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的历史缘起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路径来看，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文学外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依学术史的脉络来看，它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大讨论的一种精神延续与书写实践。“重写”是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一种循环机制，它始终面临着补充、修正与完善的任务，视野的拓展和范式的更新是它的常见形态，其目的在于完成文学史书写的“学术化”，用史学的视野来叙述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流变，准确地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来。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形成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但是它的精神余波却一直影响着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动机在于用“启蒙”的范式来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断强化的“革命”范式，那么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的重写文学史，虽然延续了“重写”的精神，但是这种延续并没有拘泥于“范式”或“理论”的优劣，而是力争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中，从历史的材料中寻找事件发生的真实状态，由此应运而生的“民国文学”概念成为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按照学者李怡的观点，“重写文学史”最终的归宿不是一种“简单的好奇与怀旧”，“而是一种理性的深度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究竟如何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4]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民国文学自然是重写文学史精神的一种延续，它更多地带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即将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还原到广阔的历史空间去考察，跳出文学内部研究的纯文学机制和理论机制“审美蹈空”的状态，力争以史学叙事和美学叙事的结合来打通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建立一个相对科学完善的文学研究范式。或许正如陈思和所言，“重写文学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确实是一次学术的变革，它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学史书写实践表明，文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重写”的良性循环机制中，它从典型现象出发带来的是总揽全局的效果，跳出文学内部研究的局限，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化思潮、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将文学从“革命范式”的叙事伦理中解救出来，研究它的“自治”与“控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的关系研究，正是这一学术变革大背景下的一种积极的研究实践，然而要找寻它更具体的研究起点，还要回到1988年王瑶为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而作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作《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它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精神的魅力》一书中。

王瑶想要看到什么书？为何选择在北大90周年的纪念会上提出来？我们为什么说他的这样一次谈话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教育热”？这里交集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与时代问题是值得作细致分析的。1988年，王瑶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疑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他在《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中写道：“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象（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因此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徵（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视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5]王瑶的愿望很快实现了，1988年中国文化书院接受了王瑶的建议，并编写出版了《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或许在当时部分研究者看来，王瑶的这种观点有些“大题小做”，但是从后期的研究来看，这种“大题小做”中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后来钱理群和陈平原关于教育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文章中可以发现，王瑶当年的治学理念对二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陈平原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一文中将1988年出版的《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精神的魅力》两本书作为影响“大学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书目来推介。而钱理群在《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将王瑶的“大题小做”表述为“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典型现象’的研究方法”，正是在王瑶的启发下，他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这一研究课题。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能够从北京大学起步，与其说是北大学人拥有“常为先锋”的学术精神，毋宁说它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发生发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探究，在这种特定的“校史”研究中凸显出来，最终演化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2012年，陈平原在《“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一文中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时，特别将“大学”研究放在了第一位。他说自己最早关注大学史的研究是在1994年，彼时他正在东京大学访学，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东京大学为百年纪念而出版的图册。他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校庆纪念刊，凡在校生编的，都以批判为主；凡校友编的，全是怀念文字。”[6]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外大学都同样存在。陈平原认为研究者对待这些回忆录，不仅需要有兼听则明的智慧，还需要有“超越校史”的大视野，陈平原正是在“反思校史”的基础上开启了他的“北大研究”之旅。1997—1998年，借助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契机，他连续写出了多篇关于“老北大”的专题论文。在这一系列的论文中，《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首次运用他的“超越校史”的大视野，提出“新教育与新文学往往结伴而行”[7]的观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的学术发轫点。中国现代文学与教育研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北大现象”是，1999年，钱理群在《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一文中详细阐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大学教育研究的方法与计划。这篇文章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教育”关系研究的兴起作了一番历史考察。他认为“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研究”作为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具体的面向，最早受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热”的启发，以“文化中介论”切入了文学与教育关系的研究，它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纳入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文化之“大学文化”的研究中。[8]钱理群认为：“所谓‘大学文化’主要是由校长、教授与学生的活动所创造的。其中包括了：校长的教育思想（观念），办学方针，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授的教学活动，科研工作，师生的社团活动，学校的图书馆，出版物（刊物，报纸，著作与翻译作品），学生文体活动，各种讲座，集会，社会工作，以及校长、教授、学生的衣、食、住、行、娱乐等日常生活等等。”[9]钱理群的“大学文化”研究观，实际上采用一种“兼收并蓄”的方式来研究影响一所大学文学空间建构的种种因素。也许任何一项新的学术领域的诞生，不仅受到时代学术解放思潮的影响，也和学术教育中的师生传承与学术创新关系密切。实际上在重构“文学现代化叙事”的20世纪90年代，与陈平原、钱理群共同分享“文学与教育”这一“问题意识”的人还有青年学者罗岗。如果考虑到王瑶对钱理群、陈平原二人的影响，罗岗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要从文学教育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1995年，罗岗在《今天》杂志第4期发表了《文学教育与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建构的一个侧面》一文，他在现代作家周作人、梁实秋以及胡适等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中发现“现代文学”不仅诞生于观念的转变，而且与制度的保障以及作家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文中写道：“新的‘文学’观念的发生当然需要倡导者在理论上鸣锣开道，同时它还必须一方面落实到文学具体实践活动中，显示出文学创作的‘实绩’；另一方面则借助文学教育，重构人们关于文学秩序的想像结构。文学教育不仅指大学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教材选择和学生来源，而且关涉整个语文教育。它通过对文学经典的确认，规范着人们如何想像文学，为一个社会提供认识、接受和欣赏文学的基本方法、途径和眼光。简言之，新的‘文学’观念经由文学的学理阐释（理论研究）、文学写作及其相关体制（文学实践）和文学教育三方面共同建构起来。如果考虑到所有的文学‘研究者’和‘写作者’首先是‘受教育者’，那么文学教育的作用就格外突出。”[10]从当下的学术研究情况来看，罗岗无疑在1995年就站在了学理的高度上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当时罗岗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尚显犹疑，但是基本上确立了从“教育”“制度”和“作家”三个维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或许任何一项新的学术领域的诞生，总是集中了多位学者的创新思考。尽管它当初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判断与设想，但是随着假设在学术实践中被具体化，它的潜流、主流、支流会一一凸显，最终在彼此交汇中形成研究的热潮。现在我们看到，在北大学者们系统确立“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之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就已经成为部分学者的学术关注点。除罗岗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探索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青年学者。1999年，翟瑞青在已经完成的《现代作家和教育》的书稿绪言中谈到，早在1995年她就从当时已有的作家教育思想研究中发现“现代作家与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大都还是把鲁迅等作家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教育者来看待和认识，却消解了他们的文学意识。即没有把他们放在现代文学这个大背景上去审视、考察和探析。或者只是研究了某一单个作家的个别方面。”因此，在断定“现代作家和教育这一研究领域，可以说至今在国际国内几乎还是一片空白”[11]的前提下，作者开始了对二者关系探讨的尝试。在这本专著中，作者从现代作家的教育思想出发，注重探讨现代作家的留学教育背景与其文艺观之间的关系，突出从现代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考察对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尽管著者在书中仅有部分篇章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却是较早从“比较”视野出发来研究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次尝试。此种视角为后人研究留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理论参照，因此在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比较学”一支，是有着开拓价值的。

考察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历史缘起不难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产生的，日后关于此项研究的种种方法、角度莫不与这次文学史书写的“启蒙”思潮密切关联。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最初是从脱离独立的“教育”学科研究而走上交叉研究道路的。这独立的“教育”研究一方面指的是作家教育思想研究，另一方面指的是各种大学校史的修订以及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这些研究和纪念活动的开展为后来学人研究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再次，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的关系研究起始于专注“大学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中国现代作家与教育关系”“文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等典型个案、典型线索的研究，它的一系列具体研究思路、方法为后来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言说“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最后，应该看到的是，作为文学外部研究中的“文学与教育关系”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研究的一支。它始终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具体到现代中国文学与民国教育之间的关系，纵向的传承影响研究与横向的比较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中的观念史、学术史、传播史等多种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都体现了“后经学时代”学术研究多元化的繁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