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研究的基本理论

本书将唐代诗人、诗歌作为研究的主体，将道家道教思想作为客体，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究作为接受主体的唐代诗人、诗歌与作为接受对象的道家道教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

接受美学（Rezeptions Asthetik）并不是对作品的美感研究，也不类于文艺理论中的欣赏与批评的研究，而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23]。这一理论尤为重视接受者的接受实践活动。接受美学理论的创始者姚斯和伊瑟尔，其接受理论的基础便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姚斯理论的核心概念诸如“期待视域”“效应史”等源于解释学理论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伊瑟尔理论的核心概念如“未定性”“具体化”等皆来自现象学美学家茵格尔顿。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康斯坦茨大学。之后，美国学者R.C．霍拉勃又提出了所谓的“文学史悖论”。文学像“文体批评派”所认为的那样，它有自身独立的审美特质和形式的演进；但它同时又与“一般历史”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从根本上受制于这个“一般历史”的进程。如何把文学的审美自主性和历史依存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当时无数美学家苦苦寻求而又不得其解的一个“谜团”，这也就是“文学史悖论”这个命题的内涵。姚斯在《论接受美学》中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是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24]姚斯说的意思是，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心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姚斯认为，审美经验是接受与接受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他早就意识到：“奠基于接受美学之上的文学史的价值取决于它在通过审美经验对过去进行不断的整体化运用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25]他认为，审美经验的实质就是审美愉悦，审美愉悦维护了审美经验在文艺理论中的关键地位，从而他历史地分析了审美愉悦的三个基本范畴：创造（poiesis）；愉悦（aisthesis）；净化（catharsis），指出这三个范畴分别揭示了审美经验的生产方面、接受方面和交流方面，它们共同动态地构成了审美经验的整体内涵。[26]以“文学史悖论”为突破口，提出接受理论，然后深入探究审美经验的历史、范畴和内涵，这就是姚斯所开创并拓展的接受美学之路。

姚斯认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做出反应的环节，他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换句话说，阅读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作家与作品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和意义，读者只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读者融入了自己的能动性。第一，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先，自己已有特定的“期待视界”和对作品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第二，读者对作品的意义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其接受是“阐释性的接受”，也就必然带来“阐释的主观性问题，不同读者的鉴赏趣味或读者的水平问题”，也就造成了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第三，阅读又是读者想象性再创造的过程，因此相同的作品在不同人的心中所激起的联想和想象是各不相同的。姚斯第一次将读者作为能动的群体来对待，重视读者自身的审美经验和趣味趋向，重视读者自身的能动性。他强调读者群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把读者从被动的地位提升到了主动的地位。

康斯坦茨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瑟尔吸收了英伽登的现象学理论，他在1970年发表的《本文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召唤结构”一说，指出本文具有结构上的“空白”“空缺”和“否定”的概念。伊瑟尔认为，“本文中悬而未决的可联系性”的空白、“游移视点的参照域内部的非主题性部分”的空缺和“阅读过程中轴上的动力空白”的否定，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学本文的潜在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了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建立新视界的本文结构。伊瑟尔称之为“本文的召唤结构”[27]。换句话说，召唤性是文学本文最根本的结构特征，它也成为读者再创造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

姚斯和伊瑟尔两人都大力提倡接受美学，都把研究的重点从作者、本文转向了读者，使这一理论得以确立。这一接受美学派别认为“读者决定一切”，虽然矫正了此前文艺批评只重视作者和作品的弊病，但也并非至善至美。正如鲁迅先生在《文艺的大众化》中所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28]因此，作家、艺术家还肩负着引导读者、启发读者、教育读者的作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29]因而读者与作家、作品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应是非此即彼的“依赖”“依从”关系。接受美学理论在创始阶段，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并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响应。

接受美学理论传播到中国，也改变了中国的文艺批评模式。如朱立元先生的《接受美学》吸收了接受美学各派的合理因素和独创性成果，结合中国文学、美学的历史和现状，从“读者接受”这一特定角度切入，构建起自己的接受美学理论框架。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在继承姚斯等人接受美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认为：“现代派文学的出现，为接受美学的诞生奠定了一块基石。”[30]他还指出：“读者、观众、听众等并不是什么‘客体’；相反，文学的终极功能要依靠他们去完成。因此，他们是主体，一种接受主体。”[31]刘小枫认为：“接受美学所要突出的乃是以艺术经验为主的历史的审美经验，它是在读者的接受和解释活动中表达出来的。”“望文生义地以为接受美学就是只重视读者，是一个严重的误解。”[32]自此之后，接受美学理论经过了中外几代人的充实和发展，已经相当成熟。

纵观所有的接受美学理论，无论理论分歧有多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把以前作为客体对象的接受者从被动地位提升到主动地位上，重视接受者的能动作用。接受者可以对同一部作品、同一种思想从不同的角度，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处的历史环境、崇尚、喜好进行主动地、有选择地接受、欣赏和批评。接受主体的形成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欣赏、文学批评格局。接受者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而是以显赫的身份昂首阔步地登入文学殿堂。

这就为我们重新审视作者、作品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本书之所以采用这一理论对唐代诗人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是因为目前唐代文学的研究始终将唐代诗人作为被动的对象来看待，研究者只谈论唐前文学或思想对唐代诗人的影响，很少甚或没有人将唐代诗人看作能动的主体，他们对于唐代以前优秀文化成果并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体现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我们就将以前被忽视的接受主体——唐代诗人从后台提升到前台的突出位置上，从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深层的历史因素和心理因素。唐代诗歌发展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自然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唐代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宽松的文化政策，但是唐诗能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辉煌景象，也与唐代诗人思想解放和对待唐前文化遗产的能动态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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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滕守尧审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2].[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滕守尧审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3].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4].[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高桥和已编，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5].[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高桥和已编，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6].[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高桥和已编，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7].虞姬和项羽之歌为：“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此诗为五言诗，载于《楚汉春秋》。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以这首虞姬歌为证据，主张汉初已有五言诗了。此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暂搁置。

[8].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157页。

[9].（汉）司马迁：《史记》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9页。

[10].（汉）班固：《汉书》卷二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5页。

[11].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264页。

[12].有学者认为，李陵、苏武的五言诗非其所作，乃是后人假托李陵、苏武之名而作。此延续成说，置而不论。

[13].（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2页。注：“妇人居二”：指徐淑、班婕妤二家。“亚于团扇矣”：秦嘉妻徐淑之诗，钟嵘认为不如班婕妤《团扇诗》，故言“亚于团扇矣”。

[14].（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6页。

[1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7页。

[16].（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第17页。

[17].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339页。注：理由是《宋书·谢灵运传》（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将潘（岳）、陆（机）二人归于元康诗人，而左思与潘、陆是同时代人，理应归于元康诗人。而当时左思年约四十，而刘琨、郭璞二人正值壮年，故陆、冯二先生将左、刘、郭三人并称为“元康诗人”。

[18].（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第17页。

[19].（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第17页。

[20].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338页。

[21].[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4—5页。

[22].[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9页。

[23].[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4页。

[24].[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6页。

[25].[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5页。

[26].[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58—362页。

[27].[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78—380页。

[28].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2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5页。

[30].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31].[联邦德国]H.C．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1页。

[32].刘小枫：《接受美学的真实意图》,《读书》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