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纳的时代与时代中的特纳

1893年8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年轻学者弗莱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芝加哥举办的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年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事实上，从1880年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时开始，“边疆”的主题就已经在他的头脑中萌芽。如果再往前追溯，特纳对于边疆社会的感性认识，来自一个叫波蒂奇（Portage）的威斯康星小镇。美国内战开始不久后的1861年11月，特纳在波蒂奇出生，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那时的波蒂奇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早期边民拓荒垦殖时代的遗迹和新兴工业社会的种种气象在这里彼此交融，这使特纳能够亲身体验到美国中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内战后的美国社会的急剧发展变化，也渐渐培育了他的西部乡土意识和“边疆”情结。就身世而言，特纳生于一个典型的受纽约-新英格兰地区文化影响的白人移民家庭。特纳的父亲是当地的报纸编辑和活跃的共和党人，他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和对西部的地方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兴趣，深刻影响到特纳的成长及其后来的学术创作活动。

1861年到1893年这30余年，对于特纳来讲，是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民族意识的美国公民和具有时代意识的美国历史学家的30年；对于美国而言，则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史发展经历重大转折的30年。纵观特纳的思想发展轨迹，其史学认识一直是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而不断跃进。作为一个率先倡导并积极践行现实主义认识论的历史学家，特纳提出“边疆假说”，与当时的美国社会发展形势应当有着一定的关联。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对我们产生影响，并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为社会单位。历史每个阶段或者史前时期的人来到一个社会，从其早年时代就被那个社会所铸造。他所说的语言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天赋，而是他从其生活群体中的获得物。”[1]因此，卡尔建议：“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现在我还要补充说：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2]以此而言，对“边疆假说”的全面分析，需要首先考察特纳早年的成长环境及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社会宏观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