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以小说批评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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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从陕西文学批评的历史演变、格局建构以及批评的精神内涵、文化心态及文学批评个案分析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各个方面自成一章。

“绪论”阐释了选题的理由及意义,介绍了陕西文学批评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并对课题的对象和范围进行了界定。

第一章“陕西文学批评的历史考察”。从历时发展角度勾勒陕西文学批评风貌。“文革”结束之后,陕西文学批评同中国文学批评一样在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寻求突破的途径。70年代末期,批评以政治先锋姿态展开对“文革”的清算批判;随着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80年代以来,“笔耕文学研究组”从理论上追根溯源,在理论上逐渐恢复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在实践上通过对柳青、贾平凹等创作得失的研讨探索陕西小说创作提高与突破的途径。

第二章“陕西文学批评的格局建构”。随着批评意识的觉醒,80年代中后期陕西文学批评从热闹的政治场景中抽身而退,开始反思批评自身并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构建。在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比照中,对印象主义、心理精神分析、文化批评等多种模式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形成以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历史批评为核心,同时容纳其他批评理论与模式的多元新格局,而建构多元格局的理论基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陕西文学批评走过了艰辛的批评道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庸俗社会学盛行,80年代批评观念大裂变,90年代非批评化行为喧嚣,但从其主流发展来看,应该说还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构成其主潮。理由如下:第一,作为陕西文学批评存在的基础——陕西文学创作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创作,观察各个历史时期,陕西文学创作以风姿各异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或奠定或扩充着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它以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秦地人民命运变迁,及时反映时代心声为特征,这成为陕西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历史品格。第二,陕西文学批评是裹挟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社会思想存在,由于文学精神的内在浇注,文学批评密切感应着历史进程中的民生疾苦,它与文学创作一样渗透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因素。第三,陕西文学批评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一样是建立在马克思文艺理论基础上的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是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相结合的批评思想深远地影响着当代文学批评。陕西得天独厚的优势区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马克思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产物,成为陕西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

第三章“陕西文学批评的精神内涵”。时代性、人民意识与西部批评意识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在精神世界的必然投影,而这三者构成了其精神内涵。

第四章“陕西文学批评的文化心态”。引进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结构动力学中“生存心态”来阐述陕西文学批评家与乡土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布迪厄的“生存心态”突破传统理论的“内心世界”,它是一种具有“建构的结构”和“被建构的结构”的双重性质和功能的“持续的和可转换的秉性系统”,生存心态既是社会结构的内心反映,又是社会结构形成的精神基础。布迪厄这个充满活力的“生存心态”可以透析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非批评化现象,陕西文学批评家与乡土之间的粘连关系,使得当下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走不出“面子”文化与商业利益交织构筑的魔障,这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走向自由的羁绊。

第五章“陕西文学批评个案研究”。对胡采、王愚和李星的文学评论展开分析,从生活到艺术的文艺观是胡采对于当代文学反映论的重大贡献。本章从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和功用论三方面分析指出胡采的文艺评论是走向审美的文学选择,其中“独立人格”典型人物论和“第二次生活体验”在胡采文艺理论体系中富有特色。王愚在20世纪50年代以“个性说”步入文坛显示出其批评的锐气,新时期人民性、历史意识、时代性、文学实际是其文学批评中高频出现的批评话语,他的文学批评代表了一代人对文学的追求,具有明显的当代色彩。胡采与王愚的文学批评均有局限性,基本恪守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代表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色。

李星继胡采、王愚之后的第二代批评者,继承了前代批评家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在40来年批评的道路上根据时代与文学创作实践变化的需求,不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批评方法,形成了趋于多元审美的个性化文学批评。在全球化及文学理论西化的文化语境之下,李星重视中国本土的文学实践,不倚重西方文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意味的审美文学批评,这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结语”注重审视当下陕西文学批评之病象,以陕西文学批评为个案,分析当代批评带有普遍性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国文学批评的得失经验。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失语及缺席现象,提出建构质询式文学批评话语。质询式文学批评话语要求文学批评发挥介入的时代精神,要求学院派批评要走出校园的围墙,走近社会、融入社会,对社会恶习和文学恶俗发出响亮的声音,揭示资讯传播中的虚假性和商业喧嚣中的危害性,对固有的知识范式及赖以存在的文化背景质疑追问,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体系下构筑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批评话语形态。质询式文学批评话语就是当代文学批评者,不能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采取不闻不问的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必须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切实地对文学大河的温度、河水的流动、泥沙的冲击、鱼虾的游动和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并将自身的生命信息和能量输送给河流,以自身正面的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荟萃回应时代的召唤。

(二)研究方法

1.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的结合

历时性的方法易于勾出陕西文学批评发展的线索,共时性的方法彰显出文学批评的特点,在历时性与共时性方法的结合中凸显陕西文学批评的整体风貌。

2.系统论思维方法

全局性与关联性的研究眼光,就是将陕西文学批评置放于西部、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的历史发展背景中去考察。中国文学的传统惯例、影响性的思想政治文化事件等诸多因素,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历史的与现实的深远影响,尤其对文根深厚的陕西文学更是如此。全局性眼光使陕西文学批评获得可供参照的标杆体系,比照中获得可供借鉴的资源以及批评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眼光使陕西文学批评在全国格局的参照之下获得自如伸展的空间,同时透过陕西这个五脏俱全的小麻雀来看中国文学批评的优劣得失。借助系统论思维方法通观陕西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之双向流变,可以在两者相互映照衬托中把握文学发展的优劣得失,有助于陕西文学批评跳出自言自语式的批评泥沼。

3.基本批评材料的分析

翻开20世纪50年代纸质粗劣现已泛黄的《延河》文学月刊,研读类似《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专栏文章,可以很快进入当年的历史现场,感受到风云激荡的历史风貌。《延河》走过的曲折办刊道路,不只是认识陕西历史与批评的晴雨表,也是把握中国历史与文学批评的参照体。《延河》这些珍贵的文学资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之一。专业性小说评论杂志《小说评论》以及关注陕西文坛最新动态的内部发行刊物《陕西文学界》(内部发行刊物)也是本书思索研究陕西文学批评的重要依托。还有《陕西文艺》《陕西日报》《华商报》《唐都学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人文杂志》等报纸杂志也成为本文研究的基本资料。

注重大量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是本书研究陕西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方法。


[1]下文简称为“陕西文学批评”。

[2]王大华:《崛起与衰落》,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3]冯肖华:《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本体论》,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4]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5]李震:《新文学地理中的西部高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6]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秦腔》授奖词。

[7]周晓风:《中国当代文学的统一性与区域性》,载周晓风、袁胜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8][美]克利弗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见《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9]陈孝英:《九十年代陕西长篇小说评论之评论》,《小说评论》1996年第5期。

[10]韩鲁华:《在历史与文化交叉地带煎熬——谈李星的文学批评》,《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

[11]韩鲁华在《理论建构——文学批评的基石——陕西当代文学批评扫描》一文中,将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志性批评家胡采,批评模式是社会政治批评;第二阶段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以笔耕组为纽带,代表性人物王愚、李星、肖云儒、刘建军、王仲生、费秉勋等人,批评模式是历史美学批评;进入90年代为第三阶段。几代批评家共存构建陕西文学批评,呈现本体多元态势。此文详见《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笔者认同这种说法,在此基础上,将陕西文学批评队伍分为四个梯队,第四梯队为新时期以来的“青椒批评”,“青椒批评”言指“70后”“80后”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大多聚集于高校或科研部门,受过当代良好的书斋教育,生气逼人,人物众多,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是陕西文学研究的后备军。

[12]韩鲁华:《前现代与现代:陕西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从陈忠实的创作及研究谈起》,《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13]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4]“咥实活”陕西方言,意思是拿出漂亮的好活计,“咥”是敞开肚皮,大吃一顿。编写《神秘黑箱的窥视》时,贾平凹发表代表作《浮躁》,陈忠实发表代表作《四妹子》,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小鸡还未破壳之际,批评家认为仅凭几部作品就享受作家之美誉,这是远远不够资格的。因此,陕西文学批评激发、导引作家进行深度的文学写作。李继凯《沉入“平凡的世界”》一文在肯定路遥创作的前提下,不无戏谑式的批评指责,警示作家万万不可沉入平凡庸俗的尘世,而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可视为对青年批评家严肃而诚恳的答辩书。事实证明,后来的“陕军东征”作品以及《白鹿原》《秦腔》诸多厚重作品的重磅出击,与批评与创作之间激烈的三维思想交锋关系密切。

[15]畅广元:《兼容并蓄:审美个性化的必由之路——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读后》,《小说评论》1998年第4期。

[16]韦建国、畅广元、李继凯:《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7]冯肖华:《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本体论》,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7页。

[19][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