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都很清楚，“域外文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经由中国文化、文学及文论的选择、过滤、阐释、吸纳、改造、实践而发生变异的过程，用赛义德的话说就是“理论旅行”，“因此，理论从一处向另一处运动时遭遇到的特殊问题本身就成了饶有兴味的探讨课题。假设一种理论或一个观念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出现了，当它在不同的环境里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以至在更为不同的环境中被再次使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能说明理论本身及其界限、可能性和固有问题的什么情况，能表明理论与批评、社会与文化的什么关系呢？”[25]

赛义德提出的问题，自然也是中国学者思考与关注的所在。面对这些问题，学界首先是从文化背景、观念范畴进而深入运思方式、话语形式、实践目标等层面对中外文论之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力图探讨中外文论对话与交流的内在理路，在总结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找寻更加恰切的融通方式和更具普适性的文学规律和美学据点，《比较诗学：理论架构的探讨》（叶维廉，1983）、《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1988）、《文学原理》（裴斐，1990）、《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黄药眠、童庆炳主编，1991）、《中西比较美学大纲》（周来祥、陈炎，1992）、《中英比较诗学》（狄兆俊，1992）、《道与逻各斯》（张隆溪，1998）、《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曹顺庆，1998）、《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1998）、《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1999）、《比较诗学》（饶芃子，2000）、《中西悲剧理论比较》（时晓丽，2001）、《互看的灵思》（张法，2002）、《中国比较诗学》（刘介民，2004）、《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2005）、《比较诗话学》（蔡镇楚、龙宿莽，2006）、《世界比较诗学史》（方汉文，2007）、《中西比较诗学史》（曹顺庆主编，2008）、《逐点点燃的世界：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向天渊，2009）、《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杨向荣，2009）、《中西文论对话：理论与研究》（邹广胜，2011）、《中西方文论话语比较研究》（李江梅，2011）、《中外文论史》（曹顺庆主编，2012）、《融通与建构：诗学论集》（刘庆璋，2013）、《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阐释》（范方俊，2013）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其次是注重探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之冲击及其与中国文论现代性特征之形成的内在关联，《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乐黛云、王宁主编，1990）、《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艾晓明，1991）、《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罗钢，1993）、《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殷国明，1999）、《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王攸欣，1999）、《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赖干坚，2003）、《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谭桂林，2008）、《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马驰，2010）、《西论中化与中国文论主体性》（高楠，2011）、《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王一川等，2012）、《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赵渭绒，2012）、《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张弓、张玉能，2014）、《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胡亚敏，2015）等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再有就是注重梳理域外文论在中国被选择、被译介、被阐释、被接受之传播过程中所遭逢的复杂境遇、所发生的多重变异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李衍柱主编，1990）、《西风东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朱辉军，1994）、《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厚诚、王宁，2000）、《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陈顺馨，2000）、《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张大明，2001）、《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2002）、《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汪介之，2005）、《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俞兆平，2006）、《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马驰，2006）、《中国20世纪翻译文论史纲》（张进，2007）、《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代讯，2008）、《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朱立元，2009）、《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冯黎明，2009）、《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程镇海，2014）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其实，早在八十多年前，“中国化”问题就曾引起学术思想界的大规模讨论。1930年吴文藻就曾提出要使社会学“彻底中国化”，此后大约十年，一大批学人从教育、科学、辩证法、哲学研究、历史学、文学、文化运动等各个层面撰写文章，提倡“中国化”“中国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些学者的见解还非常深刻，比如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中对“西化”、“现代化”、“全盘西化”及“中国化”之关系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辨析：

所谓“西化”，正确的说，应该是“现代化”。因无所谓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本质上，乃是中古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不过前者带上些中国的特殊色彩，而后者带上些西洋的特殊色彩而已。我们要“现代化”，自然免不了要借径于西洋。可是一说要“全盘西化”，那就使中国依附于西洋，什么都是西洋的好，而中国也将不成其为中国了。这正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的反映，而“全盘西化论”之不餍人意，也正在于此。为着克服这种依附性，半殖民地性和机械性，为着使中国现代化运动更加深化、醇化、净化，于是乎有“中国化”运动之发生。[26]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27]这样的看法，即便放在今天也堪称高见卓识。而在当时，那场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讨论范围广的“中国化”思潮更是产生了立竿见影式的影响，以至于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也是顺应这一思想潮流的结果[28]。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外文论之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随着经济腾飞所引发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高涨，学界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新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域外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与“化中国”的问题在21世纪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话题。不过，现在回头看去，我们发现早在1974年第二届台湾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叶维廉发表的《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已经表示出不要轻率信赖西方的理论权威，在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的过程中，应设法避免“因”“垄断的原则”（以甲文化的准则垄断乙文化）而引起的歪曲与误导，希望实现东西方两个文化的互照、互对、互比、互识（所谓“同异全识”）。这虽然是为了探讨“从西方文化系统中构思得来的艺术原则，是否真的放在另一个文化系统——譬如东方文化系统里——仍可以作准”[29]的问题，但其反对“以西方‘宰制’东方”的思想观念却和数十年之后有关“单向阐释”、“中国文论失语症”以及“西方文论‘化中国’”的批判精神不谋而合。

在中国大陆，“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虽然在世纪交替之际就曾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比如代讯、董学文、赵宪章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究[30]，陈厚诚、王宁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的“绪论”中用一小节专门探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实践”[31]，代讯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研究”（2001年立项）的支持。也有以此为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比如首都师范大学赵连元指导的《从“西方化”到“中国化”——论20世纪末中国美学研究对西方学术资源态度的变迁》（葛秀华，2003）、曲阜师范大学赵利民指导的《阐释与创造——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实践》（曹亚峰，2003）、西南师范大学代讯指导的《跨语际旅行：弗洛伊德主义中国化问题探究》（张琼，2004）等，但真正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并引起广泛讨论，却是由曹顺庆明确提出并加以推动的。2004年9月，曹先生在《河北学刊》第5期主持“西方文论如何实现‘中国化’”专题讨论[32]，从“主持人语”可以看出，“西方文论‘中国化’”是作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策略加以提倡与阐释的，针对的是“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的西方文论“化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其最终目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并将‘新话语’切实作用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以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真正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重建”[33]。在参与专题讨论的文章中，曹先生以王国维、钱钟书为例分析西方文论完全可以实现中国化，并指出这两位大师的成功经验在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有效地将西方文论话语中的某些‘枝芽’‘嫁接’到中国文论话语的‘大树’上，增强了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能力，同时保持了中国文论话语的‘本色’。”[34]2004年10月，曹顺庆又在《中国比较文学》第4期上组织“西方文论‘中国化’笔谈”，从发表的四篇文章[35]可以看出，这次笔谈着重从“翻译”的层面展开，对文论与文学跨文化旅行中发生的缺失、变形、改造、适应接受国的文化“先结构”等问题进行探讨。与此同时，曹顺庆等人还在其他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36]，从不同视角进一步地深入讨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形成研究“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一个小高潮。

除了四川大学师生之外，其他学者在此一时期也发表有零星文章探讨这一话题，比如支克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思考》、董学文的《中国化：泥泞的坦途——试论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代讯的《汉译西方文论探究》等[37]。支克坚通过分析指出：“一个美学的要求及标准，一个历史的要求及标准，两者的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遍问题”，“革命文学运动和实际的革命运动结合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特殊问题”，“两者最终统一到文艺的政治性上。从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体一点说文艺与党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实践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而它也成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之标志和典范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判性评价，认为我们今天有必要结合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实践做出新的开拓，促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与时俱进，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要解决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要有科学的原创意识，要努力实现贴近文学现实的中国化。代讯则希望通过建构“汉译西方文论”这一概念来加深对西方文论及其中国化问题的思考，进而推动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38]，与此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探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朱立元2004年获得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扶持。《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推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笔谈，发表朱立元及博士生张弓、孙士聪、黄文华、于云等人的5篇论文；2007年《东方丛刊》第4辑又推出朱立元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中国与西方”专题研究，选载当年6月下旬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同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四篇论文和一篇访谈。2007年10月山东聊城大学还举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4届年会”，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如何建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8年11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1 世纪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5 届年会”，关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国化的进程，是会议研讨的热点”[39]。200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此前后，对‘前30年’与‘后3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道路的回顾、反思和展望更成为讨论的热点。系列学术研讨从2008年末2009年初开始，一直热到2009年末，同时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相继出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回顾与反思、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及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是各方都关注的焦点。”[40]此后，这种热潮并未明显减退，2011年6月四川大学举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会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成为大会关注的四个主要话题之一[41]；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提出并致力于建构一种有别于苏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42]，以此为契机，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学术研讨会，并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当代文坛》《文学评论》多家刊物发表相关论文成果；2013年《学术月刊》第8期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当代反思”笔谈，发表董学文、马龙潜、孙文宪等人的论文，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性等问题；2014年《黑龙江社会科学》第4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型”专题讨论，刊发刘锋杰、汪正龙、马汉广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伊格尔顿的文学政治批评观、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及中国文论现代性转型问题进行了描述与阐释；2015年《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反思”笔谈，由谭好哲主持，季水河、丁国旗、杨建刚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进程予以反思，提出了颇有新意且具争鸣性质的观点。除此之外，其他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内在逻辑、理论成就、经验教训、现实语境等问题进行探讨，再有一部分对重要人物如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的理论贡献进行描述与评价。

就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讨论大规模进行的过程中，学界对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日趋精细与具体化，比如《从变异学视角看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靳义增，2006）、《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若干策略问题》（刘亚律，2009）、《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中国化》（马瑾、郭德厚，2009）、《中国化与互通性——西方原型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戴冠青、陈晓茹，2009）、《在跨地域与跨性别中的对话——中国大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应》（林树明，2010）、《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徐扬尚，2011）、《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范方俊，2011）等文章的主旨都非常明确，呈现出对此话题的多向度发掘与拓展。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以西方文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为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比如曹顺庆指导的《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1919—1949）》（李夫生，博士学位，四川大学，2006）、王铁仙指导的《“纯诗”及其中国化研究》（高蔚，博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2006）、王有亮指导的《新批评反讽的中国化研究》（易玮玮，硕士学位，重庆师范大学，2006）、曹顺庆指导的《西方理论中国化的步伐：进化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朱利民，博士学位，四川大学，2007）、朱立元指导的《对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思考》（程镇海，博士学位，复旦大学，2007）、汪勇豪指导的《中国文学研究问题争鸣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马兆杰，博士学位，复旦大学，2007）、孙文宪指导的《理论的旅行：新批评中国化研究》（张惠，博士学位，华中师范大学，2011）、聂运伟指导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历程中的朱光潜（1918—1949）》（崔玲玲，硕士学位，湖北大学，2011）、吴绍全指导的《精神分析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中国化进程透视》（衣帆，硕士学位，曲阜师范大学，2011）、孙绍先指导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化路径选择》（王勇康，硕士学位，海南大学，2012）、张立群指导的《新历史主义中国化的文学接受》（王晨，硕士学位，辽宁大学，2014）、杨冬指导的《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王婉秋，博士学位，吉林大学，2014）、邵滢指导的《“新批评”细读法中国化研究》（曾文鑫，硕士学位，赣南师范学院，2015）等等，它们的研究内容既是前述学界关注重点的缩影，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成为热门话题的重要表征。

经过十余年的持续研究，从宏观提倡与原则性探讨，经由多层面、多视角的细致分析，学界似乎又回到一种综合立场，进入类似归纳与建议的小结阶段，这从2015年5月朱立元在《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上主持的“外国文论中国化”专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该专栏发表有五篇文章，其中朱立元本人和博士生贾婷的两篇论文正是这种宏观性的论述。朱氏文章题为《以我为主，批判改造，融化吸收：关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思考》，“对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作了宏观的思考，在回顾百年来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曲折历程的基础上，重点概括了当代中国文论借鉴、吸收西方文论，加以中国化的多方面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应该在西方文论不断中国化的实践中，创造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化合’西方文论的方法和策略：以我为主，批判改造，融化吸收。”[43]贾婷的文章题为《接受与共生：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发展历程的反思》，“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发展历程，指出这个历程与西方文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现当代文论在对西方文论的引进、选择、批判、吸收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与西方融合共生的当代文论建设道路，提出要以当代中国语境为根基，发展移动的文化立场，有分辨、有批判地使西方文论中国化，从而促进自身文论的发展。”[44]其他三篇文章[45]，虽然不属于宏大叙述，但也体现出以点带面、透过具体现象探查普遍规律的学术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