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反再现”到“承认的政治”：无处不在的女性身份认同

随着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人们的政治、经济、家庭、宗教和性别观念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个体与个体生活受到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格外受人瞩目，几乎所有的文化冲突与矛盾都可归结为身份认同问题。作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身份认同也在我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关注。令人遗憾的是，在性别研究领域内，这一关键词虽然频频被用于分析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但鲜有人从本体论视角来研究女性身份认同问题。

在性别研究领域内，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几十年来最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同一性和差异性议题。作为处理这两者关系的核心概念，“身份/认同/同一性”（identity）[3]自然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其次，身份认同理论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构架。由于身份认同理论强调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妇女、移民、少数民族等过去被忽视的边缘群体成为关注的焦点。最后，女性主义者大都以女“知识分子”自居，远远不足以代表全部妇女，其所再现的女性身份认同也尤为可疑。以中国为例，女性主义者虽注重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但其寻求“双性和谐”的努力又在无形中削弱甚至摧毁了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精神。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20世纪以来的女性身份认同问题，有关再现与反再现、解构与建构、全球化与现代性、承认政治等问题的论述均以此为轴心展开。

（一）再现与反再现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再现（representation）[4]系统中，男性主体对女性的再现几乎都是在女性缺席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正是这种不合法的再现权（power of representation）造就了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以及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误现，并以客观再现的名义把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铭刻于历史之中。美国学者特里莎·德·劳里提斯（Teresa de Lauretis）曾提醒我们：“通过社会性别的再现而进行的社会性别的建构在今日和往常任何时候一样在进行着，或者说在更加剧烈地进行着。”[5]相比之下，今日的社会性别建构愈加剧烈，也愈加隐蔽，即使看上去非常中立的再现也有可能是歪曲的、有误的，且隐藏着深刻的性别偏见。抵抗一切有关女性作为他者的再现，是女性建构身份认同的前提条件。作为反再现（anti-representation）的战斗檄文，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的政治》 （Sexual Politics，1970）对菲勒斯文化价值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揭露，其对菲勒斯文化再现的抵抗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女性主义话语。至此，女性主义开拓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话语模式——女性主义批评，开始从理论上自觉地建构女性身份认同。

（二）解构与建构

几乎所有的再现都是有误的再现，建构女性身份认同不仅伴随着对他者再现的解构（deconstruction）[6]，也伴随着对自我再现的解构。一方面，再现理论无法摆脱二元对立，必然走向解构；另一方面，解构也是反再现的一种具体策略。在此，女性身份认同在性别政治与性别批评的领域内依然是女性主义者不得不坚守的立场，或称为行之有效的策略。在后现代语境下，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根基虽有所动摇，但只要再现或反再现还在进行，就有可能留下暗门，供解构主义出入。女性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往往与其对菲勒斯文化的解构联系在一起。作为他者，女性无论是在美学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无法得到完全再现。李银河曾一语道破女性身份的实质，并指出改变女性地位的可能性：“由男性铸造的社会将女性视为低下的：她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的高等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低下地位。”[7]女性主义批评亦然。作为女性身份认同话语，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不断成长、变化且不断自我调整的话语范式，对菲勒斯主义一贯采取抵抗与拒绝的立场，具有鲜明的解构精神。目前，女性主义批评虽已逐渐进入主流话语，但在理论界仍被视为“低下的”，只有不断地挑战、解构菲勒斯文化的再现系统，女性主义批评才有可能改变自身“低下”的地位，获得相对独立的理论品格。对女性主义批评而言，解构菲勒斯文化与建构女性身份认同，犹如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在此，解构只不过充当了建构女性身份认同的手段与途径。

（三）流动的身份

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界定“妇女”（women）[8]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妇女”有如被海德格尔写下又划掉的（Under Erasure）的“存在”（Sein），在表达时是必要的，但又不充分，因此只能暂时借用。作为女性主义知识与实践的假设根基，“妇女”即使与工人阶级一样已经被证明只是一种四分五裂、难以捉摸的社会行动者，但其存在却是必要的。在遭遇解构主义的那一刹那，女性主义已经开始质疑与“女性”（woman）相对的“妇女”是否可能存在。不仅“妇女”可能不存在，就连“女性”本身也可能仅仅是同“男性”（man）相对照时获得的临时定义的一个位置，根本反映不了完整的“自我”。[9]然而，女性主义者需要某种单一的“立场”、某种相对统一协调的身份认同。具言之，假设“妇女”的存在，假设这一术语的有效性，是进行女性主义研究的前提条件。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话语自身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参与者一旦进入论证，就不可能不相互假设，一个理想的言语环境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10]如果离开“妇女”或“女性”这一假设条件，女性主义本身也面临着被全盘消解的危险，作为一种身份批评的女性主义批评亦不复存在。对女性而言，身份认同是必需的。凭借身份认同，女性才能与其他妇女建立联系，才能清楚自己到底是谁，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权力。不过，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任何建立“整齐划一”的努力注定要以失败告终。所有关于女性的命名与普遍概括都有可能是虚假的、错误的或无意义的，即使没有女性主义立场的失守，女性身份认同也很难保持自己的稳定性与完整性。从作为他者被再现，到自觉运用解构策略反再现，女性为建构自身的身份认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身份不仅与性别有关，同时还涉及民族、种族、阶级、宗教、职业、性取向等多种因素。各种身份认同互相纠缠、紧紧交织在一起，女性身份只能不断地变化策略，谋求一种暂时性的稳定与整一。正是在身份认同政治的推动下，处于边缘的女性获得了实现集体身份与个体价值的权力。身份认同是一种个体与更广大共同体、范畴、实践与制度的认知性、道德性与情感性的联结。从本质上来讲，这一概念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概念，不利于建构女性的集体身份。如果身份认同理论最终不能解决女性的团结问题，反之却把可能存在的“女性共同体”引向分裂，那么这一理论就不能真正解决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身份认同的高度强调，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利于女性共同体的团结。这时，只能转而求助于另一概念——承认（recognition）。

（四）承认的政治

当身份认同概念陷入困境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了“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作为当今政治的另一热门话题，“承认”同样处理的是同一性与差异性、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其暂时有效地避免了“身份认同”概念的缺陷而成为替代“身份认同”概念的一个选择。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可视为“为承认而斗争”的诸多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另一方面，承认也可被视为一种身份模式。任何身份都是混杂的，自我身份的形成也是一个他我相融的过程，因此，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需要得到“他者”男性的承认。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自我认同（即“我如何定义我是谁”）的问题，还是他我认同（即“他人如何定义我是谁”）的问题。换言之，女性身份认同部分地是由男性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男性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男性扭曲的承认，均会影响到女性的身份认同。在菲勒斯文化中，女性低贱卑下的形象已经被内化了，传统女性获得的往往是一种扭曲的承认，一种污名化的身份认同。为了避免集体身份的污名化，女性为获取承认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不仅需要“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将其接纳为一个平等而有尊严的他者，而且不能受制于这个“有意义的他者”。这就需要女性主义者充分利用身份的流动性，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与此同时，承认的政治既不能忽视性别之间的差异，也不能忽视女性内部的差异。从现代身份观念发展出来的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要求承认女性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身份，虽然女性独特的身份正在被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男性”身份所忽视、掩盖和同化。无疑，差异政治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我们应当承认每一个人独特的身份。泰勒说：“寻求承认的斗争只有一种令人满意的结局，这就是平等的人之间的相互承认。”[11]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同性别的人作为平等的人相互承认，是女性主义运动最令人满意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