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比较的”与“总体的”：文学现代研究考论的主体视域
在课题对文学现代研究的探讨中，与把逻辑认识及历史论述的焦点、中心范域及中心内容放在对文学现代研究“场”及其“域”的体认和理解上，以实现客体论域及客观论述内容在民族语言文化地域和学科门类形类两方面的横向跨越这一思路紧密相关的是：论者自觉地采用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观视域，即力图超越单一的民族语言文化视角，而对中西双方做横向的跨文化比较、理解及融通处理。这种本于比较文学范式的研究主体视域方面的跨越及融通，既是课题采用“以问题为纲”或“以问题为中心”这一研究方式、论述途径及结构样式的另一个主要缘由，也是课题“以问题为纲”或“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及论述的另一种必然的问题论设及释解路向。下面具体谈谈论者何以认为有必要采用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中西的视域来对“文学现代研究”这一对象开展比较及融通性的研究。或者说，采用这种中西跨越性的比较文学视域，开展这种中西比较性、融通性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于这番对文学现代研究的思想学术史探讨及有关问题的解决而言，到底有何独特的作用？从而在这样视域下的该课题研究及问题解决，又能带给比较文学学科自身以何样的独特价值及意义？还有，课题在具体运用和展开这种比较文学视域时，又将有什么独特的思路？
按照杨乃乔的理解，比较文学的“比较”不是外在的、现象的、方法论意义的，而是内在的、终极的、本体论意义的，就是一种建基于跨文化的“双向透视”或“双向整合”当中的，源自主体知识结构内部的“内视的融通”，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一种跨文化意义的“内视且融通的比较”才是比较文学的“比较”——而无论是实证的影响研究、美学的平行研究，还是阐发研究等比较文学不同方法论都最终要归属于这一本体，即“终究要在内视且融通的比较视野上安身立命”。[43]比较文学旨在通过这样的“比较”而建立起如张隆溪先生所谓的“真正跨文化的理解”，即：超越单一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孤立、有限的眼界，破除“文化相对主义”的偏见和虚构的文化间“非我的神话”，跨越不同文化虚假的“截然对立”“极端差异”的鸿沟，通过立足于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眼界的开放融汇，使不同文化及其文学、诗学能在彼此间相互敞开、相互看视、相互鉴照、相互对话与沟通的过程中，更好地鉴明、反观其本相，在充分彰显不同文化及其文学、诗学之间“令人惊讶”的契合、会通与类同之处的同时，也不忘辨识和挖掘其间“真正的而非想当然的差异”,[44]以便更好地解决民族传统乃至世界文化、文学及诗学发展中有关根本的问题。显然，课题在研究主体视域上采用比较文学这一具有文化开放性、跨越性、融通性特征的比较视域，自然是出于对当前有关文学现代研究考论方面所存在的因中西视域封闭、孤立或分离而显得偏狭状况的一种有意纠偏或反拨，这种纠偏或反拨实际上同时与课题的下述三方面考虑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由于课题是以“文学现代研究场”为一种内在支撑的理念（概念），把对文学现代研究“场”及其“域”的体认、理解及具体开掘作为考论焦点、中心论域及中心内容，因此对现代中西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境域中的文学研究活动不拟作单一、分立的界域化、离散式处理，而是将之横向相交而凝练、统构、整合为一体，并共置于“文学现代研究场”这一关系空间及有机结构中，也就是不把中国和西方作为孤立的文化地域实体，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世界文化总体，视为文学现代研究活动及有关话语得以发生或实现的具体一“域”，着力于总体、系统地清理、考索和重构中西两大民族语言文化域的文学现代研究活动之间所交织共建的一种逻辑自足、“异质同构”的整体格局及历史，以及彼此既统合又区分的空间结构对比关系。课题这一作为研究客体而定位的中心论域和中心内容的展开，显然离不开研究主体在文化视域上的开放性、跨越性和融通性——而这正是比较文学的“比较视域”。实际上，在本课题中，“场域”的眼光及思维同“比较”的眼光及思维一样，讲究的都是一种整合、总括、统摄全体或世界的范式。如果说，“场域”是为课题比较文学视野的获得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内在而合理的可比性理念基石，以及一个独特、确定的内容范围，从而使课题的比较研究不至于流俗为牵强的、皮相式比附，而是牢牢把中西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现代研究活动共同置放在“文学现代研究场”这一具有整体格局性、系统性特征的平台上来进行双向透视与融通，因而真正具有一定深入探讨和理论建构的价值可能；那么，比较文学的“比较”则是为“场域”眼光及思考的展开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平台，从而使得对“文学现代研究场”这一理念在实际研究中的现实生成、具体考析，以及对现代中西文学研究思想学术史的总体重构，获得了一种具体的操作上的可能。
其次，课题的研究是以（知识）学术史清理与思想（文化）史理析两相沟通整合、双向互动转化作为根本角度，并结合这一根本角度而采取一种“以问题为纲”或“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及论述方式，采用这样的研究角度，运用这样的研究及论述方式，根本之一是要对具有跨文化特征的“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论断”“世纪现象”的内涵，以及现代中西文学研究中与此论断、现象有关的某些共同或共通的思想学术问题特别是批评话语问题，进行深入、系统认识及考察。对这样的中西文化跨越性、共享性的“世纪现象”“世纪论断”及有关问题的“问题为纲”式考察，当然需要一种横向交汇及共时性的文化处理方式，而比较文学的“比较”视域，实际上恰能为本课题提供这一有效的方式。只有在比较文学的“比较”视域下，通过着力突出一种对多元文化的共时性、横向性研究，而淡化那种偏重于对单一文化做历时纵向性理解的传统研究方式，论者的基本认识及具体论述才能便于超越单一文化脉络及其历史发展框架的束缚，并紧紧以对该“世纪现象”“世纪论断”及有关问题的学理性考察而非一般历史爬梳为中心。
再次，课题采用比较文学的比较视域，也与论者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研究学科范式本身的有意思考与尝试拓展有关，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提到比较文学研究，一般是或者针对文学实践活动现象、历史及规律的一般比较研究（即一般的“比较文学”），或者专门针对文学研究活动中的体系性、理论性、抽象性论述这一支做比较研究（即“比较诗学”或“比较文学理论”），而少有对文学史研究、当下文学批评等其他文学研究活动做专门跨文化的比较与透视，更少有将多样的文学研究活动整合为一体来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然而，论者认为，在同一民族语言文化里，无论是文学史研究、当下文学批评活动两者，与文学理论（诗学）探讨之间，还是不管哪类文学研究活动与所处时代的文学实践活动之间，实质上都存在着与文学世界的运转、展开有着本体关联的一种同质、同构、同谋的关系；可以说，我们既能从对某个时期某种民族语言文化里的文学的有关史的研究、批评的研究，或者整个文学研究全体的考析中，清理和透视同个时期同种民族语言文化里的文学的有关理论或诗学的研究，也能从对某个时期某种文化里的任何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活动的理解中，深入把握和阐释该时期该民族语言文化里的文学实践活动的深刻内涵和丰富意义。由此，论者认为，很有必要把文学史研究、当下文学批评以及其他各种样式各种层次的文学学术活动，都纳入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范围，对它们不妨也采取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更加完善和丰富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课题把现代多类多样的文学研究、文学学术活动整合一体，将比较文学视域及方法迁延引入到对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这个文学研究、文学学术现代“整体”的考察当中，使对现代中西文学理论、诗学的跨文化比较扩大成对现代中西整个文学研究系统及文学研究思想学术史的跨文化比较，力图深入清理现代中西文学研究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或者说文学现代研究基本要素、基本符码、基本成分或方向维度在中西之间的相同、相通、相异现象，这实际上成为“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与“比较学术史（文学学术史）”的一种有意味的结合。
二是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所涉文学活动的时段范围来看，普遍都偏重于甚或仅限于19世纪以前的文学，而少有将19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中国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如费勇就曾认为：“在所谓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象之一的‘中国小说’、‘中国诗歌’之类，都只指19世纪末以前的，而将以后的弃之不论”，可以说，“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学’，不论在文学史领域，还是在比较文学领域，都是一种‘特例’”。这个中的原因在费勇看来：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上的互逆运动”造成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世界性’色彩”，再加上20世纪海外汉语文学或华文文学的特殊存在，因而使“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其神韵气质难以纳入纯粹的‘中国文学’范畴”，一旦涉及19世纪末以后的“中国文学”,“就引出无数复杂的问题，用‘影响研究’也罢，用‘平行研究’也罢，有时都难以说明究竟”。[45]
当然，学界也有把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问题进行跨文化梳理考察的，不过这样的研究长期以来却是以狭隘的“影响研究”及其拘泥于求索事实联系的“实证方法”作为支配性的主流观念和基本方法，是被制约在影响研究及事实考证的范畴里，从“外来（西方）影响—本土（中国）接受”这一单一立场、模式或向度来解释“关系”，从而把复杂、立体、多面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化，仅仅把中国现代文学描述成“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体”,“一个西方文学潮流‘影响’下的‘回声余响’”，唯有在“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可能产生“世界性”、从而现代性的意义，——这种研究实际上已不专属于比较文学本身，而更多归属于、也局限于一般国别及民族文学研究、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或者说它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架空”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正是由此，陈思和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课题上，曾基于对上述旧格局及偏颇的质疑、纠正与颠覆，为超越“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乃至平行研究模式，以便重新审视、全面确切把握中西文学关系，而在前些年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研究这一新的理论设想、命题、思路及视角，即认为：由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大语境不应该是“不平等的‘影响’”而应该是“地位对等的‘世界性因素’”，因而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应该“以中国文学史上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为对象”，采取“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方法，着力关注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价值及内在的主体性、创造性特征，系统放眼于中国现代文学如何以一个独立自足的“单元”,“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及“体系”中，深入考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如何“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尽管这一新设想，新命题、新思路、新视角的提出引发了比较文学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界持续两年的热烈讨论，也产生了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张业松《创建现实：抗战前中外现实主义文学关系史论》、王光东《五四新文学中的生命意识》、刘志荣与马强《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研究》等相关的具体研究实践及成果，然而综合孙景尧、陈建华、查明建、陈伯海等曾在讨论中的辨识与分析，不难总结出该命题或主张的三大保守性：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或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这一新命题、新主张，其实并不与影响研究本身相左，而是仍属于一种影响研究理念及思路，即实质上是一种有别于“过去的”“传统的”影响研究的，由“全球多元化态势所催生并意识到的当代影响研究理念”，是一种与中西文学关系中的跨文化现象及其特点相符的“影响研究新理念和新方法”，因而与国际学界影响研究发展的当代第三个阶段，即“跨文化影响研究”的新思路“不谋而合”。其次，该命题或主张虽然在方法、视野、观念等方面强调“世界性”，注重在世界的范围、世界的背景、世界的关系中考察文学现象，具有一定层面的拓展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意义，但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背景过于明显”，即“始终以中国文学为出发点”，并“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出发”，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或侧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只能彰显中国文学发展的特质”，因而若站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立场来看，该命题所主张的有关中外文学关系及其研究的思路，无疑因缺乏一种中外双向性、互动性、总体性的眼界，而缺少了对国外文学、世界文学的“足够的涵盖面”，从而大大影响了其“普适性”或“普效性”，实质上仍更多地属于一种国别或民族文学研究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畴。再次，正是由于前述两点，因而该命题所提供的仍根本归属于影响研究、国别或民族文学研究范畴的所谓新思路，对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本身或20世纪中外文学中“世界性因素”本身的研究来说就具有相当的局狭性、偏颇性，因为对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本身或20世纪中外文学中“世界性因素”本身这个“长时段的内涵丰富的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角度，还可以更多地从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多学科角度来展开，并“根据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研究对象”而综合采取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等多种研究模式和方法。[46]
实际上，前文述及费勇曾谈到的20世纪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上的互逆运动”、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世界性色彩”，以及置于其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等现象，本身具有一种双面性的特点，即一方面使得对19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学做同时的双向性、互动性的平行比较，具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很有必要对19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学做跨文化的、总体的世界性研究。本课题采用比较文学的比较视域，正是一种“绝处逢生”，想借此对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的中西文学研究活动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场研究既力图超越长期以来有关“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问题上的影响研究及事实考证模式，又特意避免重蹈陈思和近来“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或主张的保守性；具体讲就是既要突破国别或民族文学研究，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畴，而真正站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学科范畴及学术立场中，以19世纪末以来中西双方的文学研究为同时的研究出发点及方向和共同的研究对象，充分涵盖现代时期文学研究的中、西两大阵营及诸面相，又要在具体的跨文化考察中，无论中西文学研究之间是否存有影响性事实关系，而重在大胆地、全面地对中西双方进行同时的、双向的、融通的、互看互照的平行比较与总体把握。课题希望以此更好更充分地拓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触及的文学历史时段范围，突破其长期特定的影响研究及事实考证的单一考察理念与方法，丰富对19世末以来的、现代的文学及其学术活动作专门考察的学科角度、学术思路及研究模式，从而使得对现代时期文学研究活动及与此有关的“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论断与现象的思想学术史考察具有足够的中西涵盖面及普适性，并开掘、考索出足够的跨文化内容，总体性内涵及其世界性意义，同时在中国方面于“现代汉语诗学”的资源清理、内涵重构及其之于现代世界诗学体系开掘的价值意义上打开一个比较宽敞的方向及维度，获取一种比较坚实的平台。
课题在对比较文学的具有文化开放性、跨越性、融通性特征的主体视域的具体运用及展开上，注意有意区分与兼采“比较的”与“总体的”这两种看取角度、认知层面及其跨文化把握方式。
一般而言，“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与“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是被学界作为比较文学领域两种相关却又彼此区别的学科概念来看待。根据这样的基本区分及认识，例如基于杨乃乔在《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中对“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两者的概念辨识[47]，我们不妨也可以把“比较的”（comparative）与“总体的”（general）同视为比较文学之比较视域所形成的两种具体不同的视角或认知层面，以及该视域下属的两种各有侧重的具体跨文化把握方式。具体相参照地说，“比较的”视角及把握方式，虽然既不受所要研究的不同民族（国别）语言文学之间发生的历史关系之时间性状况（即是短期关系还是长时关系，是历史共时性关系还是历史历时性关系）的限制，也不论所要涉及的是文学的实践、史事层面上的比较还是文学的学理评说层面上的比较，但却无疑都是侧重于对跨界“关系”的研究，即自觉强调对不同民族（国别）语言文学之间直接的相互“比照”“对话”与“互视”关系的把握，而于此把握当中，由于不同民族（国别）之间的界限被自觉突出、强化，因而分界及其跨越的痕迹昭然分明（如图示A）；这是一种较为普遍、一般的文化跨越汇通方式。而“总体的”视角及把握方式，则不仅只注重于处理不同民族（国别）语言文学之间发生在某特定时期的横断面上的历史共时性关系，而且偏重于以文学本身的理论化形态，即其学理评说、思想流派层面为研究对象，并且所侧重研究的不是跨界“关系”，而是一种无界“通象”，即自觉强调对不同民族（国别）语言文学之间所内在共存、共属的某（些）共同、共通的文学现象的综合性、整体性的把握，而于此把握当中，由于不同民族（国别）之间的界限被有意淡化、整合，因而分界及其跨越的痕迹趋于消弭（如图示B）；这是一种“升华”了的比较，是文化跨越汇通方式中的一种“特例”。
“比较的”与“总体的”，这两种具体的跨文化视角及把握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本体论联系。从前文所交代的比较文学之比较视域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终极价值追求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比较的”还是“总体的”，两种具体的跨文化视角及把握方式实质上都共同内在源自、归属于比较文学的比较视域；另一方面，两者之间本身有着互为因果、相互背靠、相互包蕴的关系，即那种旨在求同存异的“比较的”视角及把握方式其实正奠基于一种对人类文化本相、共相的“总体的”关怀，而那种旨在寻同求通的“总体的”视角及把握方式其实也正属于一种不露痕迹的比较，既可以说是“比较的”视角及把握方式的原初、自发形式，也可以说是它的寻解、思考的基本动力、方向与终极理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联系，课题在对比较文学之比较视域的具体运用及展开中，将综合采纳“比较的”与“总体的”这两种跨文化视角、层面及把握方式，将两者融为“比较视域”这一有机的整体。这种在研究视域上实行有机结合的思路实际上也正好与前文已述及的课题在研究内容上将文学现代研究“场”及其“域”两方面统合起来的考虑相照应，具体地讲，对文学现代研究总体“场”方面内容的考究及理解，决然离不开从“总体的”跨文化视角、层面来对中西双方文学现代研究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把握，而对文学现代研究所在民族语言文化“域”方面内容的探讨与处理，则要依靠从“比较的”跨文化视角、层面来对中西双方进行直接的、具体比照。
由于课题的探讨对象是“文学研究”这一思想学术活动，即重在对有关文学的知识思想、学理及论说方面的问题进行认识、清理和考察，加上由于课题在这种偏于学理性而非史事性的探讨中，是把中西双方共同置于“现代”这个特定时期的横断面上来进行共时性的把握，致力于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掘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个历史时期，中西双方在文学研究方面所内在地存在、或归属的某些共同、相通的思想、文化与学术现象及规律，因而课题在对“比较的”与“总体的”两种跨文化视角、层面及把握方式的综合采用及展开中，将以“总体的”方面为经为纲，以“比较的”方面为纬为要，着力突出“总体式”的把握角度及方式，即以“总体式”的、且中且西的视角、问题及论说贯通各章、框架全篇，而把“比较式”的、分述中西的视角及具体论述编织于课题总体论说的有关关键环节中。
总之，本课题专门针对当前学界相关考察的欠缺，在研究考论的过程中，着力从研究时段、研究角度、研究方式、研究内容或论域空间、研究视域五大相互嵌套、渗透、扣合的核心环节形成自身系统的理论方法自觉、预设及支撑，即采行一套独特的创新的研究思路。这套思路归纳起来就是：有别于学界的已有处理而确立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为文学研究世纪及代际转型与现代重构的关键期，把这个时段的现代中西各种门类的文学研究活动统合、视作为一个文学现代知识场域整体，以这个文学现代研究整体系统作为研究的论域空间，并通过将比较文学视域拓展、引入对该整体系统的考察中，综合采用“比较的”与“总体的”两种跨文化视角及把握方式，且以“总体的”方面为经为纲而贯通各章、框架全篇，以“比较的”方面为纬为要而具体编织于其间，从而对文学现代研究整体系统的中西双方做充分平等的、同时的、互看互照的总体把握与异同比较，致力把握文学现代研究的整体问题、整体格局及整体特征。同时，更为核心的是，在这种致力把握文学现代研究整体的过程中，课题从对文学现代研究实行学术史与思想史整合、互动考察的根本角度出发，选取作为文学现代研究中知识学术问题核心的“学术范式”与作为文学现代研究中思想文化问题核心的“批评话语”作为两大中心题旨，借助“以问题为中心”的运思架构及研究论述方式，即通过以“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内在基本学理关联问题为线索而将知识原理的逻辑思辨与具体环节的历史考论两个考察层次前后连接起来，并在逻辑思辨与历史考论两个层次各自内部，重在梳理、论述那些构织、支撑着“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之间内在基本学理关联内容的一些重要关节点或子问题，从而把对“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问题的研究论述结合、沟通起来，着重既以“批评话语”为内在关切方向及中心去看取“学术范式”问题，在“批评话语”的视野中提挈、澄清“学术范式”的基本方面，同时又以“学术范式”为基本论题及重点论域去处理“批评话语”问题，通过“学术范式”话题去厘定、观照“批评话语”的知识问题及知识内容。
按照上述研究思路，本论著主体部分的论述分为三个大的层次：
第一层次，即第一章，是具体研究论述的“入口”。主要涉及三部分内容：一是从跨文化、整体性地认识把握现代中西文学知识活动体系目标出发，对现代的“文学研究”内涵外延给予概念性的辨识、确认；二是对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之于文学研究现代转型及重构的关键历史意义的梳理；三是对“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现象及论断的跨文化内涵问题的基本思考、提挈及审视。该章旨在为后面三章以批评话语为中心而对文学现代研究范式问题的跨文化的系统逻辑爬梳、理解和重点历史考察、论述，提供一个研究分析的起点和展开的平台。
第二个层次，即第二章，是立足于知识原理的逻辑思辨层次，就文学现代研究中学术与思想的核心关联、即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的内在关联的诸多学理问题给予系统的原理性提挈、爬梳和解释。主要逐层涉及三大内容：一是对文学现代研究中的思想学术系统勾连及其知识探询问题的描述确定；二是对文学研究的现代范式问题的知识学性质与内容，以及其与话语问题相互结合的基本理据、含义和主要内容的思考辨析；三是对现代“批评话语”的基本意涵、在文学现代研究中的知识思想位置、与文学现代研究学术范式之间的知识学问题关联体系的梳理。
第三个层次，即第三、四两章，是在第二章对知识学理问题的系统逻辑厘定基础上，立足于具体环节的历史考论层次，旨在基于文学研究范式现代转型的知识文化空间特征，围绕“文学的现代建制”现象，以批评话语为中心，充分论析和扎实澄清文学现代研究范式与批评话语两者合谋关系的一些基础（入口）问题。
其中，第三章主要是立足“知识下行”与“文化解救”两大时代境遇问题，对文学研究范式现代转型及架构得以发生、背靠的整体知识文化空间的考察、厘定；重点在于分梳、比较现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突破性发展与现代中国的“经消史长”行程，现代西方的生活意义性解救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存亡性解救。该章实质上所要审理的是文学研究现代转型及现代范式的根本的“人间性”特征。
第四章是在第三章基础上，主要论述内在于“知识下行”与“文化解救”空间的“文学的现代建制”对文学研究范式现代转型的启动意义和对文学现代研究的范式化格局影响（结构性促成）问题，并探讨内在于“文学的现代建制”行动而发生的批评话语在文学现代研究范式化格局中的广泛渗透及核心影响；重点在于整体澄清、辨识中西“文学的现代建制”基本意涵及历史发生，由此造成的文学现代研究的中国“史学化”格局与西方“理论化”格局的区别，以及现代中西批评话语在文学现代建制中的结构性发生原理与建制性品质和在文学现代研究格局中的表述问题。该章实质上所要审理的是文学研究现代范式在与现代批评话语深层关联中的“建制性”特征。
结语部分是从现代性话题的角度对课题整个思考论述的一个开放式归结，是课题研究的一种衍伸式、拓展式思考。主要是在总体检视当前学界有关现代性问题研究欠缺的基础上，基于论者自身对现代性核心内涵及学理问题的深入理解，明确提出文学研究现代“学术范式”与现代“批评话语”之间的“合谋”及其清理、还原、审视，所具有的现代性结构内涵，以及对于直接捕获现代性的本质及核心问题，推进对现代性问题的跨文化总体性体认与独特性理解所具有的激活意义。
[1].参见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页；[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2].如汪晖、陈平原、罗志田、余英时、张灏、周策纵、林毓生、汪荣祖、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王汎森等。
[3].与此有关的多是些教材型、普泛性的思想解读与个案整理。
[4].参见[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参见牛仰山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概论、诗文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组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概论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8—19页。
[7].[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1页。
[9].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绪论”第21页。
[10].参见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26页。
[11].参见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2].参见[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八卷本，杨自伍、杨岂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002、2005、2006年版。
[13].论者这里所提的“短时段”“长时段”“中时段”概念，是在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现基础上的一个发挥，这里的“长”“中”“短”概念之分，不过是取决于不同历史分期办法所依据的时间标尺与社会史、政治史、革命史之大事件大变动的疏离程度，以及在不同分期视镜内，现代现象演变的缓慢、持久程度。关于年鉴学派“长时段”说，参见[法]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载[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14].参见[美]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陈永国、傅景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6].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徐志啸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高瑞泉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8].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9].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
[20].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22].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3].10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9页。
[25].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26].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9、191—192、199页。
[27].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436页。
[28].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自序”第2页，第48—481页。
[29].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1—17页。
[30].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49、452页。
[31].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52页。
[32].[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175、184页；[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3、183、396页。
[33].[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74页；张意：《文学场》，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9—591页；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译后记”。
[34].[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53、154页；张意：《文学场》，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81—582页。
[35].[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50、152页；张意：《文学场》，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81—582页；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页。
[36].[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151—152页，“译后记”第219页；[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张意：《文学场》，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82、589—590页；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页。
[37].[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译后记”第219页；张意：《文学场》，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81—582页；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页。
[38].[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39].[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作者前言”第8页；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译后记”第219页。
[40].张意：《文学场》，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80、588—589页。
[41].张意：《文学场》，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84页。
[42].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43].杨乃乔：《比较文学是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载杨乃乔《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477页。
[44].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6、55、67、110—111、155页；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序”第3页。
[45].费勇：《汉语·汉语理论·现代汉语诗学》，载饶芃子主编《思想文综NO.1：语言与思想文化专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5页。
[46].参见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孙景尧《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的“有效化”：兼论“影响研究”和“世界性因素”》、陈建华《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的几点看法》、谢天振《论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研究：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及相关讨论》，分别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第3期、第4期。
[47].杨乃乔：《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2—534、540—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