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所谓晚清“三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更后出现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或称“袁系集团”）。它们本都是地方军政集团，只是到淮系特别是袁系集团，有着对中央权力程度不等的攫取。不过即使最后掌控清朝乃至取而代之的袁世凯，其集团在晚清主要以及本质上还是属“地方”势力。本书研究的立意，是在揭示“三集团”本身状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关系及“走势”。而这中间是呈一种“多边互动”的复杂状况，特别是与当时清朝权力格局的演变紧密关联，是影响甚至左右晚清政局的一大要端。但是，相对而言，以往对“湘”“淮”“袁”三者分别研究较多，对其整合性研究、比较性研究较少；针对三者所涉时段分期的静态研究较多，对其联系一体统观的动态研究较少。这从以下对相关学术史的线索性概要梳理中即可体现。
与本项研究相关的已有成果，一是关于湘军[1]、淮军、北洋新军者。著作如罗尔纲的《湘军兵志》[2]，龙盛运的《湘军史稿》[3]，王盾的《湘军史》[4]，罗尔纲的《晚清兵志·淮军志》[5]，王尔敏（中国台湾）的《淮军志》[6]，朱来常的《淮军始末》[7]，樊百川的《淮军史》[8]，翁飞的《李鸿章与淮军的创建》[9]，刘凤翰（中国台湾）的《新建陆军》[10]，施桥渡的《晚清军事变革研究》[11] 等；论文如罗尔纲的《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12]，王尔敏的《清代勇营制度》[13]《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14]，任恒俊的《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15] 等。
二是关于相关督抚（个人及群体）、军阀势力者。著作如朱东安的《曾国藩传》[16]，雷禄庆（中国台湾）的《李鸿章新传》[17]，苑书义的《李鸿章传》[18]，李宗一的《袁世凯传》[19]，侯宜杰的《袁世凯全传》[20]，贾小叶的《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21]，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22]，张华腾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徐勇的《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23] 等；论文如刘广京（美籍）的《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24]，魏秀梅（中国台湾）的《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25] 等。
三是涉及集团关系及其演变者。而演变的环节中，尤其关联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状况。相关著作如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26]，邱涛的《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27]，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28]，马平安的《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29] 等；论文如杨天宏的《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30]，张勤的《湘、淮两军军系差异浅析》[31]，王继平的《湘军淮军异同论》[32]，刘伟的《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33]，王瑞成的《“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34]，李细珠的《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35]《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36] 等。
以上只是一个简略的择篇举例，挂漏自多。
本项研究的撰稿人也已有若干相关研究成果。主撰者董丛林多年来以湘、淮集团人物和群体状况为其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已有系列性成果，关于人物的专题研究涉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李鸿章、刘铭传、吴汝纶等，关于其群体状况的研究涉及湘、淮集团崛起历程、构成要素、异同比较、各自特征及内、外部关系等内容。已有相关著作多部，如《曾国藩传》[37]《百年家族——曾国藩（家族）》[38]、《胡林翼政迹与人生》[39]《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11》[40] 等；论文40余篇，如《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41]《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42]《“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43]《曾国藩、左宗棠关系中的性格影响因素论析》[44]《刘长佑督直论略》[45]《论李鸿章的“洋教”观》[46]《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述论》[47] 《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48]《晚清湘系势力的崛起与社会结构变动说略》[49]《湘淮派系之争中的刘铭传》[50]《胡林翼与湘系群体关系论要》[51]《论胡林翼对系外关系的处置》[52] 等。所列只是就相关点、面的篇目举例，加之更多的未列者，总体上能见在湘、淮集团的研究方面具有了一定积累。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而思考向袁世凯集团拓展，开始关注“湘”“淮”与袁世凯集团的衔接，立意对“三集团”做统观、整合研究，并初步有了相应成果，如《张之洞与袁世凯比较论》[53]，涉及对袁世凯的审视；《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说略》[54]，则是对“三集团”整体关系特点的概要性论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初步基础上，进而有了本课题的设计，拟进一步进行较为细化和系统的相关研究。
参撰者也有一些相关成果。如张静的《李鸿章集团在北洋的奠基考察》[55]《李鸿章与北洋“官系”网的形成和发展》[56]《李鸿章集团与江南制造局》[57] 等文，重点研究的对象是李鸿章与淮系集团。徐建平的成果则侧重于清末新政时期关于袁世凯与直隶的研究，如《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一书[58]，对当时袁世凯与直隶宪政改革相关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其文章有《直隶地方官与清末宪政改革》[59]《清末直隶地方官报的兴起及其政治表达》[60]《顺直谘议局与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61]《清末直隶州县自治运动初探》[62]《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63] 等。
综观既有相关研究成果，能反映出前面所言相对“多”“少”的基本情况，说明本课题确有较大学术空间。并可以看出，既有相关成果除史实层面内容和局部性问题的观点外，所体现的与本课题宏观题旨有关的基本问题即集团“关系”及其“走势”，揭示尚欠充分。至于对“三集团”影响所及而又获注意较多的问题，如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在观点上也颇显分歧，这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派：一是以罗尔纲先生为代表持“督抚专政”“内轻外重”之说；二是以海外学者刘广京为较早，近年来一些学者进一步发挥，倾向于质疑乃至否定“罗派”基本观点；三是持清末“内外皆轻”之说。应该说，各家都有其独到、合理之处和有价值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或有其特定的局限和偏重，尚有探讨和出新的空间。鉴于上述情况，本项研究有的放矢，强调在对晚清“三集团”分别厘清的同时，更着重于对其做整合研究、比较研究、动态研究，以及与朝政变端和“内外轻重”权力格局态势结合的研究。这样力求打破对其各自孤立着眼的视域局限，拓宽研究范围，提升观察高度，以求能从整体上凸显其特点和新意。这样，就需要基于复杂的历史实际，有的放矢地择准研究对象的关键之处，聚焦“节点”性肯綮问题，寻绎惬当的研究理路，既发掘和揭示相关史实乃至重要细节，又做出有理据支持的阐释，做好实证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在对“三集团”分别观照的基础上，既从具体背景条件、产生契机、首领和要员特点、群体构成状况、社会作用等方面作横向比较，又对其做出纵向演变的考察，注重界标性节点，揭示走势轨迹，尤其对在其影响下，清末新政阶段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状况予以考察和辨析。
还需要特别说明，本项研究与直隶（今京、津、河北为其主要地域）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湘系要员刘长佑及首领人物曾国藩都曾任直隶总督，淮系首领李鸿章更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二十多年之久，袁世凯起家及经营也是有赖在此区立基。总之直隶及整个北洋地区，对于“三集团”尤其是后两者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本课题研究内容自然也就相应与直隶密切关联，这自有助于对当时直隶历史的认识。
并且，研究中的资料利用上，会涉及“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中央文献”与“地方文献”有机结合的问题。首先，这需要对相关概念有妥适的理解和把握。梳理起来，以往学界在相关概念的界定上不但存在歧异，也远说不上完善，颇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并且只有对相关文献能妥适地综合利用，才利于解决好“斑”“豹”问题，即通常说的“点”与“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对此，有的放矢地有所思考，做好相关理论准备。[64]
本课题研究更具体层面上的基本内容和结构逻辑，由目录提示出的总体框架中即可看出。概括归纳来看，除绪论内容外，各章可归属两个单元（对应于上、下篇）：第一单元（上篇），在对“三集团”统观、分观的基础上，揭示其构成的群体要素及其各自的基本情况，并着重比较研究其异同。这是相对“静态”的研究。第二单元（下篇），考察“三集团”的演变走势，探析这一过程中对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影响，既对造成“内轻外重”成局的情况，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究，又对清末新政阶段出现的复杂状况作特别考察和辨析，通过“名实之辨”阐说所见。这是相对“动态”的研究。将两个单元即上下篇的内容有机贯连于通体研究当中，力求把握好下述关键之点：从典型军政集团（这不同于一般“督抚”群体）切入和立基，既充分注意其领袖人物的关键作用，又重视其群体状况，对其规模、结构、特点和动态等方面做出切实揭示。既对所涉三大典型军政集团进行各自观照，更注意对其间交错衔接、贯通联系、异同皆具及走势动态的情状做“一体化”考察。这中间，要特别注重的“节点”问题：一是在对“三集团”的比较环节上，通过从历史背景、具体契机和相关事件着眼仔细观照、分析，揭示其异同；二是在对其“走势”的考察中，归结于袁系集团对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影响环节上，因对此局学界认识不同，见解纷歧，要在了解各家观点的基础上予以辨析，提出看法；三是在总体理路的把握上，既要注意所置各部分结构上的逻辑关系，又要辩证地处理好所涉事体的客观情势与主观因素、动态流变与静态“截图”、外在形式与内里实际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本项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在坚持正确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以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主导，立基于实证，史论有机结合；同时，适当借鉴和运用政治学（如借以解析所涉政治主体与客体、政治利益、政治权力、政治心理等问题）、军事学（如借以审视相关军队的组建、发展问题）、财政学（如借以认识军费来源与分配问题）、社会学（如借以分析相关集团的群体性问题）、行政管理学（如借以观照政权组织的职能、效能问题）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有的放矢地阐释相关问题；并且还要注意做到宏观鸟瞰与微观聚焦、“分体”剖视与整合研究以及静态观照与动态追踪的有机统一。
本项研究力求的创新之处，试从三个方面概括：一是在对“湘”“淮”“袁”三集团分别厘清的基础上，更着重于将三者做比较研究，并将它们和所涉的相关时段衔接贯通揭示走势，又与当时中央、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密切联系，总之，是打破对其各自孤立着眼的视域局限，拓展到一体整合性研究的更广范围和提升到更高层面，并且，在凸显“节点”性史实构建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地方军政集团与清廷“互动机制”上的探析，这样有着总体立意上的出新。二是在若干相对具体层面和“节点”问题上，如“三环链”式的军政集团发展主干；各方围绕“军政结合”问题的复杂斗法；区别典型军政集团与一般性督抚群体的要旨所在；关键人物政治心理和个性特征的影响作用；直隶总督“法定”涉外职事的特别意义；地方军政集团中“军阀”要素的隐、显情状；淮、袁集团权力向中央层面的浸润机杼；关于“内重外轻”综合纽结性问题的多重辨析等，或可凸显其独到之处。需特别强调，就研究对象纵向“走势”的最后节点及其影响而言，是本项研究的归结所在，也是体现其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将就学术界看法不一的清末“内” “外”轻重的权力格局问题，做出自己的研判，旨在说明：自湘军崛起后由“督抚专政”而“内轻外重”的局面到其时具体面相上自有变化，但若从基本面上否定之则不免“矫枉过正”，那就似乎过于注重了相关制度性事体的形式和表象，轻忽了其潜隐的实际。综合诸多复杂因素，并主要从相对意义上来观照，认定该期实质上依然“内轻外重”觉得更符合历史实际，只是进程中时现波动并非稳态平直发展而已。对于此时清廷和袁世凯军政集团（而非一般督抚群体）来说，在“名”“实”上辨析其“轻”“重”状况不失为一大肯綮。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立基与史，而与相关多学科方法、理论求取有机结合（当然，这在书中有的地方只是潜隐性运用，而非全都揭明学科所属），自也利于研究的出新。
当然，这主要是就本课题的设计立意而言，实际操作中或难以尽达预期目标，眼高手低、想到而不能尽善做到，或乃愚拙人难免的局限。
在此稿的写作过程中，曾就其内容发表了一些论文，有的主要是自书稿某节内容中的具体节取，有的则是由不只一节甚至多章节内容的选择性提炼概括。当然，无论如何论文体例与书稿毕竟是有其差异的，即使有的论文在书稿文字中体现得较为集中，但自亦不可能尽同，而所说论文皆是基于书稿内容或其构思而作，将这类文篇于此注出[65]，后不再一一说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亦属本项研究的中期成果，或主要是理论铺垫（有随文注出者），或系湘、淮大员和袁世凯在某一特定方面的专门内容，因在本书中没有足量和明显的直接性文字，故于此不录。
[1]关于“湘军”的称谓，在当年湘系集团人员及相关文献、著述中，出现时间的早晚不一，具体的指称对象有时也不一样，如还有“湘勇”“楚勇”“楚军”等若干称谓，或系指称同一军伍，或指我们所说“湘军”中的不同营伍，相当纷杂。即使后世的研究著作中，对“湘军”的具体解释也不尽相同。在本书中，对此不再做具体梳理和介绍，一般情况下（除非需要其他特定称谓之处和在相关引文当中），是以“湘军”总称由湘系集团将帅所统带、兵员上一般也是以湖南人为主的各支军队。
[2]中华书局1984年版，该书前名《湘军新志》。
[3]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岳麓书社2014年版。
[5]中华书局1997年版，旧作改后新出。
[6]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台湾1981年版本。
[7]黄山书社1984年版。
[8]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黄山书社2012年版。
[1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
[11]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
[1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1973年。
[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
[15] 《文史哲》1990年第4期。
[16]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 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
[18]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 中华书局1980年版。
[20]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后其他社再版改名《袁世凯传》。
[21]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22]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中华书局2009年版。
[24] 原载《清华学报》新10卷第2期，《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6编辑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5]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1973年版。
[26]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9]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
[30]《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31]《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
[32]《求索》1997年第5期。
[33]《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4]《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
[35] 《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
[36] 《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
[37] 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2014年第3版。
[38] 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后均多次印刷。
[39]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40] 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41]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42]《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43]《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4]《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45]《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6]《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
[47]《河北学刊》1994年第2期。
[48]《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49]《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
[50]载《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版。
[51] 载《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52] 《明清论丛》第九辑。
[53] 《光明日报》2016年2月20日。
[54] 《光明日报》2014年8月27日。
[55] 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56] 《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57]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9]《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2期摘转。
[60]《历史档案》2007年第2期。
[61]《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62]《燕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3]《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64]参见董丛林《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界定和利用问题浅思》,《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65]此类论文主要有（以在书稿中内容的相对先后排列）:《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张之洞与袁世凯比较论》,《光明日报》2016年2月20日；《“淮由湘出”事局审视——关于晚清湘淮系集团关系起端的揭示》,《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宏观比较视野下晚清“内轻外重”之成局》,《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8期摘转；《晚清民初“内外轻重”态势演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0日；《“东南互保”相关事局论析》,《晋阳学刊》2018年第2期；《晚清“三集团”大员与北、南洋的“两职一体”》,《南国学术》（澳门大学）2018年第1期；《皇族亲贵少壮派与清末朝局》,《明清论丛》第十八辑（故宫出版社2018年版）等。上列论文作者皆为董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