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张之洞的对日认识及与日接触

一 张之洞对日本的认识

（一）张之洞对外认识的变化

张之洞对日本的认识属于其对外认识的组成部分。由于这种从属关系，有必要分两个阶段梳理交代张之洞的对外认识情况。

第一阶段是张之洞任职京官时期。他是心怀家国大事的传统文人，而非灵活应对外部冲击的近代官员，对外部世界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具体可从张之洞在涉外事务上初露锋芒的事实和外人对张之洞这些强硬言论的反应两方面加以印证。

一方面，京官时期的张之洞在对外事务上初露锋芒。1879年、1880年之交，他就中俄《伊犁条约》数次上疏提出对策并获召见，“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1]此时张之洞虽然略闻洋务，具备“各国通例，惟沿边沿海，准设外邦领事”“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2]等浅显的外部基础常识，但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的对外观念和政治理念。在上疏建言“以急修武备为主”的同时，他“更筹讲法”：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其中，“责以义”的对策仍然显示出“天朝上国”的姿态，内称：

自我圣祖以来，与俄国久通盟聘，不以藩属畜之，并不以外夷目之……我有四德，俄不知报。咸丰八年，乘我方有兵事，绐奕山而攘我乌苏里江东之地五千里，又诳我沿边常住卡伦以外之地万余里。文宗念旧盟，重邻衅，闵两国生灵，因而畀之。环海四洲，莫不以俄为曲。今又乘我天子冲龄，边圉甫定，挟小惠以徼大利，俄之君臣，独不畏罹违天不祥之咎乎。[3]

张之洞自谦此番言论是“书生论事”。若以后见之明来看，他幻想俄国应当“畏罹违天不祥之咎”，确是书生之见。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受到周遭环境、个人见识等因素的制约。光绪初年，供职翰詹科道的一些京官频频主动议论国事，成清流党之势，推以李鸿藻为首，张之洞、张佩纶为主力。[4]光绪初年，清流党常常高谈议政，特别是1879年合力抨击弹劾崇厚使俄签订《伊犁条约》事件后在朝中愈发得势。不过，他们的言论和认识是“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5]从张之洞、张佩纶的日常交往来看，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清流党对外部世界关注不多、知之甚少。在崇厚使俄案前后的公事之余，二人常常“相约前往琉璃厂搜购古玩、书画、文献以及交流鉴赏心得”，商议编纂《畿辅先哲录》,[6]与传统文人的日常生活无异。在与同僚的私下讨论中，张之洞的言论也偏重内政治理。他曾致信潘祖荫，认为传统官僚的施政重点是“清保甲，绝盗贼，缉会匪，禁邪教，其法不外乎勤下乡三字”。[7]

另一方面，由于在对外事务上初露头角便锋芒毕露，张之洞开始受到外部世界的关注，但留下的印象不佳。1880年，英国《泰晤士报》及时报道“官衔不高但以文化和文学技巧闻名”的张之洞关于中俄交涉的强硬建议，并称他的奏折是数百份奏疏中最需注意的一份。[8]两年后，日本驻华公使向日本政府报告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的情况，强调：“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张之洞，在前年伊犁谈判时，提交万言的上疏，要求斩崇厚、不许俄约，其后屡屡议论政事，在当时清廷颇有议论家之名。”[9]更有甚者，外人将张之洞视为“声名狼藉”（notorious）、带有排外乃至仇教观念的官员，称他就1875年马嘉理事件上疏建言“抵抗所有外国人的要求”“展现了对基督教的仇恨——被他视作瘟疫且是对神圣的孔教的一种侮辱”，甚至将张之洞对四川东乡冤案的处理也误认为是一心想“将外国人和他们的宗教清除出这片土地”。[10]

第二阶段是张之洞执掌封疆以后。他转变对外观念，在实践中认识到讲求洋务的必要性。尤其是亲历中法战争以后，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愈发理性明智、积极务实。

在执掌封疆的第一站山西，张之洞开始意识到洋务的必要性。当时，愈发频发、处理棘手的教案问题，促使他认为应对外部事务的重点在于“交涉”，为此而不得不讲求洋务：“照得地球上下各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事体繁多，自应筹知彼知己之法，为可大可久之图……而各国使命所历，几遍天下。遇有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出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因是初任巡抚独当一面，张之洞虽有“经营八表”的雄心，但缺乏实际施政经验，讲习洋务的作为粗略。他在省垣设立洋务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11]看似万事都想讲求，但缺少头绪、没有章法，甚至连洋务人才都难以访求。

张之洞这种无所适从的困境在他调任两广总督后有所改变。尤其是亲历中法战争后，他对外认识愈发理性，办理洋务也愈发务实。张之洞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提出储人材、制器械、开地利三条要策，“三者相济为用，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得之则权利操诸我，失之则取予仰于人”。[12]这是他在中法战后首次呼吁兴办洋务，并于此后逐步实践。其表现有二：一是提出的对外策略更为理性明智。1887年，张之洞力劝清廷勿与葡萄牙签订《会议草约》以免澳门被葡萄牙占据，上疏辩驳就中利害，极力坚持缓行立约，并提出“细订详约”“画清界限”“界由外定”“核对洋文”“暂缓批准”五条补救之策。[13]日本《官报》便评论张之洞“所议深切详细，正中其弊，是以耸动清廷”。[14]二是推行的洋务活动更为积极务实。在张之洞的认识里，洋务不再是以处理教案为重点的棘手事务，而是包括“安内攘外，关税厘金，教案海防，种种皆与吏治民生相涉”的“今日要政”。[15]正因如此，他决定引进、学习西方器物。具体而言，军事相关事务效仿德国，“查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主要向德国方面购买枪炮军舰、雇募武官等；其他商业和工业相关事务则较多倚赖英国。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甲午战后。当然，这一时期张之洞的对外认识仍存在许多不足，表现在处理外事常带感情色彩。他在中法战后选择效仿德国军事，其理由除去上文所言德国武备最精，还盲目认为德国“亲睦中华，确有协助之诚。去年开战以来，凡粤省与德商办诸事，从不以局外宣战等语借口推谢，皆系依期到粤。故军事需用西人，惟该国人尚为可信”。[16]张之洞对西方知识制度的了解也不全面、未见根本。譬如他在两广任上创办水陆师学堂，1889年时鉴于“近来万国辐凑，风气日开，其溺于西人之说，喜新攻异者固当深戒，然其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增设洋务“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17]其中新设公法学的理由是因通商交涉、避免“滋事端”。可见，张之洞是从日常施政的现实角度考虑公法学的设置，而不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初衷。

总的来说，张之洞对外认识从守旧趋向求新的转变，既受客观上时势使然的影响，也是主观上个人改变的结果。

客观形势的影响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国家层面的大势所趋，主要是中法战争的刺激使得全国风气为之一变。1886年，长期关注清朝动态的日本军事间谍曾根俊虎向日本政府报告称：“清政府的文明进步在光绪十年与法国开战之前非常缓慢，但开战后进步非常明显。基于现今的实地侦探，可列举该政府的目标要点数条，包括对内修改收税抽厘之方法，重视外邦贸易之平衡、谋划国库之富饶、改革扩张海陆之兵备、镇压内寇、抵御外侮、架电线、设铁路、开矿山、讲究庶民之便利、开辟人才拔擢之道、起用通晓外交政略及诸般技术之人等等。”[18]日本商人也认为：“自中法开战以来，长眠数百年的清朝官员一觉醒悟，西洋开化的风潮有浸漫全国之势”。[19]这可认为是中法战后日本朝野对清朝的普遍印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亲历中法战争的张之洞选择跟随时代潮流，改变对外观念。

二是张之洞的任职环境影响了对外认识。张之洞任职京官时期与西人的接触不多，所处环境较为传统。升任晋抚后，因辖区闭塞，他的施政以内政为主。但调任两广后，张之洞的任职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两广地处沿海，是清朝最早与外部往来交流的区域，“广东远控南洋，距各国洋界最近，交涉事件尤为繁要”。张之洞在粤办理的涉外事务明显增多，获取的外部知识随之增长。譬如他对“西例凡生长于某国之地，即可隶籍为某国之民，领取‘属民’票据，恃为护身之符，遇有犯事，地方官不能以华法治之”[20]的认识便是从“光绪十一年（引者：1885年）南海县民何回生走私一案”的实际处理中获得。同时，张之洞对外交涉也愈发熟练自如、颇有自信，不再是像晋抚时期那般战战兢兢：“此间洋情，经年以来，略悉鬼蜮伎俩，大抵洋与粤相习，其虚实长短，粤中备知，且仰给藉助于我者甚多”；甚至尝试将他的交涉经验与态度影响清廷，“以后凡遇洋使搅扰事体，务望总署电询粤省，考其实在情形，有无办法，再与定议，必可挽回不少。”[21]

个人因素主要体现在张之洞主观意愿的变化，主动了解、学习西方的知识器物。尚在山西时，张之洞已筹划“荟集条约档案、中外图籍，以便查核而资讲求”“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随时向津沪购买，刻即筹款附赴苏顾募机匠便员，令其在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前来，以为嚆矢。”[22]督粤后，张之洞进一步落实该计划，委托通晓西学或外语之人翻译西方书籍。他曾致信邀请王韬编辑《洋务丛书》,“分疆域、军制、刑律、税则、学校、国用、官制、商务、工作、邦交、教派、礼仪十二门，或采近作，或译新书”。[23]对待西方的书籍、报刊，张之洞不仅积极翻译推广，还主动带头阅读。督粤期间，他常常从香港、澳门的报纸上获取新知，阅读西方书籍也是以吸收知识为主要目的，少有批判和偏见。譬如，《铁路述略》一书属西人著作，在当时清朝官绅中颇具影响力。后起的“泛清流”京官盛昱称“吾反覆此书，而后知铁路决不可行也……今铁路已开六十年，再阅六十年必败。吾已死，不及见。吾此字必不灭，或有人收拾之，将服我之先见也”[24]，并数次上折反对修建铁路。而已与清流党保持一定距离的粤督张之洞在读完《铁路述略》后，将书中观点“英地四万里铁路，执事等众需十六万五千人”[25]，转化为建言修建卢汉铁路的依据。相较之下，张之洞的视野更为广阔，对待西方器物的态度更为开明。

再考察张之洞的用人情况，更能充分说明他在主观意愿上积极学习西方的变化。1882年他刚任晋抚不久，保举人才多达59人，具有西学背景通晓洋务者不及5人，其用人标准是学术才略、治理内政方面表现是否优异。而在甲午战后，张之洞两次荐举人才共计26人次，具有西学背景通晓洋务者占了大多数，恰与晋抚时期保举的人才情况相反。[26]这是他主动留用、招揽洋务人才的必然结果。蔡锡勇是张之洞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极力留用的人才和重要幕僚，曾被驻日公使奏调充当驻日参赞理事。对此，张之洞断然拒绝，声称蔡锡勇“现系海防洋务最为得力之员”，请求清廷“俯念粤东海防紧要，准将三品衔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差遣”。[27]随着洋务事业的扩大，张之洞也随时留意、招揽新的洋务人才。譬如，钱恂是张之洞幕府中的得力干将，但前人对张之洞为何招揽他入幕多语焉不详。钱恂自1889年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复随许景澄、龚照瑗等公使在欧洲各国辗转数年，历游欧洲甚至北非。在数年的驻外使馆生涯中，他著有《师船图考》《帕米尔图说》《中俄界约斠注》等书，并与金楷理（Karl Kreyer）合著《德意志志》《法兰西志》若干卷。[28]而在这一时期，调任两湖的张之洞为继续推进译编洋书计划，于1891年致电驻俄公使许景澄“译刻洋书，请尊意斟酌，有切要而力能译者，即就使馆觅通人译之”。[29]鉴于钱恂兼具中学、西学功底以及译书经验，许景澄向张之洞推荐了他。由二人的往来电报推断，钱恂与金楷理合著诸书似是受到张之洞的委托、资助。[30]正因此层关系，甲午战后张之洞奏调钱恂入幕办事，称其“学精才敏，洋务博通，尤能研究中外商务”,[31]自然是对此前委托钱恂译书的切实判断。此后，钱恂为张之洞联络日本发挥了重要作用。钱恂之子钱稻孙于解放后撰写了钱恂事迹，内称：“南皮张文襄公总制两江，旋移湖广，奏调回国参赞幕府。自是在鄂中劝文襄公练军队兴学校，文武兼重，躬督自强武备诸学堂，复筹遣员弁游学日本。鄂中新政实举于此。”[32]

（二）张之洞对日认识的不变

出任疆臣后，张之洞对外认识从守旧趋向求新。不过，作为对外认识的从属，张之洞的对日认识在他任职京官及执掌封疆的初期变化不大。

张之洞对日态度强硬，集中表现在中日发生冲突、关系较为紧张的时期。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两国的冲突点主要是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因任职所限——不论是京官还是疆臣时期，张之洞都难以围绕上述冲突与日方直接接触、交涉。但他数次上疏表达对日本的不满，刻意调整奏疏措辞，将“日本”“东洋”等中性用词多改称“倭”。不仅如此，张之洞向朝廷建言对日策略，也表现出强硬态度。1884年，在日本势力的策动下，朝鲜发生甲申政变，进而引发中日两国冲突。对此，他向总理衙门建议：

朝鲜之变，闻敕吴大澂往。窃谓此事必宜迅速大举，能不与日树敌固善，然日人贪横，既已决裂，必更发兵，乘此胁高丽而夺其政。我欲不较，又多要求，恐欲不战而不能。吴诚稳练，似须添劲兵宿将。拟请敕北洋酌量。若宋庆、曹克忠速多带数营与吴同往为妥，军威果盛，日或稍戢。北洋封河抽兵无防，出征驻防劳费，正等我能胜日，法虏之气自夺，北洋之防自固。时令机会均不宜迟误，万一既挫而复增兵，则无益矣。[33]

可见，张之洞主张对日强硬，呼吁清廷添兵入朝，不误战机，速胜日本。

实际上，张之洞对日态度强硬的背后，存在轻视日本的心态。1879年，日本侵吞琉球，改设冲绳县。中日两国为此交涉数次，并于次年展开“分岛改约”的谈判。[34]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围绕《伊犁条约》的交涉也在进行。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张之洞上折建议清廷：“日本宜连和以伐其交。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但得彼国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35]这并非他对日本方面的退让，而是对日、俄两国实力的区别认识。由于日本较之俄国弱小，清政府应以“宜酌允商务以饵贪求，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与立不得助俄之约”的方法，暂时缓和与日本的冲突，待“俄事既定，然后与之理论，感之以推广商务之仁，折之以兴灭继绝之义……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所以“抚俄犹可言也，畏倭不可言也”。换言之，张之洞认为当时清朝亟须应付的“头号敌人”是俄国，可待俄事定后再清理与日本的“旧账”。此时，他对日本的印象只是“蕞尔”小国，所谓“贫小之日本”。[36]

张之洞对日态度强硬又带有轻视意味，表明他对外交涉的态度主要受到“以夷制夷”传统观念的支配，强调集中精力对付实力更强、矛盾更突出的“敌人”。由此便不难理解，在中俄围绕《伊犁条约》谈判僵持之际，张之洞甚至向清廷提出自以为高明、实际损害国家主权的“下策”：如果与俄作战不克，可“赐”“捐”边疆领土给英、日，诱使各国出兵俄国，如“东捐台湾山后以赐日本，使之复库页岛以断东海口……俄之精锐竭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37]这是张之洞在“以夷制夷”外交观念下进行轻重缓急的区分：就当时清朝面临的周遭局势而言，塞防更为重要急迫，可以适当牺牲部分权利以拉拢其他“夷狄”，换取对俄交涉的胜利；而海防压力稍轻，虽然遭受日本威胁，但因日本实力弱小未成气候而不必过分担忧。

由此可见，张之洞对外认识虽然发生很大改变，但对日认识变化不大，依旧不重视甚至轻视日本。“抚俄犹可言也，畏倭不可言也”充分反映出他对外认识中的变与不变。一方面，对外认识发生改变。张之洞放弃传统的天朝上国姿态，转为认可、学习欧美列强的知识器物，愈发重视西方。另一方面，从属于对外认识的对日认识保持不变。日本仍是张之洞旧有观念中的“弹丸”小国，这也是当时大部分清朝官绅的对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