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绍兴的古代经济发展

绍兴的地形地貌决定了绍兴的经济形态，即农业经济、渔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古越初民是一个在极端艰苦险恶环境中生存的民族。《吴越春秋》卷6载：“无余始封，人民山居。”[50]山是越人最早的活动生息之地，同时面海。洪水与出没丛莽间的虫蛇猛兽相继侵袭为害。因此，越人“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51]，以便不断迁徙，寻找可供耕种的水土资源，并以简陋的武器猎取兽类以补粮食的不足。

同时，沿海的越地水域宽阔，土地肥美，确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天然宝库。越人早在春秋时代便掌握了远远领先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吴越之民喜用剑，轻死易发，这是越文化尚武传统的体现。因此，冶炼业在越国非常发达。东汉袁康《越绝书》卷8“记地传”条记载：“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52]这是冶铜的专门场所。《越绝书》卷11云：“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53]名剑由此而成。曹丕由衷赞叹云：“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服之御左右，除凶致福祥。”（《剑》）这又是对越国精湛的冶炼技术的肯定。至于纺织业，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春秋时，越国的丝绸品种就有帛、丝、罗、纱、觳等，技术熟练，做工精巧，而且有一次上贡吴王十万匹葛布的能力。[54]秦统一六国，始皇采纳大臣意见，设会稽郡，管辖钱塘、余杭、乌程、由拳、海盐、山阴、上虞、余姚、诸暨、句章、、鄞、乌伤、太末、故鄣十五个县级行政区，其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55]。

自三国孙吴始，历东晋、南朝三百余年间，越地经济尚处初步开发阶段。孙吴时，作为江东望郡的会稽郡，已是“该地区区域经济开发的一个起点”，也是“吴国的根据地和财政经济的主要供给地之一”[56]。因此，孙吴政权把它作为经济上的重要支柱。种植技术“出现了稻麦轮作制”[57]，手工业也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纺织、矿冶、制瓷、造船、制盐、制茶等行业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特别是瓷器业和纺织业，成为越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极大地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王羲之曾说：“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58]就对此而言。越地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迅猛增长一直持续至南朝。会稽郡一直“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59]，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晋时，“无论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会稽均处江南发展的前列”[60]。这时，浙江的城市开始崛起，那时叫草市，会稽各地都有规模不等的草市。梁代诗人何逊《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作》诗云：“乡乡自风俗，处处皆城市。”[61]此处的城市指的应是草市。

唐中叶，越地的草市数量明显增加，如离州城有一定距离的平水埠、娄宫埠、漓渚埠、古城埠、伧塘埠等。较为有名的如萧山县的临浦市，上虞县的五夫市等（张昊《宝庆会稽续志》卷3）、会稽的平水市。诗人元稹说：“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其中对“平水”注云：“镜湖旁草市名。”[62]平水产茶，其茶是一种条形鹰爪散茶，称“炒青”，梁时就已经享誉全国，并列为御茶贡品。此外，有些乡村集市还同祭祀神庙定期举行的交易集会结合起来，称为“庙会”，又称“会市”。及至南宋，越州的市镇有五十多处，其中鉴湖流域占了绝大部分，仅沿湖地区的草市（含村坊）就有三十多处，平均约一千户就有一处，形成颇为密集的市镇集市网络。[63]

北宋时期的发展，南方的经济突飞猛进，正如宋人范祖禹所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64]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江浙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领九县……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65]。其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的经济性市镇，形成州、县、市镇三级城市体系。其中杭州湾和太湖流域两大城市群落成为全国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越州就处在杭州湾文化圈、经济圈的核心位置。

南宋建炎五年（1131），高宗驻跸越州，欲“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改年号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领会稽、山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绍兴府所在地绍兴城的规模和影响虽不能与临安相比，但作为南宋的陪都，又是两浙东路的治所，其在浙江城市体系中无疑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时，绍兴府城区分为5厢96坊，它们是：

第一厢：下分外竹园、里竹园、晋昌、元真、外钟离、里钟离、静林、甘露、外梧柏、里梧柏、杏花、亲仁、目连、季童、义井、新路、小新、都亭、法济、孝义、礼烟21坊。

第二厢：下分棚楼、花行、日池、月池、照水、小德政、宝幢、庆陵、石灰、朴木、乐义、永福、押队、诸善、上党、义井、祥符、詹状元、莫状元19坊。

第三厢：下分西河、小驿、南市、富民、华岩、铁钉、蕙兰、德惠、大市门、治平、甲子、开元、南观仁、狮子、云西、菩提、耀灵、植利、采家、柴场、京兆、天井、水沟、大新、河南、施水、船场、府桥、桐木、槿木、爱民31坊。

第四厢：下分贤良、火珠、少微、板桥、北市、瓦市、双桥、水澄、新河、大路、石灰、锦鳞、武勋、书锦、迎恩、草貌、笔飞、斜桥、戒珠、王状元20坊。

第五厢：下分教德、卧龙、车水、显应、秦望5坊。[66]

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王十朋登会稽山，鸟瞰全城，即兴写下三赋，中云：“周览城闉，鳞鳞万户。龙吐成珠，龟伏东武。三峰鼎峙，列嶂屏布。草木茏葱，烟霏雾吐。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67]一派繁荣之景。南宋《会稽二志》“寺院”条对会稽元宵的灯市盛况亦有一番描述，云：

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68]

陆游说：“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69]绍兴成为浙东“最为盛”的商业繁华之地区，其商业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宁波府”[70]。

李时人先生说：“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资本，以其悠久的历史、雄厚的资财，成为世界史上的特异现象。虽然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仍然未能阻止商业的发展。”[71]的确如此。包括绍兴八县在内的越地经过宋元经济的积累，其商业性较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浓重得多，愈后则愈浓。绍兴戏剧就是在这种由自然经济逐渐成为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催生、萌芽，并生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