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个概念、名称。从语言角度说，它是一个词或词组。就词组的结构类型而言，“中华民族”是个偏正词组，即“中华”是定语，是用来限制和修饰“民族”的，意思是“中华之民族”。那么，何为“民族”呢？“民族”是一个外来词，是近代以来民族学的一个术语，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用以指称人群共同体的词有“人”“民”“族”“家”等。《周礼·地官》曰：“四闾为族。”相邻的二十五家为一闾，四闾就是相邻的一百家，这就是一个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按照这个说法，“民族”的基本内涵和指标有六个“共同”，即它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素质、稳定群体的共同体。可见，“民族”既有地域内容也有历史内容。

任何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都依赖一定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它的存在地域或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当然是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中的，即它位于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南有横断山脉，北有广漠，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地域空间，是一个地理单元。就地形结构而言，中华民族的居住地西高东低，西部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部是广大的平原和丘陵；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浩瀚的太平洋。受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东部湿润多雨，西部少雨干旱，南热北寒，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内部结构。所以，中华民族首先是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域单位，有其完整、多样、复杂的地理环境。

辽阔的地域，多样的地形，多变的气候，使得中华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形成了三大经济区——稻作农业经济区、旱地农业经济区、狩猎采集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并存互补，为中华民族多种经济和多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区同时也是文化区。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形成了六个小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它们并存而互相影响着；其中中原文化区居于核心，辐射和影响着其他的文化区域，也易于吸收周围文化区的养分，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王朝——夏的诞生地。所以，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分层的向心结构，即中华民族的文明首先发生、发展于中原地区，然后是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最后是作为第三层次即最外层的各文化区域，考古学家称此种文化结构为“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钱穆先生称此为中华文化的“大局面”，曰：“埃及和巴比伦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印度地形较复杂，但其最早发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它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周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蕴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4]

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的民族。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就形成了南北各具特点的农业，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特别是在距今约2800年出现了铁制农具和战国后期铁制农具被普遍推广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黄河流域因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农业最为发达，这就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心。考古学家认为，中华民族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就已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体系，这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生息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严文明说：“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来讲极为重要。为什么？这两个农业体系在两个地方，但两者又紧挨着。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作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作补充。而且这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方非常大，……比伊拉克要大好多倍，比埃及也大好多倍，比古印度那块地方也大好多倍。这两个大而互补的地方，会起一种什么作用？因为大，它就有一个宽广的基础，而中国周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即使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文化来干扰，它这个核心地区也是稳稳当当的。西方就不是这样了，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它比较脆弱，有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不管是像伊拉克两河流域的文化也好，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也好，都中断了。……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以这个广大的农业为基础，而且是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似的，拧在一起。”[5]也正是这种独具魅力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汉民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核心。费孝通先生指出：“如果要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故“汉族通过屯垦和通商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6]

“中华”是中国的固有术语。它实际上是由“中”和“华”两个概念和名称组合成的。“中”指中国，这最初是一个地理概念，大体上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京师”，与“四方”相对。《诗经·大雅·民劳》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二是指城邑之中。如《孟子·公孙丑下》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东汉赵岐注：“王欲于国中而为孟子筑室。”三是指中原地区或天下。如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延告于天，曰：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这里的“中国”指伊洛流域。后来“中国”作为地域名称其范围逐步扩大了，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又《中庸》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有时“中国”也指华夏族、汉族地区。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中国”，而称北朝为索虏；北朝也自称“中国”，称南朝为岛夷，都是把自己当成了华夏正统。至明清时期，“中国”基本上已等同于现代的概念了。

“华”一般指“华夏”或“夏”，它既有地理的含义，也有历史的含义。就“华”这个字言，为“日光”“光辉”“光彩”等意思。用“华”来称呼氏族部落，这与五帝时代的最后一帝——舜有关。按氏族部落的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后裔的名称。“舜”是谥号，舜的名字叫重华。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就以舜的名称称呼有虞氏朝族及其治理下的民为“华”。“华”“华夏”或“夏”，春秋以后始见于记载，是建立西周的姬姓之族的自称，也指西周所封的诸侯。“华夏”作为族称，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篇，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唐孔颖达疏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周人自称为“华夏”，意为以居于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位为尊贵。后来，就以“华”作为族称了。《北史·西域传》说：“国有八城，皆有华人。”这里的“华人”就是指所有的中国人。

“中国”与“华夏”复合成“中华”一语，大约在魏晋时期。“中华”一语最早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若使游步中华”。而“中华”一词的渊源又可溯自“中国诸华”一语。“中国诸华”出于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其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晋书·刘乔传》载，刘乔上表晋惠帝，曰：“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这里的“中华”与“中国”这一地理概念相当，指中原地区。《魏书·韩显宗传》载，韩显宗于太和元年（477年）上书魏孝文帝说：“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这里的“中华”即“华夏”之义。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华”一词已成为超越汉族而兼容当时内迁中原的边疆各族的族称。唐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了《唐律疏议》，有对“中华”一词的正式诠释，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这是从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上规定了“中华”概念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变化，但中华民族的族体没变，这个族体本身始终是一个数千年来包容着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共同存在、发展、生息的永久主体。

中华民族的族体已存在数千年之久，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活着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其中比较强大的有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等。中华民族即华夏族的形成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交往和融合。《史纪·五帝本纪》说，居于轩辕之丘的黄帝部落曾与蚩尤部落战于涿鹿之野，并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最后炎、黄两部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炎、黄帝乃华夏族之始祖。

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期，华夏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尚书·尧典》曰：“帝尧曰放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说，帝尧名叫放勋，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后，他又能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他又协调万邦诸侯，从而使天下众民也递相变化而友好和睦起来。此后，历经夏、商、西周时期的长期发展与相互交往，各方国部落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中心地区，共同构成了华夏族之族体。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变化，华夏族与诸少数民族的融合加快，往来频繁，经济文化相互吸收补充，西方的戎族、北方的狄族、东方的夷族都不同程度地与华夏族得到融合，许多少数民族国家并入了华夏版图，中华民族的族体规模在扩大，内涵在加深。秦统一了诸夏之后，继续向四方扩张，南征百越，西逐匈奴，在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东至海河及辽河以东、南至岭南以及海南的广阔范围内实现了大一统，其民族构成以华夏族为主，包括南方百越系统和苗瑶系统的民族、西方氐羌系统的部分民族、北方和东北方阿尔泰系统的部分民族，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初步形成了。汉承秦制。继秦以后的汉王朝其辖区进一步扩大，管辖的民族也在增加。汉初，东瓯和闽越被封为“外诸侯国”，南越成为汉的藩邦。汉武帝时，北战匈奴，收秦河南之地设置朔方、五原郡；派张骞通西域，征服大宛，在西域设屯田都尉；东北征东夷、朝鲜，置乐浪等郡；灭南越，置南海等九郡；征东瓯、东越，设会稽郡；开西南夷置犍为等郡。汉宣帝时，在西域设都护府，管理西域各部族。汉朝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其民族构成几乎包括了我国目前大多数民族或他们的先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矛盾复杂，民族斗争激烈，民族战争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经常处于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鼎立的状态，这既是一个分裂混战的时期，也是一个各民族大规模迁徙和融合的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各类政权，使得各民族在斗争中不断融合，强固了中华民族的族体。此后，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时期，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统一的整体，生息繁衍于广阔的中华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