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等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引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基于研究问题和既有文献的不足，本项研究将引入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来确立一个分析框架，据此来探讨抗日根据地的国家政权建设。
根据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显然，国家政权在权力范围上的上述扩张会遇到以前拥有这些权力的地方团体或社会精英的抵制或者反对。为了消解这些反对力量，国家政权可以动员民众或者联合新的精英。通过政治动员，底层民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进入国家政权所主导的权力网络，从而重塑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由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得到了增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正如马克·塞尔登指出的：
如果将组织问题放到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大框架中来考察，那无疑是评判抗战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20世纪的中国政治而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共两党将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和延伸。南京时期（1927—1937）国民党政权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国家政权的扩张，特别是国家剥削的加剧，招致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则表现为抗日根据地中党、政府和民众组织的迅速扩大，特别是表现为将党和政府机关延伸到乡镇，甚至于自然村。而且，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在40年代所实行的互助合作，使国家权力延伸到了生产和销售过程。国家政权的延伸使中共广泛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网络，这也正是中共的抗战力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秘密所在。[12]
因此，本项研究需要说明共产党如何在根据地通过对民众的政治动员使其权力深入到以往为地方团体和传统精英所把持的乡村社会从而增强国家政权的能力。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我们将具体探讨抗日根据地政权在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护能力的发展。第一，在强制能力的发展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发展武装力量的群众动员模式，通过收编和整训分散的、成分复杂的、来源多样的杂色武装实现了所控制区域武装力量的统一和正规化。第二，在汲取能力的发展上，各根据地政权进行了针对税收掮客的田赋整理，实施了统一累进税，并建立了审计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准则等新规则，从而实现了财政制度的理性化。第三，在保护能力的发展上，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集中和统一行使逮捕、审判等国家权力，并通过保障民众诉讼权利和制定实体法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法在乡村社会的扩张。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和华北各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政权。
既然国家政权建设是动态的进程，那么什么样的动力会推动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呢？比较历史分析已经表明，战争是推动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力。为了在对敌作战中保持生存甚至获得胜利，国家政权必须尽可能获取足够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地方团体或者传统社会精英所拥有的权力会阻碍国家政权对资源的集中，从而危及国家政权的生存。因此，在战争所形成的军事压力下，国家政权为了生存机会的最大化致力于消除地方团体或者传统社会精英对权力的占有，从而使其对社会的统治由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那么，抗日战争和根据地政权成长之间是否具有上述关系呢？颇有意味的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对抗日战争与新中国的缔造发表了如下看法：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建立了许多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3]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来说明抗日战争对根据地民众政治动员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压力机制。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国家的权力在军事、税收和司法等领域中都面临着扩张的困境，从而使国家政权难以实现对社会更为直接的统治。但在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只有最大限度地动员所有的社会资源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大规模正面进攻，转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多的封锁和扫荡。为了使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共产党必须尽最大可能发动民众，动员民众参军、出粮出钱并服从国家法的约束。正是在战争的压力下，这些根据地政权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层组织，从而使国家权力深入社会，政权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护能力随之得以提高。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除了导论和结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将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阐明现代国家的含义并揭示现代国家形成的因果逻辑，在回顾和评析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若干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本项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二章介绍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的发展，包括政权的初创、政权组织的体系化、政权组织体系的巩固与完善。第三章探讨抗日根据地政权强制能力的发展，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建立、扩大和巩固，重点在于说明根据地政权如何实现武装力量的统一和正规化。第四章探讨抗日根据地政权汲取能力的发展，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分析根据地财政税收制度的建立、调整与完善，重点在于说明根据地政权如何超越税收掮客来直接从社会提取资源。第五章探讨抗日根据地政权保护能力的发展，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分析根据地司法机关的建立、司法权力的集中和诉讼、审判方式的变革，重点在于说明根据地政权如何克服国家法在乡村社会中扩张的困境。
本书的资料收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原始文件的汇编、选编，比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等。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根据地相关负责人的文集、选集、日记、回忆录等文献资料，比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彭真文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戎子和文选》《聂荣臻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等。第三，有关抗战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通史、军事史、经济史、法制史著作以及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等。
[1].[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2].[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226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4].[美] 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03页。
[5].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6].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7].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8].[美]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9].[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21页。
[10].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25页。
[11].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7页。
[12].[美]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13].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