斯·奥利凡特（Laurence Oliphant，1829—1888）所著的《额尔金伯爵使团1857—1859年出使中日》（Poselstwo lorda Elgin do Chin i Japonii w latach 1857，58，59）。
1829年，华沙出现了一本《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父生平介绍》（Wiadomość o księdzu Michale Boym S.J.），该书作（译）者信息今已无从考证，极可能是在波兰出现的第一本介绍这位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的传教士卜弥格的著作。1852年，约瑟夫·帕里茨基（Józef Pawlicki）撰写的《1840年9月11日在中国殉教的遣使会会士董文学生平》（Wiadomość o życiu i śmierci Jana Gabryela Perboara，kapłana Zgromadzenia XX Lazarystów，umęczonego w Chinach d.11 września 1840 r.）在华沙出版。此书通过董文学（S.Joannes Gabriel Perboyre，1802—1840）神父写给教友、家人的书信，记述了他离开法国前往中国，再从澳门到福建、河南的旅行，以及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风貌。
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学，多源于对东方的兴趣，中国被置于东方文明的话语体系中讨论。游记作者多为传教士、使者或旅行者，他们记录自己前往东方各国的见闻，尤其较多着墨于中国。例如，1827年在利沃夫（Lwów）出版的两卷本游记《耶日·特姆科夫斯基1820—1821年经蒙古到中国的旅行》（Podróż do Chin przez Mongoliją w latach 1820 i 1821 / przez Jerzego Tymkowskiego odbyta），记录了著名的俄国学者特姆科夫斯基（Egor Fedorovič Timkovskij，1790—1875）赴华旅行经历。作者以时间为序，记录游历各国的所见所闻，包括途中所遇重大事件。文中详细记述了从恰克图前往北京的一路风景，对地理面貌也有着详尽描述，并如实介绍了蒙古人的信仰、习俗、家庭和居所。此外，作者还详细介绍了在北京期间的见闻，包括在17世纪被满洲人带到北京的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以及罗马天主教徒的情况。特姆科夫斯基在北京城及其周边细细探访，并逐一记录。与同时代的一些有关中国的游记相比，特姆科夫斯基对当时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介绍较为客观，如其在自序中所言：
也许我的描述只是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关于蒙古草原的更广泛的信息，但可以说明中国的现状，为地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进一步研究中国提供启示……阅读之前一些旅行者的游记我们会发现，旅行的紧迫性使得人们无法深入研究所有的细节，常常会在对地理、语言的描述上出现一些错误。有些旅行者只是忙于传教，另一些人则总想用他们怪诞、夸张的故事哗众取宠。仅从这一角度出发，我的游记就值得被大家看到。[1]
此类作品还包括1853年沃伊切赫·希曼诺夫斯基（Wojciech Szymanowski）翻译的欧内斯特·亨利·加尼尔（Ernest Henri Garnier）所著的《南亚游记：印度斯坦、印度支那、信德省、拉合尔、喀布尔和阿富汗》（Podróże po Azyi południowej：Indostan，Indo-chiny，Sind，Lahora，Kabul i Afganistan），记述了马可·波罗等首批踏足亚洲的欧洲旅行者和传教士的事迹，介绍了英国第一代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的经历，精选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最有趣的旅程和发现，兼具娱乐性质和科普价值。
1858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撰写的《传教士胡克和加倍特的东方游记》（Podróże księży misyonarzy Huc i Gabet w Mongolii，w Tybecie i w Chinach）被翻译成波兰语，并在华沙出版。作者古伯察是拉撒路会（遣使会）修士，1813年出生于法国图卢兹，在当地神学院长大，之后在这里任教。1839年2月被任命为传教士，从勒阿弗尔出发前往澳门。经过六个月的海上旅程后，他抵达中国，并在三个月后到达北京。在那里，他与中国人交往，并慢慢与中国人熟悉起来，甚至被当作是中国人。古伯察在书中记述了自己和另一位遣使会传教士加倍特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社会风貌，目的是让当时的欧洲了解中国，并且消除对这个国家错误的甚至可笑的认知。他在序言中自陈：
那些仅仅在半欧洲化的殖民沿海城市短暂停留的旅行者，无法准确描述中国的状况。只有那些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并将自己变成中国人的人才能做到。我致力于这一工作已经十四年了，已经把中国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因此可以给出更多的细节和准确信息。当时我以为自己不会再回到欧洲，因此游历了多个省份，环境对我很有利，我得以充分了解中国社会上层阶级的生活。[2]
1874年，约瑟夫·亚历山大·冯·赫布纳（Joseph Alexander von Hübner，1811—1892）所著的《徒步环游地球1871（第三卷：中国篇）》（Przechadzka naokoło Ziemi odbyta w roku 1871.T.3，Chiny）被翻译成波兰文，并在华沙出版。该书记录了主人公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的经历。
另外，在这个时期，波兰人对中国的认知还来源于一些西方作家创作的虚构文学作品。1869年，约安娜·贝莱约夫斯卡（Joanna Belejowska，1820—1904）翻译的《“付出越多，听到越多”——约安娜·贝莱约夫斯卡：美国人的中国冒险》（Im więcej komu dano，tem z większego rachunku słuchanym będzie / przez Joannę Belejowską.Przygody Amerykanina w Chinach），讲述了一个美国人艾凡登在中国千里寻女的故事。艾凡登是广州一家美国“工厂”的经理，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有一个哑巴女儿玛丽亚，没有获得和他一起前往中国的许可。为了不让女儿独自一人留在家乡，艾凡登偷偷把玛丽亚带到了广州。为掩盖身份，艾凡登给玛丽亚女扮男装，假装是他的儿子。直到有一次，艾凡登因参加朋友举办的舞会迟迟未归，玛丽亚感到不安离家寻找，却在途中被拐走，并被卖给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审查人员”。发现女儿丢失的艾凡登，一度焦急、绝望，最终决定前往北京寻女。在贵人的帮助下，艾凡登见到了清朝皇帝，并向他揭露了宫廷中高级官员们的反叛阴谋。由于艾凡登救了皇帝的性命，皇帝帮助艾凡登找到了女儿。书中不乏诸多对中国和中国习俗的描写，包括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功能，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和中国的传统园林，还涉及诗会、戏剧表演、饮食文化、丧葬习俗、科举考试、交通方式等方方面面，生动再现北京城的街道布局和皇家园林——圆明园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