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具“汉学研究”色彩的早期探索

上节提及的“波兰的马可·波罗”卜弥格，是波兰耶稣会传教士、南明永历皇帝的使臣、东方学家，对中波乃至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卜弥格生于波兰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利沃夫（现位于乌克兰西部），来自匈牙利贵族博伊姆家族。其祖父曾任匈牙利贵族斯特凡·巴托里（Stefan Batory，1553—1586）的秘书，随其从匈牙利来到波兰，后来巴托里当选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卜弥格的祖父也获得了波兰贵族的头衔，并皈依了天主教。其父一生行医，曾是国王瓦萨三世（Zygmunt III Waza，1566—1632）的御医。卜弥格14岁时生重病几乎性命不保，那时他便发誓若恢复健康就加入耶稣会，并献身远东传教事业。19岁时，他在克拉科夫加入了耶稣会。之后十年间，他在桑多梅日（Sandomierz）、卡利什（Kalisz）、雅罗斯瓦夫（Jarosław）等地的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

为了能够去东方传教，卜弥格多次向罗马天主教会提出申请，最终获准前往中国。在那个时代，前往中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首先前往里斯本这个欧洲通往世界的门户。卜弥格于1643年3月离开里斯本，绕过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穿越印度尼西亚的海峡，到达了澳门。最初他在澳门一所耶稣会办的学校任教，同时学习中文，然后到海南岛传教。再后来，卜弥格到过湖南、河南、陕西等地，对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他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受封官职，并被南明朝廷派往欧洲向罗马教廷求援抵御清朝军队。在罗马完成使命返回中国的途中，卜弥格积劳成疾在广西逝世。

在以中国使节的身份返回欧洲的时候，卜弥格随身带着自己绘制的18页《中国地图集》（Mappa Chinarum），还有介绍关于中国基本知识的9章文字，实际上正是这些文字把这本地图集变成了一本中国知识手册。当时欧洲人所知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很是混乱。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记录充满传奇色彩，缺乏实证资料。葡萄牙人在亚洲沿着海岸航行，但不了解亚洲大陆的内部情况。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第一次明确标出了中国的位置所在和国土大小；第一次明确指出马可·波罗笔下的“Kitaj”和葡萄牙人所到达的中国是同一个国家，“Kitaj”的首都“Kambalu”就是“汗八里”，即北京；第一次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些中国城市的准确位置以及长城和戈壁沙漠。这本地图集配有许多插图，展现了中国的动植物和建筑，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场景。这些资料都极大地丰富了同时代欧洲人对远东的了解。

卜弥格在华期间，对中国历史、政治、语言、文化、地理、物产、风俗、医学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撰写一系列著作，让波兰乃至西方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和东方世界，为传播中国科学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对后世汉学家们影响深远。在海南岛的时候，卜弥格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动植物和中医。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了他的《中国植物志》，这是欧洲第一部研究中国植物的专著。他在书中首次描述了那些不为欧洲人所知但在中国十分常见的植物，并强调了它们的药用特性。卜弥格还撰写了《中医要览》一书，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医，特别是针灸和中医诊脉方法。

卜弥格是波兰全面研究中国国情的拓荒者，18世纪的很多波兰人继承了他的中国学研究事业，继续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地理和社会风貌。1787年，伊格纳齐·玛努杰维奇（Ignacy Manugiewicz，1750—？）从俄文转译约翰·哥瑟夫·冯·斯特里特（Johann Gotthelf von Stritter，1740—1801）所著的《北京城的历史地理介绍：比其他版本更有趣》（Historyczno-geograficzne opisanie miasta Pekinu ciekawsze od innych edycyi），详细描述了北京的城市规划及故宫、钟鼓楼、雍和宫、国子监和天文台，翔实介绍了城中皇室、贵族的生活，以及清朝都城的行政机构。此外，作者在细述北京在中国历朝历代中的地位时，特别花费笔墨分别描写了雍和宫内的藏传佛教僧侣的生活和西方传教士在京城活动的情况，国子监、贡院的文人生活也得以生动呈现。这种外国人对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的研究，其研究范围之广，内容之翔实，甚至已经有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色彩。

及至19世纪下半叶，波兰人进一步拓展了对中国历史更为系统的研究。亚历山大·维雷哈·达洛夫斯基（Aleksander Weryha Darowski，1815—1874）翻译了英国传教士威瑞（Wery L.）的《古代中国编年史书概要》（Relacja o starej chińskiej kronice Czin-Czi-Na），于1877年在利沃夫出版。切斯瓦夫·皮爱尼昂日克（Czesław Pieniążek，1844—1917）和阿道夫·斯帕默（Adolf Spamer，1883—1953）合编的《古代历史图鉴》（第一卷：从远古时期到希腊萌芽）（Illustrowana historya starożytna.T.1，Od czas 1 najdawniejszych aż do zawiązków historii greckiej）讲述了中国公元前23—前6年的历史。

在社会政治研究方面，波兰人约瑟夫·科尼格（Józef Kenig，1821—1900）于1896年出版的《中日问题及两场演讲》（Sprawa chińsko-japońska i dwa odczyty）记叙了中日甲午战争始末。作者注意到西方国家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不一。因为害怕失去自己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影响，英国最为关切战争结果，但其他欧洲列强则无视战争对自身利益的可能影响。作者的态度同后者相似，认为战争结果不会对欧洲主权和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即使日本人取得胜利，也只会伤害中国及其邻国。作者还写道，中国单凭一己之力无法赢得战争，必须争取欧洲列强支持。不过他也认为，即使中国赢得这场战争，也迟早会被日本或欧洲列强打败。从上述观点不难看出，科尼格对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深刻认识，对中国的未来持不乐观态度。与之相反，弗瓦迪斯瓦夫·米哈乌·邓比茨基（Władysław Michał Dębicki，1853—1911）对中国的未来保持良好愿景。他于1898年在华沙出版《中国的未来：由易被忽视的前提得出的危险结论》（Przyszłość Chin：groźne wnioski z przesłanek lekceważonych）一书，从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入手，分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为中国的封建帝制具有其独特性，相较于西方帝国此起彼落，中国的封建统治稳固长久，深植于中国社会的保守主义思想为中国文化存续做出重要贡献。邓比茨基给出了颇具前瞻性的预测，即中国在未来将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并会引发全世界广泛关注。

相较而言，《关于茶及俄国人在中国的茶叶制备》（O herbacie i przygotowaniu jej przez Rossjan w Chinach：z dodaniem cennika herbaty fuczańskiej własnego przygotowania w Chinach，Domu Handlowego Braci K.i S.Popowych）就是一本充满趣味的书了。这本书介绍了茶叶的种植史，种植、采集、炒制茶叶的方法，茶叶的化学成分，保存和烹制茶叶的方法，以及茶砖的制作等，还附带介绍了中国的货币。作者康斯坦丁·阿布拉莫维奇·波波夫（Konstantin Abramovič Popov，1814—1872）并非汉学家，但这本介绍茶文化的书，成为波兰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有益资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茶文化在波兰传播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