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对象与范围

（一）时间的界定

“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书批评”是1977年至新世纪以来的历史，为了行文言述的方便，本书简称为“陕西文学批评”。分期界限为1985年，1985年被称为“观念年”“方法年”，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来看，1985年前后文学观念及其风貌发生深刻的变化；从陕西文学批评来看，1985年1月《小说评论》的创刊，在陕西文学批评史上被视为里程碑，它标志着陕西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陕西文学批评以《小说评论》为中心凝聚全国范围内的评论力量，自觉地展开批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建构。

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分为两个时段，这受到詹明信“文化主导”观念的启示。詹明信认为只有透过“文化主导”概念才能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全面地了解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这样的时间划分不是说孤立历史时期的同一体，或者以时移世易大而化之地指出历史的变化因素，而是以兼容并收的开阔视野讨论文化。詹明信认为：“有了 ‘主导文化’这个论述观念，我们才可以把一连串非主导的、从属的、有益于主流的文化面貌聚合起来，从而在一个更能兼容并收的架构里来讨论问题。”[18]

本书时间划分需要说明的是，其一，1985年后陕西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有了主导性的、实质性的嬗变。1985年以前，重在恢复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也就是恢复十七年以来建立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理论上注重文学真实性、典型性概念内涵以及创作方法等的探索，力求从十年“文革”的政治迷雾中走出来。1985年之后，文学批评随着观念的解放以及方法的多样，文学批评逐渐摒弃单一的政治模式，在多元化的态势中开拓批评理论的空间；其二，两个时期亦有同质的存在，并不截然断裂，比如过渡时期的批评者王愚横跨不同的两个批评时期，就其个体批评观念来看，长期形成的内在批评理念必然规范其文学批评实践，当然与时俱进中亦有变化，但“变”中有“常”，苍茫而来的事件和无序而去的时间不会将其中的“硬核”软化磨去，王愚文学批评倾向于美学——历史批评，善于从文学与社会、时代、人的关系发展中考察文学对人的影响，同时也重视艺术固有的规律，但批评理念上更偏重社会历史批评之维，美学之维相对于社会历史之维少一些，这也是80年代笔耕跟读派共有的特点。

（二）概念范围的确定

文学批评概念吸取韦勒克的批评理论，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三者分开：“似乎最好还是将 ‘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的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 ‘文学批评’（其批评方法基本是静态的）或看成 ‘文学史’。”[19]而文学批评“在更狭窄的含义上是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重点是在对它们的评价上”。

本书的写作，将批评者的批评文本（即对于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文本评论）研究作为陕西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也就是从事文学评论的二度批评研究；在批评实践操作中，注重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联系，融合文学理论的普遍规律及其方法。

“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为本书研究的课题，鉴于文学范围的广大，主要将中心确立在极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当然也可能会涉及诗歌、散文，但这仅作为旁及的范围。陕西被誉为“文化大省”“文学重镇”，其文学主要成就凸显于长篇小说。

给予陕西文学批评一个比较完美的界定基本是不太现实的，陕西文学批评处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流变之中，必然受到来自全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与制约，就陕西文学批评本身亦有呼应、反映式批评的特点。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将陕西文学批评基本定位于“陕西文学本土批评”，地域依然是可资借鉴的概念，但又不能完全受制于陕西的制约。

就批评所涉及的事件而言，首先包括发生在陕西的文学活动和事件；其次从文学影响学的角度考虑，超出陕西地域如“陕军东征事件”也构成批评的内容之一。就批评家而言有两批人，一是在很长一个阶段或者至今一直活跃在陕西文坛的批评者。这里既有本土陕籍批评者，又有外来移民陕西的评论者，这些批评者承担着陕西文学批评的重任，构成本书“陕西本土批评”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关注陕西文学的批评者，主要指现在工作于外省而籍贯陕西或者曾经居住在陕西的批评者。如阎纲、白烨、何西来、周明、党圣元、李建军等，他们虽人居外省却密切关注陕西文坛动态，并立足于中国文坛制高点就陕西文学发表批评意见。从传播影响学视角看，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也有机地构成陕西文学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自家人”的批评，因此也成为本书批评不得不关注的对象之一，但不作为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对象。事实上，陕西文学发展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学者阐述研究的热情，应该说，他们的活动也有机地丰富壮大了陕西文学批评，但本书定位于“陕西文学本土批评”研究，这些学者的批评仅仅作为陕西本土批评之外的外围研究，因此不作为本书考察的对象，即使涉猎也只作为比较视角下的参照，在此特作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