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革命之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中国与俄国国情的不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当不同的道路。仅就革命中旧政权崩溃、新的集团动员起来参与政治和新政权创立这三个要素的顺序与关系而言，中国革命就呈现了与俄国革命不同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俄国十月革命归为“西方”类型的革命，而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归为“东方”类型的革命。
作为政治学家，亨廷顿更加关注革命的政治维度而非经济和社会维度。从政权更替和政治参与的视角看，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但对于不同的革命，这三者之间的顺序和关系可能不尽相同。在“西方”类型的革命中，首先是旧政权土崩瓦解，其次是新的集团动员起来投入政治，最后是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然而在“东方”类型的革命中，首先是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其次是创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后才是推翻旧秩序的政治制度。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发展历程上就显著反映了这种顺序上的差异。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
在一场西方型革命中，夺取中枢机构和权力象征通常十分迅速。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很小的和非法的阴谋集团，其大多数领导人不是在西伯利亚，就是在流亡之中。而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已成为俄国主要的（虽非毋庸争辩的）政治统治者了。“你知道”，列宁对托洛茨基说，“从被迫害和过地下生活到忽然掌握政权……它简直令人眩晕！”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戏剧性变化。他们不得不进行漫长的战斗，从1927年撤退到农村，其后经历了令人胆寒的江西苦战、精疲力竭的长征、抗日战争、与国民党的内战，直到最后胜利进入北京，整整历时二十二年，方才艰难而缓慢地夺取了政权。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令人眩晕”的东西。在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对广大地区和众多百姓实行了有效的政治领导。这是一个政府在企图以牺牲另一个政府来扩大自己权威的过程，而不是一伙密谋者在企图推翻一个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获取国家政权是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只是一个漫长的、旷日持久的过程的最后结果。[1]
由于这种顺序上的差异，东方型革命中会出现一个“双重权力”的漫长时朝。“在此期间，革命者在扩大政治参与，扩大他们的统治制度的范围和权力，而与此同时政府则在另外的地区和时间里继续施行其统治。”[2]这种“双重权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表现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相对于国民党政府至少在事实上的独立性。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两种力量的消长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不断变化，其中抗日战争时期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的：“抗日战争也引起了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大变化。……抗战结束时，在全国人民中，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已经大大增加了。”[3]美国学者石约翰也注意到：“面对日本的侵略，许多重要人物逃离北方：军阀、国民党官员和地方知名人士。日本军队虽然能够进入这一地区，抢夺粮食，制造恐怖和杀戮，但却无法在该地区建立稳定有效的控制体系。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就作为中国抗日的中坚而出现，并以延安为中心建立政府行政机构，以后逐渐伸展到北方大部分地区。”[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所建立的政权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政权从而在中国大陆基本结束“双重权力”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具有远大抱负的革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掩饰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对于夺取全国性胜利和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意义。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理论，为抗日战争以及此后的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5]在1941年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6]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中也阐发了根据地政权的全国性意义：“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7]
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进程也最终证实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抗日根据地政权所具有的全国意义的上述判断。在国民党政权急遽溃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路线、组织机构、武装力量、干部队伍和规章制度，迅速地转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随着旧政权法统的全面废除，抗日根据地的这些遗产也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历史基因。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这些遗产后来被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进一步概念化为延安道路、延安神话、延安传说、延安经验、延安传统、延安精神等。正如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指出的：
有关延安时期共产党根据地治理的神话到1949年时已经继续发展并被珍藏在党的意识中。这些神话强调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鼓励在共同的基本价值观的信念基础上的自主性，使用群众动员的方法来实现目标，避免不利于联系和了解群众心声的官僚主义气息，以及培养对政治事务、政府管理和军事都精通的干部。这些方法成为神话后已具有神圣性，从而使得他们在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中成了毛泽东手中强有力的武器。[8]
无论是基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双重权力”格局的特点而言，还是基于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所潜藏的历史基因而言，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推进民族进步事业为己任。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所试图建立的国家政权是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政权。有别于历史上的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民族独立战争，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亨廷顿明确指出：“较确切地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9]在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中，政治制度尤其是国家政权的现代化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因而也就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政权的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政权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意味着国家政权对社会的统治由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意味着国家政权组织的统一性、科层制和理性化。在强国林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处于由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也必须面对国家政权现代化的问题。正如汪晖所指出的，“中国的国家建设基本上是一个帝国向主权国家的自我转化过程，从而如何保持中央权力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如何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如何在不同地区和文化的认同之间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点的政治结构，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区域关系和公民权利问题的基本问题。”[10]陈明明也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在外部列强入侵和内部政治衰败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在政治上出现了某种“类封建化”的局面。因此，“和欧洲的国家建设相似的是，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事实上也是遵循着 ‘从分散的历史走向整合的历史’的逻辑。于是，重建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国家便成为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所谋求的正是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强大的国家。”[11]因此，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是晚清民国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也不例外。本书试图回答的中心问题便是：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增强国家能力来推动国家政权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