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代的文化状况

如何看待时代的文化状况？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始终伴随着一系列重大文化事件，文化运动不仅是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精神力量，而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证和公众思想意识变迁的路标。现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起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开创的文化运动延续至今，现当代中国所有的文化运动，在理想目标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其本质就是文化革新。通过文化革新以推进人的精神革新和社会进步是现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初心和使命。

19世纪中叶，当工业化文明的曙光已经从西方世界的地平线冉冉升起的时候，中国社会依然沉睡在农业文明的温床上做着酣梦，但是这种貌似平静实则僵化的社会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外界前沿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震动，他们开始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结构、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国民精神的同构等问题进入，试图寻找到中国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观念根源，试图通过文化革新的途径推动国民精神结构尤其是思想观念的革新，从而重建国民的主体性，找到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主体。

文化革新运动呈现两条逻辑：一个是思想逻辑，一个是行动逻辑。思想逻辑是文化—人—社会逻辑；行动逻辑是文化—政治逻辑，两个逻辑构成文化运动的精神动力，也预设了文化研究的价值目标和伦理立场。文化—人—社会逻辑的本质是思想启蒙，基本形式是精神生产或文化产品创制，探索文化、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通过新文化启蒙理性，重构实践主体的精神结构和思想观念，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合格的行动主体。鲁迅先生是文化—人—社会逻辑的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在悲凉和悲壮中寻找解救中国社会的药方。以文诊世、以文救世、以文化人的使命意识，在初始阶段为文化运动设置了理想蓝图和意义归属。文化—政治逻辑来自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文化—政治逻辑的本质是社会动员，即基于某种政治目标而对社会公众进行思想教育和观念引导，重组群众力量。一方面，文化被当作政治运动的强大手段和思想武器，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成为文化研究的推动力量，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左右文化研究路线的决定力量，进步政治力量试图通过文化革新达到政治革命或社会发展的目标。

文化—人—社会逻辑与文化—政治逻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政治因素深度融入文化—人—社会逻辑之中，这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又是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追随时代潮流、自觉担负历史使命的体现。《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等作品与《呐喊》等作品相呼应，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大师们的时代精神特征。

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正在经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精神生产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业化生产力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颠覆性技术重构，物质生产方式不再是手工劳动或机械化操作，纯粹知识转化为技术，再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作为文化内核的知识逐渐掌控物质生产过程和结果，成为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灵魂。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等精神元素，不仅作为物质产品的附加值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而且以传播手段或言说工具的方式与物质产品的流通过程融合，作为物质产品更快被接纳并进入生活方式的助力元素。同时，精神生产需要各种资源和条件，它借助物质生产而生产和传播自身，由此，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深度融合，强大的商业整合机制和庞大的市场以及利益吸引力，催生了现代社会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物质与精神两种使用价值共同生产、相互支持的物质生产方式。

精神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支持下，精神生产力水平得到巨大提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物质生产是通过劳动实践创制物质产品，人的意识能动性表现为改变物质存在方式以及创建新的物品；精神生产通过脑力劳动创制精神产品，人的意识能动性表现为对于精神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整理和叙述，产生知识、观念和艺术等精神产品，用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再生产或重建精神结构。但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共同之处在于，两种生产的生产力水平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科学技术是推动两种生产效率提升的第一动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精神生产过程，促使创制精神产品以及叙述、传播和呈现精神产品的效率得到几何级数的增长。精神生产方式的革命，精神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为社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产品，人们可以享有价格低廉却内容丰富的精神产品。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生活在人的生活方式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众生活方式发生重要转向即生活方式精神化。

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深度介入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的精神化。生活方式的精神化，一方面体现为生活过程中精神生活占据重要位置，精神生活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消费的“口粮”；另一方面，已经化身为商品的文化产品，如同超市琳琅满目的物质商品，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文化商品，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为公众文化消费的选择自由提供了产品条件。大众文化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物质生活水平逐渐过渡到富裕层次后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大众文化的崛起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它具有巨大的精神建构力量，对社会发展机制将产生深远影响。

大众文化得以产生和繁荣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繁荣为中国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带来巨大改善，为精神生活提供个人经济条件和时间自由。大众文化生产方式与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物质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二者之间具有正相关联系。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给大众文化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关系带来根本变化。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以及信息技术，正在重建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大众文化以文本形态进行传播的方式，已经由单纯的传播变成复制生产与传播合二为一的过程，即文化文本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文本得到高效率复制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文本被高效率改造、加工的再生产过程。市场机制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以及消费行为中具有发动机作用。文化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不仅带来投资的增长，而且带来生产技术升级，大众文化生产不仅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而且市场竞争机制不断激发大众文化生产的精神动力，大众文化产品种类和数量因此得到几何级别的增长。大众文化具有多种呈现方式从而构成多样态的文化形式，如符号呈现、物质呈现、行动呈现、影音呈现等。符号呈现是指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呈现文化作品；物质呈现是指以物质产品作为载体呈现文化作品；行动呈现是指以特定行动组合如表演等方式呈现文化作品；影音呈现是指以音乐、电影、电视剧作品以及网络游戏等形式呈现大众文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重大转折的关键节点总是与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这不是偶然现象。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社会历史重大转折关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引发公众思想意识的波澜，敏锐的文化人以文化方式记录、叙述并反思社会变革过程。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运动启蒙思想意识，推动思想意识的革新，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运动中拥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原因正在于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始终贯穿深沉的社会责任感，试图通过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传播启蒙理性，重构实践主体的精神结构和思想观念，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合格的行动主体。中国社会迎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但是其中存在的伦理风险不容忽视，在众声喧哗和为稻粱谋的劳碌中，如何保持一份清醒，不忘初心、肩负历史使命，对于每一个文化人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