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绍兴的人口迁徙与文化的交融

“民族变迁与人口流动是越文化发生及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直接作用于宏观的历史进程的历史地理因素”[72]。它不但影响包括绍兴在内的越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还与绍兴戏剧的产生、发展有重要的关系。

越地人口大规模迁徙始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考察浙东，“目睹越地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越人势力依然强大，故吴地又有楚人势力，特别是勇敢善战的越人聚集在会稽山北麓至杭州湾以南这样一片负山临海、资源丰富的土地上”，觉得越人是“心腹大患”。[73]因此，决定“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74]。《太平寰宇记》卷94引《越绝外传》云：“始皇至会稽，徙于越之人于乌程。”[75]为制衡越地土著，始皇又“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放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76]。这就是说，迁出会稽的人多安置在浙江的西部、安徽的南部等，迁入的则是被流放的“吏民”。

两汉时期规模较大的移民有三次，第一次在汉武帝时期，第二次在西汉末年，第三次在东汉末年。汉武帝时期“是汉人南下会稽的一个重要时期”[77]。元狩四年（前119），“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78]。清代学者王鸣盛估计迁入会稽郡的人数为十四万五千人，并得出结论：“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79]元鼎六年（前111）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元封元年（前110）冬，东越杀王余善。汉武下诏：“东越险阻反复，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80]江淮间地形平坦，适宜越人开垦种植，也利于朝廷控制迁移至此的越人。至于迁入越地何处，则语焉不详。

伴随北人入浙，很多贵族、仕宦人家举家迁入会稽、山阴等地。西汉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郡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长子吉，云中都尉、西域都护；中子兖州刺史；少子举孝廉，理剧东部侯也”[81]；王充的祖先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祖上几代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侯，从元城迁到会稽。一年间，因故失去爵位和封地，于是就在会稽落户，世代以农桑为业。

“永嘉之乱”直接导致始于西晋永嘉年终于刘宋元嘉年波及全国的“永嘉南迁”，前后达一百余年。越地的山阴、会稽等地又迎来一批批北来的迁徙者，其中就有为数众多的北方士族。像世家大族泥阳傅氏（傅敷、傅晞）、颍州鄢陵庾氏（庾琛、庾亮）、高阳许氏（许归）、陈郡谢氏（谢安）、陈留阮氏（阮裕）、太原晋阳王氏（王述、王坦之）、太原中都孙氏（孙统）、高平金乡郗氏（郗愔）、谯国戴氏（戴逵）、乐安高氏（高柔）等。

唐天宝十四年（755），中原发生“安史之乱”，北方地区再次陷入战乱之中，造成中原人大量南移。李白描写：“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永王东巡歌》其二）他还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渡，未盛于此。”[82]自然，逃往越地的难民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文士陇西成纪人李白、河南洛阳人独孤及[83]、瀛洲高阳人齐抗[84]、华州华阴人吴筠[85]、复州竟陵人陆羽[86]、河南新郑人白居易[87]、安定人梁肃一家[88]、淮甸人刘彩春等皆避难于此。所谓“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89]，就是指此。

北宋靖康之变，全社会又是一片战乱，中原沦陷，宋室南迁，官民都在寻找避难之所。一时间，“渡江之民，溢于道路，其饥饿者无饮食，疾病者无医药”[90]，“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91]陆游《杨夫人墓志铭》云：“予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92]由此，绍兴人口必有较大增加。陈桥驿做过一个统计，以山阴、会稽二县为例，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190年间，人口增加了1.4倍。[93]

人口迁徙，特别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对当事者都不是件好事，所谓故土难离者是也。迁徙者水土不服，于心不稳。《世说新语·言语》云：“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94]中原一旦稳定，遂生归计者不在少数。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绍兴在内的南方地区文明程度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得益于历朝的人口迁徙。

首先，优化了人口结构。简而言之，北方人尤其中原人累世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性格温文儒雅，既长幼有序又礼贤下士；而包括绍兴府在内的南方人因疏于礼仪，多“好相攻击”[95]，普遍有尚武之习，以剽悍闻名于世。这就是始皇、汉武动迁徙之念的主要原因。北方人和南方人杂居，人口结构就会优化，人的性格和处世风格也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同化。

其次，带动越人观念的转变。人口结构的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们观念的改变。进入会稽、山阴等地的北方大族，如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他们先后在会稽圈山占地，世代寓居于此。王家子孙或“营理舍亭山宅”[96]，或“颇营田园之资”[97]；谢家中谢安孙谢混，“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98]，“会稽、吴兴、琅琊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99]。谢玄之孙谢灵运是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100]，“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101]，大量建立庄园，开发平原河湖沼泽之地和丘陵山区，发展世族地主经济。这些看起来只是经济上的一些变化，但经济往往是决定意识形态的关键。因此，庄园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极大而且有效地带动了民众观念的变化。

发展教育也是快速改变人们观念的另一重要举措。教育乃教化之本、开启民智之根。凡迁入越地的士族和本土的望族，无不重视教育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故为此投入毕生之精力者不在少数。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归乡里，屏居教授”[102]；董春，字纪阳，浙江余姚人，师从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书》，后诣京房受《易》，究极经旨，条列科义，“还为师，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诸生每升讲堂，鸣鼓三通，下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103]；张霸，字伯饶，生卒年不详，东汉蜀郡成都人，博览群书，通五经，和帝永元（89—105）任会稽太守，为守十年，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他所重用者如顾奉、公孙松等，均有行谊。从此郡人争励志节，习经者多，道路但闻读书声。有一首民歌唱道：“城上乌鸣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子。”[104]这就是重教化的结果。

余姚人黄昌（？—142后），字圣真，“本出孤微，居近学宫，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奇之，遂就经学”[105]；董昆，字文通，“少游学，师事颍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达法理”[106]；赵晔，字长君，“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107]；陈修，字奉迁，“少为郡干，受《韩诗》《榖梁春秋》”[108]；淳于长通，“年十七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党称曰圣童”[109]。治经、崇礼之风在越地蔚然而兴，“俗远诗礼”之地逐渐代之以浓郁的儒家礼仪。从此，越地“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阅，下及贤女，靡不育焉”[110]，成为一个礼仪文明之区。

最后，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江南的水乡韵味和山川秀美让北方士子兴奋不已，他们终日吟咏，不知疲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仅仅是一次文人的盛事雅集，更是其对江南美景的一次心灵独白：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看起来，这是山阴文士“修禊”的一次民俗活动，但“从拔楔具体内涵的变迁来看，最先是‘洁于水上’的祛邪仪式，后来逐渐与游宴娱乐结介，演变成‘曲水会’‘分流行觞’，继而是饮宴赋诗、踏青郊游等活动，逐步成为文人雅士的聚会活动”[111]。进而，通过这样的民俗活动呈现一幅幅秀美的充满江南韵味的艺术画卷，谢灵运的山水诗文就是一例。唐人杜佑在《通典》卷182中曾描述：“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112]《北史》亦有类似描述：“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13]有学者认为：“‘永嘉南渡’对于江南开发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但为一般中国学者所忽略的却是，所谓的南北冲突与交融，并不是诗人所谓的‘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由于它直接关系不同地区、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现实命运沉浮，因而其中各种剧烈的矛盾冲突与残酷斗争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一段的历史文献中常见的南人与北人从口音到政见的激烈冲突，实际上还表明他们双方固有的思维与生活方式统统被葬送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剧烈而痛苦的文化震荡中，才迫使所有生存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去找根源、想办法，直至生产出一种可以回应现实挑战的新智慧来。而这一切与人类在轴心时代的所作所为是极其相似的。”[114]笔者看来，这所谓的“新智慧”，就是越地因为通过历朝的人口迁徙而不断文化融合、积淀的“艺文儒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