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壹统类而重实学

荀子对儒家各派的批评，其目的是为明统类，振儒术，以发挥儒家的礼义之统在“齐一天下”过程中应有的指导作用。

儒家“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这说明儒家在宗师作古之后，仍能维持其显学地位。但同时，儒家内部也开始派别纷立，殊趣异路。《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衰，此辟儒之患”。孟荀同是儒学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人称孔门龙象。但是，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因此荀子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批评儒家各派以重振儒术的任务。他的儒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孔子、子弓的评价。任何学派都有自己的宗旨，荀子作为儒者，必然宗师仲尼。但所宗何旨，却因人而异。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太史公自序））后学只能择其所善或所好而从，遂有同宗而异旨的儒家各派。荀子通过对孔子的评价，来确立自己的宗旨，我们可以由此而窥荀学之旨归及其批评之标准。关于子弓，有两说：一说是荀子之师，即传《易》之馯臂子弓；一说是孔子弟子仲弓（即冉雍），当以后者近是。因为，仲弓亲得孔子之传，且孔子对仲弓的评价甚高，列入德行一科。荀子以子弓与孔子并列，可见其侧重于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去取舍宗师之旨，荀子心目中的孔子、子弓是具有以下特征的圣人和大儒：（1）有天下之志。他们以“笞棰暴国，齐一天下”（《儒效》）为己务，“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一国不能独富”（《非十二子》）。（2）法先王之道。他们合天下之英杰，“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聚“圣王之文章”，起“平世之俗”。这里的“太古”，实际上是指“百王之道”和“千岁之信法”；“文章”，指典章制度，即“礼宪”。《荀子》全书“先王”三十二见，“后王”十二见（据向仍旦《荀子通论》统计），其所重者为“百王之道”和“百王之法”，即治理天下国家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故亦称“先王之道”。（3）明礼义之统。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但荀子却突出孔子“其行有礼”，这是为了其建立礼义之统的需要。（4）通世事之变。这反映了荀子的重视实学的精神，此意荀子屡言之，如“宗原应变，曲得其宜”（《非十二子》），“言必当理，事必当务”（《儒效》）。（5）以仁知为至。“孔子仁知且不蔽”（《解蔽》），因而达于圣王之极，“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解蔽》）。荀子隆礼义不废仁义，并以礼为“原先王、本仁义”之蹊径。《大略》谓礼为仁之表和义之门，“故礼之生，……非为成圣也，然亦所以成圣也”。其学由礼入手，归本于仁义之意甚明。荀子重知，主以认知之心治欲恶之性，不烦赘述。（6）达穷通之理。孔子、子弓与荀子一样，皆是“圣人之不得势者”。因此“心有灵犀一线通”，荀子对他们的“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的抱负节操，慨然言之。荀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而不惜再三申言的孔子、子弓，实际上就是他的理想抱负和人生目标的化身。

（二）对思孟学派的批判。荀子同室操戈，首先把矛头指向思孟学派。他的《非十二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儒家八派中，在理论造诣及社会影响上足以和荀子匹敌的，只有思孟学派。子思是否作《中庸》，不能确证。就孟子来说，荀子的批评不能说“查无实据”。试寻绎如下：

（1）“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孟子以“仁义”为先，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礼只是仁义的节文即细则文饰，智只是对仁义的认识理解。他置“仁”于“四德”之首，以“恻隐之心”为“四端”之本，扩其“不忍人之心”，设计“王道”，推行“仁政”，反对功利，尊王贱霸。荀子以“礼义”为统，主张“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不苟》）。他以礼为纲纪，明分使群，正法平政，义利兼顾，王霸并重。因此，他认为孟子法先王“略”而“不知其统”，而在“法先王”这点上，两人并无分歧。

（2）“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孟重《诗》、《书》，荀重《礼》、《乐》。荀子认为只“顺《诗》、《书》”而不能“隆礼”，则虽博而杂，“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劝学》）。

（3）“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孟子盛赞的古代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的经界井田之法，“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的其实什一之赋（《孟子·滕文公上》），皆不见于其他典籍，确有据旧闻造说之嫌。

（4）“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孟荀皆以“知类”、“好辩”自许，这原是百家争鸣的风气使然。但类以统分，说因类异，荀子既断定孟子为“不知其统”，那么势必认定其学术违僻无类，其说解幽隐闭约。然而，从中亦反映出了两者在思维方式、论辩风格及认知途径上的不同。从思维方式看，孟子重主观直觉，善推衍比附。如：“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荀子重客观分析，善类分区别，在此基础上知类察断，以类度类。如他论人，则分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论儒，则评俗儒、雅儒、大儒；论君，则品明主、暗主、昏主；论国，则辨王、霸、安存、危殆、灭亡等等，真可谓知通统类。从论辩风格看，孟以气胜，辞锋犀利，踔厉风发，善设机巧，引人入彀；荀以理长，条分缕析，朴质平实，博大深厚，足以服人。从认知途径看，孟荀都重视心的作用，但孟子内向，迷信天赋良知，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知性，就能知天，完成认识一切的任务。因此，荀子说他“闭约”。荀子外展，重视假物致知，提倡稽物壹道，真积力久，由“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达到“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解蔽》）之境地。

（三）对其他各派的批评。荀子笃实，他不但重视礼义，而且重视礼法、礼信、礼文。他对思孟学派的批评，侧重在义理方面，而对儒学其他各派的批评，则侧重在言行方面：“弟佗其冠，衶（冲淡）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非十二子》）

这里所说的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不必是实指其人，而是指其后学。须知任何学派开创之初，未始没有精意胜义，而往往坏于徒具虚文而不知其义的末学附从。荀子对贱儒或俗儒的批评，其旨还在“壹统类”而重笃行。通过批评，他从礼法，礼信、礼文甚至礼容等方面，坚持了礼义之统。其中特别对某些儒者的“术缪学杂”、百无一用和“衣冠行伪”，志意卑下，尤为深恶痛绝。有的学者认为荀子骂人每每不揭示出别人宗旨，而只是在枝节上作人身攻击，恐非其实。《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说：“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荀子的学术批评，词义过当之处，容或有之，然正如王先谦所说：“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有齐一天下经世致治之志，而儒者或迂远，或虚伪，或卑下，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其言辞不免偏激，但其主旨不可谓不正也。

荀子的儒学批评，对儒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与孟子及三氏异趣，但相反亦相成也。孟子之重仁义礼知，荀子之重礼义仁知，只是着手处不同。此外，如子张之宽容，子夏之笃学，子游之礼治，都在荀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正是这种激浊扬清的批评精神，赋予儒学以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