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绍兴地方文化三精神

笔者曾将浙江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胆剑文化、智性文化和诗性文化。绍兴是胆剑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智性文化、诗性文化最浓郁的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说，浙江文化的三精神就体现在绍兴文化的发展中。鲁思·本尼迪克特说：“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为，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2]绍兴人秉持绍兴文化三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包括绍兴戏剧在内的艺术奇迹。

一 胆剑文化

胆剑文化源于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苦心励志、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经历。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满怀杀父之仇的吴王夫差打得一败涂地，勾践为越国前途计，只得忍辱称臣，卑辞乞和。返越之后，勾践一改之前的奢华，而卧以薪，尝以胆，立志复国。其事载《吴越春秋》卷8，云：

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

还载其“食不重味，衣不重采，虽有五台之游，未尝一日登玩”[3]。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王大会诸侯的机会，一举攻入姑苏城，夫差自杀。然后，勾践踏着夫差曾经走过的路径北进，名振诸侯，从而奠定了越国在战国争雄时代的地位。

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其作用只是激励心志、振作精神。但勾践灭吴兴越这一愿景实现之后，卧薪尝胆迅即上升为一种文化精神被越民族广泛继承，并发扬光大，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积淀下来。这种文化的内涵，笔者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二是好勇轻死、善于拼搏并持之以恒。

忍辱负重，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气量和胸襟，唯有大志者有之。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4]张良如此，勾践也是这样。

忍辱负重又以好勇轻死、善于拼搏的进取精神为前提。舍此，忍辱负重就无从谈起，两者互为倚依。好勇轻死是底色，是本质；忍辱负重是智慧，是自信。

越民族好勇轻死、善于拼搏的进取精神自古有之。《汉书·地理志》载曰：“吴越之民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5]吴越地区江河纵横，“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6]，惊涛骇浪，习以为常。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的人，自然会养成一种勇敢、刚劲、不怕死的品格，正如宋人黄震在《岱山书院记》中所云：“士生其间，往往多秀拔，冠乡书，登上庠，擢高科而跻膴仕者踵相接，非山海硕大之气所钟而能尔耶？”[7]加上越先民素有好斗好勇的历史，形成越民彪悍、好武的民族特点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越绝书》记载一段薛烛相越王剑的故事，云：

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王召而闻之，曰：“吾有宝剑五，请以示之。”薛烛对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请，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烛对曰：“毫曹，非宝剑也。宝剑者，五色并见，莫能相胜，毫曹已擅名矣，非宝剑也。”王曰：“取巨阙。”薛烛对曰：“非宝剑也。宝剑者，金锡和铜而不离。今巨阙已离矣，非宝剑也。”王曰：“然巨阙初成之时，吾坐于露坛之上。宫人有四驾白鹿而过者，车奔鹿惊，吾引剑而指之，四驾上飞扬。不知其绝也。穿铜釜，绝铁，胥中决如粢米，故曰巨阙。”[8]

薛烛是相剑高手，越王勾践的小动作哪里逃得过他的法眼。直到勾践拿出最后一把纯钧剑，薛烛才安下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剑就是越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如果说‘胆剑精神’的‘胆’代表着一种忍让、等待、坚韧的精神的话，那么，‘剑’则标志着进击、抗争的精神。”[9]勾践侍吴三年，外执忠顺之词，内怀复兴大计，采取包括繁衍人口、强化军事、广纳贤才等一系列措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短时间内凝聚了力量、壮大了国力，打造了一支能够与吴军抗衡的军队。这就是胆剑文化的核心意义。所以，温州状元王十朋曾言会稽的风俗时说：“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10]这是王十朋对勾践以来越人积淀的胆剑文化最精确的概括。

与中原文化相比，胆剑文化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和粗野性。先秦典籍中屡屡提及的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箕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信仰等民俗特点，成为区别中原礼乐文明的显著特征。据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11]由于此时越民还没有受到中原礼仪和文化的熏染，他们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仍旧保留一种原真状态。相传孔子为使这群越人懂得“五帝三王之道”，只身来到越国，游说勾践，得到的却是勾践的冷遇。勾践回绝道：“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锐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异何说而欲教之。”[12]孔子不答，因辞而去。胆剑文化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有这份“野性”做文化的基因。

秦汉以降，越国作为一个国家早已成为历史，但越人这种不屈不挠的“野性”却一直保持，并发扬光大。

越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并有为真理而视死如归者。王充，浙江上虞人。针对蛊惑人心的谶纬神学，直接以“疾虚妄”[13]相标榜，揭露其自欺欺人的本来面目，甚至敢称儒家的礼是“忠信之薄，乱之首也”[14]；嵇康，祖籍浙江上虞，曾自称“刚肠嫉恶，轻肆直言”[15]，面对不可一世的司马氏集团，一身傲骨，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人格尊严的赞歌。

鲁迅引述明末王思任“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语时说：“身为越人，未忘斯义。”[16]“斯义”就是流淌在绍兴人血液里的那份“野性”。萧山“士以气节相髙”[17]，余姚“愈贫寒者愈兀傲自矜”[18]，上虞“尚节义而耻习漓浇”[19]。正如张兵先生所说，绍兴人的这种“野性”“已经成为越文化的重要血脉，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尤其是招致外族的侵犯或是国家危亡时，就会迸发一种强烈的爱国挚情”[20]。陆游，一个书剑飘零的书生，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江山，面对沉湎声色犬马的南宋君臣，毅然以诗为剑、以文为枪，他创作的《书愤》道出了全体抗战者的心声：“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至死不改其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明人沈炼一生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因多次弹劾权臣严嵩而遭不测。曾任江西佥事、刑部主事、礼部右侍郎的王思任，在弘光败走、马士英打算退避绍兴时，上书《请斩马士英疏》，并致书痛斥临敌逃逸的奸相马士英，云：“（阁下）只知贪黩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区也。”[21]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祁彪佳在清兵渡钱塘江后，留下“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绝命词后，在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初六的早晨，带着失去家园的痛苦自沉于寓园梅花阁的水池中，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壮歌。[22]秋瑾素有“鉴湖女侠”之称，其诗充斥一种凛然的正气和可以与一切恶势力抗争到底的豪气。诗云：“大好时光一刹过，雄心未遂恨如何？投鞭沧海横流断，倚剑重霄对月磨。函谷无泥累铁马，洛阳有泪泣铜驼。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23]“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24]

二 智性文化

所谓智性文化就是一种智慧、理性的文化。汉语中的“智”有聪明、见识等含义。哲人的理想就在于“要在使生命成为智慧的生命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25]。绍兴是智慧之乡，自古就有很多“使生命成为智慧的生命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者。

远古时期，盛传以疏浚的办法止住肆虐洪灾的大禹是绍兴人心目中的智能化身和道德楷模；越王勾践在“慷慨以复仇”之前，还有十年的“忍隐”期。在卧薪尝胆的同时，听取文种、范蠡的建议，尊天地，事鬼神，劝农桑，薄赋敛，修甲兵，在增强国力上做足文章，这就是智慧。绍兴人懂得“鹜鸟之击也，必匿其形”[26]的道理，以屈求伸，柔顺执着，目的就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宋代罗大经说：“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弥患济事者是也。”[27]这就是绍兴人的智性文化。

这种智性文化像血浓于水般深深根植于绍兴人的文化基因中。据《考工记》载：“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28]粤同“越”。越人的聪明才智似乎与生俱来。

王充少孤，乡里称贤。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其《论衡》八十五篇，凡“天下之事，世间万物”，“俗见凡人所能见”者，无不关注，视野覆盖各个学科，容量囊括多种知识，确是一部全景式的百科全书。[29]其论说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功效。非深邃宇宙奥秘者难以至此。

现今遍布古越大地上的水利工程如鉴湖、应宿闸、绵亘几百里的湖堤海塘等都是“缵禹之绪”、惠泽后人的伟业，每一项工程都凝结着绍兴人过人的智慧。

马臻，顺帝永和五年（140）任会稽太守。到任之初，即详考农田水利，发动民众，建成堤长127里、湖周长358里、号称300里的镜湖。镜湖上蓄洪水，下拒咸潮，旱则泄湖溉田，使绍兴一带9000余顷良田得以旱涝保收。贺循（260—319），字彦先，浙江山阴人。曾任会稽内史，比画规划，考察地形，发动民众，开凿西起西陵，经萧山、钱清、柯桥到郡城的一条人工运河，后又组织民众修治与此相连接的其他河道，形成纵横交织的水网，使原来的河道能互相流通，调节水位，保证农田灌溉的需要。不仅改善了会稽郡的水环境，提高了鉴湖的水利功能，给人以灌溉、舟楫、养殖、渔业之利，而且对整个浙东具有交通、物宜、军事之便。功在一代，泽被千秋。

越人理性务实的作风与越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越人尊重自然规律，讲究规矩绳墨，这些都直接源于长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劳动经验。越王勾践问政于文种，文种回答说：“民失所好，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30]强调季节与农事之间的关系；越国在春秋之时建起了天文观测台（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越绝书》卷8载：“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仰望天气，观天怪也。”[31]其时越国已有了堪称中国一流的冶金、铸造、船舶等手工业作场。对这些小手工业者来说，一器一物之成，皆需流出艰辛的汗水，皆需严格遵循一定的操作规程，这正是理性务实的风气得以生成的温床。《墨子·鲁问》载，越王闻墨子之学而“大说”，欲封地以礼聘他至越。[32]越王对墨子这位集中代表了小生产劳动者思想观念的思想家表现出特殊的热情，恐怕即出于彼此文化精神上的某种相通、同气相求之缘故。后世常将禹墨并提，并谓越地存有禹墨遗风，正在于此。《淮南子·原道训》称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33]，禹墨间的确存在许多共通的精神特征：实干苦干的力行精神，艰苦俭约的生活作风，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等。这些实际都是带有小生产者思想作风印记的精神特征。越为禹后说，早就受人质疑；墨子同越，更无多少直接因缘。说越地具禹墨遗风，不过是证明古越文化中确实存在与禹墨共通的理性务实精神而已。

《世说新语·言语》记王羲之与谢安出游登城引发的一段对话：“王谓谢曰：‘……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34]王谢二人都曾逍遥会稽，率性清谈。时当多事之秋，作为士大夫的王羲之不免以此心存愧疚，而谢安则不以为意，放逸之心似乎比王更强，但谢安最终还是弃隐出仕，成为功业卓著、名垂青史的人物。这恐怕与越文化事功性格的影响不无关系。隐东山而再起，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其间蕴含隐与仕、率真自适与追求事功的矛盾，并且最终后者战胜前者，正可看作越文化性格宗适性与尚事功两种倾向相辅相成的浓缩与象征。

当然，绍兴人的智性还有人情练达的一面。绍兴人为官者多，他们的天性里有对政治的敏感和丰富的人情练达，在险恶的官场上往往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王士性说：“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35]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典型的绍兴师爷。《明史》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筦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为进剿倭寇，徐渭常为胡宗宪出谋划策。《明史》还载云：“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36]足见他就幕五年，政绩卓著，堪称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清时绍兴师爷邬斯道曾替河南巡抚田文镜上过一道奏折，为雍正皇帝除去心腹大患隆科多出了大力，雍正对他佩服不已，甚至在田文镜问安的奏章上写下“朕安，邬先生安否”[37]的御批，因此而扬名天下。

三 诗性文化

刘士林说：“构成江南文化的‘诗眼’、使之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恰是在它的人文世界中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文化实用主义的诗性气质与审美风度。也正是在这个诗性与审美的环节上，江南文化才显示出它对儒家人文观念的一种重要超越。”[38]绍兴就是如此。绍兴先民自吟诵“候人兮猗”[39]那一刻起，即与诗歌这种最有灵性的文学样式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在绍兴这块土地播下了诗性文化的种子。不管无情的历史经历怎样的血与火的洗礼，也不管我们绍兴的先民怎样忍辱负重，诗意地栖居一直是包括绍兴人在内的越人文化字典里常翻常新的一种美学名词。

据《吕氏春秋》记载，越王喜欢激情奔放、原生态的“野音”，即民间歌谣。可能这不只是越王个人的偏好，而且是盛行于越地区的审美风尚在越王身上的投影。这些“断发文身”“徒跣”不履的越人，天生就具有诗人般的气质和灵性，凶险丛生的原始般的生活在他们眼里非常浪漫，正如滕复所说：“那时的于越人民，从贵族到平民，皆能即兴吟唱，出口成歌。”[40]相传公元前5世纪中叶，越人即用方言吟咏了一首抒情浓郁的《越歌》，云：

滥兮抃草，滥予昌。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乎昭澶，秦逾渗惿随可湖。

翻译出来，就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41]

得楚骚风韵，而与同时期的《诗经》风格迥然有别。《吴越春秋》中记录的几首民歌都是越人浓郁的诗性流露。试举两首。

其一，越王勾践忍辱负重，“越王夫人乃据船哭，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歌云：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号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蝦矫翮兮云间，任厥性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又哀吟曰：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飏，去复返兮于乎！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辜？离我国兮入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42]

其二，一位采葛织布的妇女因为“伤越王用心之苦”，遂以《苦之诗》表达其对越王的敬意。云：

葛不连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饥不遑食四体疲（此句据《文选》注引《采葛妇》诗补——引者注），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罗兮轻霏霏，号素兮将献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欢兮飞尺书。增封益地赐羽奇，机杖茵蓐诸侯仪。群臣拜舞天颜舒，我王何忧能不移？[43]

尽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但于越之地民众所具有的勃勃的诗意情感是不容置疑的。

东晋永和九年（353）上巳日，王羲之邀谢安等当世名士及亲朋四十余人聚会兰亭，大行修禊之礼，作流觞之娱。他们“出则游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44]，风流度人生，潇洒送日月。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有“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句子，王献之（344—386）也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45]其风流习性简直就是从骨子里面渗透出来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暂得于己，快然自乐，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感慨系之矣”[46]。《世说新语·言语》载，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47]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能、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48]于此得之。

李白一生四次入越，经常情不自禁将其游绍的感怀倾注笔端。他认为绍兴就是钟灵毓秀之地，山川如画，人物风流醇美。其《秋下荆门》云：“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唐诗训解》云：“于此时而挂帆来游，岂欲以鲈自高耶？所以入剡中者，爱此名山耳。”[49]名山诗意流淌，美女灵气充盈，“若耶溪旁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采莲曲》），“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人荷花去，佯羞不肯来。……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越女词》）。一群妩媚动人的女孩穿梭于红花绿水之中，这又是与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相表里的另一种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