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早在延安时期，解放社就出版过《陕甘宁边区实录》这样的历史著述，其中就包含了政权问题的大量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些根据地建设的亲历者编写的著述中也包含了政权问题的内容，比如齐武编著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就对晋冀鲁豫根据地政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党史研究室以及党校、社科院、档案馆等有关党史编纂机构的组织下，各个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资料得到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并公开出版。此外，中央档案馆和各省市县档案馆有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档案也对研究者开放。随着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原始档案的开放，关于根据地政权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研究是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谢忠厚、居之芬、李铁虎合著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智勇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景珊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发展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谢忠厚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特点》（《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邓红和梁丽辉的《三位一体：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构成及职能》（《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张冰的《延安模式——国家建设视野下中共根据地政权体制的特征及影响》（《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6期）等。

这些著述深入考察了根据地政权的建立过程、形式特点和社会影响，使相关研究超越了资料积累的阶段从而达到更为一般性的认识。比如，李智勇将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的特点归纳为：“隶属”南京，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系列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两权半”，即立法、行政的独立和司法的半独立；“三三制”，即包容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精兵简政”，以实现政权成本与社会负担的均衡；一元化，即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试验区”，即边区政权堪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微缩景观。孙景珊则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合法性、政治参与、政治动员、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以此来论证只有实行最充分最真实的民主才能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谢忠厚将晋察冀边区政权的建设途径归纳为以下几点：改革政权组织机构，依靠人民管理政权；实行“三三制”政权原则；加强村政权建设，巩固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加强游击区政权建设；加强党对政权的领导。邓红和梁丽辉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对村政权进行了成功的革命性改造，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三位一体”的新型民主村政权，从而使村政权的职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攫取社会资源变为支援抗战、改善民生、服务社会。

不过，上述对根据地政权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根据地政权的组织形式，特别是“三三制”等体现民主政治特点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在政治学中，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是指科层理性化制度的发展，而这些研究对此并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即使涉及一些这方面的制度安排也没有说明这些制度安排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影响。就此而言，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地探讨抗日根据地的国家政权建设问题。相比而言，张冰的《延安模式——国家建设视野下中共根据地政权体制的特征及影响》一文别开生面，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该文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视野下揭示了延安模式的三个特征：意识形态、政权、军队、社会（包括经济）和政党五权合一的要素构成；意识形态及其载体为核心的运作机理；扁平化、点面式的科层管理形态及社会重建策略。这些特征触及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核心部分。但由于过多强调中国近代情境的特殊性，该文对于科层制本身在根据地的发展重视不够，此外由于篇幅较短，该文的论点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

第二类研究是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某个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比如司法制度、县乡参议员、村选举、税制改革、参军动员等。在著作方面，侯欣一的《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讨论了大众化司法制度在陕甘宁边区的初现、争论和最终确立；汪世荣等著的《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专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设置、职能、院长更迭、审判案例和司法成就等内容，李庆刚的《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探讨了开明士绅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作用，杨东的《乡村的民意：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社会成分、群体特征、政治参与形式和社会影响，齐小林的《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则探讨了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农民参军的动机、顾虑与意愿，政权动员农民参军的过程以及农民的应对、士兵的逃亡与归队、士兵家属的优待等问题。在论文方面，强世功的《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3卷第6辑）提出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一种偶然的司法实践之所以成为共产党的法律原则或制度的象征，就在于这种司法技术与权力的组织网络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组织技术。牛铭实在《彭真与中国地方自治的再起》（《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中认为作为晋察冀边区党务负责人的彭真在村选举中亲身体会到选举各环节的具体工作，为其后来指导村民自治打下了基础。巨文辉的《晋察冀边区实施的统一累进税述略》（《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苏小平和贾海维的《论抗日根据地的统一累进税》（《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探讨了统一累进税在抗日根据地的缘起、制定、实施、影响和意义，王建国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考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则指出，华中根据地政权采取了田赋征粮、清查田亩、废除册书制度、整顿征收秩序等重要举措，实现了田赋征收史上的重大变革。

这些著述聚焦于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挖掘了不少新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发展了若干新视角，从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其中有几项研究是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视角展开的。《乡村的民意》强调通过乡村建设达到国家政权建设是中共革命的基本逻辑，共产党在改造乡村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全面掌握乡村社会，而且能够将国家政权全面有效地深入基层乡村社会，以便快速地实现国家政权的全面巩固。《当兵》将农民参军以及相关问题置于革命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下来加以考察，强调共产党同样需要面对清末以来国家政权深入乡村所遇到的困境。《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则分析了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种种权力技术塑造并构筑“权力的组织网络”以培养新式的地方精英，从而将权力的触角深入乡村社会的。

不过，这三项研究由于集中关注基层参议员、参军动员和马锡五审判方式这样具体的问题，并没有系统地探讨抗日根据地国家政权的现代化，特别是没有重视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强制和汲取能力的发展。此外，这三项研究也没有充分聚焦于科层制度在根据地相关领域的发展，从而与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的焦点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第三类研究是抗日根据地通史、革命史中有关政权问题的内容，比如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房成详和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王晋林和秦生合著的《新民主主义模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梁星亮、杨宏、姚文琦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纲》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谢忠厚和肖银成合著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齐武的《晋冀鲁豫边区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卢毅、罗平汉、齐小林合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等书中相关的部分。

由于政权问题是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内容，这些通史、革命史著作中关于政权问题也着墨颇多。比如《陕甘宁边区史纲》就详尽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的双重政权局面及其结束、“三三制”新型政权的建立、“精兵简政”的提出和成效、历次边区参议会的召开等。此外，作为通史，这些著述关于经济、军事和社会建设的讨论也有助于超越“三三制”等组织形式的狭窄视野，使我们看到根据地政权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这些通史类著作涉及根据地的方方面面，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并非其论述的主线。此外，这些研究中有关政权问题的内容仍聚焦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很少涉及科层制度的发展。

第四类研究是抗日根据地军事史、经济史、法制史著作中有关政权问题的内容。这方面的相关著作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柳茂坤的《八路军发展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星光和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 （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廷煊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张希坡和韩延龙主编的《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1992年版）、杨永华和方克勤合著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等。

这些著作对军事史、经济史或法制史的介绍中有不少内容与国家政权建设相关，比如相关军事史著作几乎都会介绍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内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涉及了晋察冀边区财政制度的创立和健全、统一累进税的实行和精兵简政，《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叙述了各抗日根据地司法机关的建立和完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的组织与职权、诉讼制度、狱政管理制度等。不过这些著作属于军事史、经济史或者法制史著作，国家政权建设不是它们关注的重点。

总体来看，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既有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大多数研究仍散见于革命史、经济史、法制史等不同类型的根据地历史研究中，即使是关于根据地政权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也基本上着眼于“三三制”等体现民主政治特点的政权组织形式，而对抗日根据地的国家政权如何通过科层制的发展来向社会扩张这一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缺少聚焦，对抗日根据地的国家政权建设为何能够取得上述成就也缺少追问。鉴于既有文献的不足之处，本书将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视野下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现代化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