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美国公益慈善发展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领土面积和中国相差无几，但人口较中国少很多。美国建国的历史只有200多年，但由于其公益慈善事业相关制度，以及美国民众的志愿服务精神，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较好。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公益慈善活动可以追溯到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基督教会，其公益慈善事业继承了英国的清教主义传统，新教思想为美国的公益慈善文化奠定了基础。新教教义的“普世”思想和理念让教会将扶贫济穷视为己任，经常举行慈善活动。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教会的教友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禁食两餐，把省下来的钱拿出来救济穷人。

美国公益慈善史上比较早的公益慈善机构是1820年格里斯科姆（J. Griscom）建立的预防贫穷协会。他们访问贫困家庭，提供食品等日常生活物质和住所，采用布道的方式治疗个人和家庭在情感和精神上的困惑。基于英国的经验，各类慈善组织协会在美国部分城市迅速蔓延开来。1877年在纽约州的水牛城（Buffalo，又译为布法罗）成立了美国第一个正式的慈善组织协会。此后1889年，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年）学习英国的“汤恩比馆”（Toynbee Hall），在美国芝加哥建立了“霍尔馆”（Hull House），逐渐兴起了一种由牧师和富人阶层带领志愿者提供服务的社区“睦邻运动”。今天的美国，各类慈善基金会和社区志愿服务体系较完善。

在清教主义的伦理观念中，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托管人。拥有这种基督教观念的人认为，在法律意义上，财富是私人所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是社会的。譬如，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1955年）虽然是白手起家，但却拥有超越金钱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意识，他所著的《论财富》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观念：让财富真正有益于社会是一种智慧，花钱需要的智慧与赚钱需要的智慧同等重要；致富的目的应该是把多余的财富回报给社会；富人行为是否得当应由“明达的公众情绪”来判断；富人应在生前处置好自己的财富，使之有利于公益，等等。“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成了卡耐基世代为人传诵的名言。

美国社会崇尚“小政府、大社会”，在社会保障方面由政府管老人、穷人和残疾人，而民间非营利的公益慈善组织填补剩余空间，各类基金会、民间慈善机构、社会公众（个人或家庭）的小额捐赠和志愿者服务也较发达，且相关税收制度比较完善，人们较多地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二、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

美国的公益慈善史可以粗略划分为6个阶段，基本上对应美国非营利民间组织快速发展的4个时期。

1.美国独立前的公益慈善事业萌芽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移民从17世纪初起陆续迁徙到北美大陆进行殖民开发。独立前的美国公益慈善事业差不多是与殖民开发同步进行的。由于北美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各国移民的生存需要及清教的广泛影响，北美人民具有自己组织起来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动性，以及为济贫、教育等善举提供捐赠或志愿服务的意愿。例如，由于年轻牧师约翰·哈佛（John Harvard，1607—1638年）的慷慨捐赠，创建于1636年的一家学校才得以兴办，1639年，该学校被命名为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它便是哈佛大学的前身。又如，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36年12月于费城组织了北美的第一个义务消防队，并很快风靡各地。时至今日，美国大量的消防队员依然由志愿人员担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体现是当时的先驱思想。与美国其他方面的精神资源、典章制度类似，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思想传统追根溯源也来自英国，主要源自《圣经》的教导，教会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人不是直接捐给帮助对象，而是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发放。无论是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城市，还是广袤的农村社区，基督教的慈善精神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公益慈善思想也有创新，从“五月花”号的清教徒领袖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年），到创建宾夕法尼亚州的英国桂格教徒威廉·宾（William Penn，1644—1718年），再到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都对美国公益慈善思想和公益慈善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100年来，它已经有了从早期的慈善救济发展而来的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公益慈善事业雏形和思想。

2.美国独立以后到南北战争之前

19世纪30年代，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访问美国时发现，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原则，没有欧洲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那种鸿沟。清教精神鼓励个人致富，但对富人如何使用其财产非常关心。在那时，炫耀财富、生活奢侈为世人所不齿，甚至富人把大量财富传给后代也为社会所诟病，大多数富人相信太多的遗产会贻害子孙，使他们不知上进。所以，财富最好的去处就是开展慈善公益事业，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到南北战争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财的人也越来越多，美国公益慈善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社会捐赠对象主要是教会、医院、学校、图书馆、孤儿院、精神病院、残疾人收容所及各种失足者的教养所等。大到为市政建设补充政府拨款，小到在某一个小镇建一座墓地，或在某地捐一座施面包棚，都有人捐赠，甚至有人立遗嘱将其遗产专门用于为老人买眼镜。特别地，尽管捐赠的对象五花八门，但重点已经开始突出，即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教育。过去，对教育的捐赠主要是帮助失学儿童，或为中小学校捐书、捐款，但此时发展到关注高等教育，因为这一领域是联邦政府不管、州政府也出力很少的。19世纪初美国只有二十几所大学，到1860年猛增至500多家，少数是州立（公立）大学，大多数是私人或教会捐赠的私立大学，培养牧师的神学院也占相当大的比例。而现今一些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当时也在这一风气下得到大笔捐赠，得到扩大和发展。

这一时期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团体公益事业逐渐取代个人慈善事业。尽管美国团体公益事业取代个人慈善事业是在南北战争之后，但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公益组织的兴起则自19世纪30年代以后就已经开始。直至19世纪中晚期，美国的慈善事业整体上实现了从分散性的个体善举到非营利机构性慈善的转变。

3.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及其善后工作

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激发了美国人民的志愿服务精神和人道救助行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名义上得到自由的逃亡“黑奴”越来越多，其处境也很悲惨，许多人生活无着落。到南北战争结束时，大批“黑人”处于濒临饿死、病死的绝境。这时，战前的废奴主义者开始把工作转向调查“自由黑人”的生活状况，给予救济和帮助，并向社会、联邦政府和军队呼吁。他们成立了由许多志愿者组成的“援助自由人”组织，并逐步联合起来，帮助的内容包括对一无所有者的捐赠，但更主要的是帮助他们自立。1865年3月，美国“难民、自由人和废弃土地局”成立，负责全国流离失所的人民的救济、安置等工作，服务对象主要还是获得自由的“黑人”，也有少数“白人”劳动者。该机构与“援助自由人”组织的合作是政府与私人慈善机构合作的良好范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善后工作中起到了安定社会的历史作用。

南北战争时期另一项重要的公益慈善事业是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因为战争总会带来伤残和流行病，战争期间恶劣的卫生条件使得很多伤残者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包括军队中的军人）。一些热心公益的人以此为关注重点开展慈善活动。譬如，1861年在纽约一名牧师的发起下，美国成立了卫生委员会，设法联合全国分散的志愿组织协助政府，共同为改善军营的医疗卫生条件而工作，从紧急救死扶伤到建立军医院，从完善医疗制度到募款募捐，从宣传教育到增进公众的参与意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南北战争也促使妇女走向社会。在战争中许多男人走向前线，这时医疗卫生工作的志愿者很多是妇女，战争期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护理专家，建立了多所高水平的护士学校，还有很多女性成为管理人才和募款活动家。譬如，1863—1864年美国北方一些城市举行的卫生募捐和拍卖博览会主要是由妇女组织举办的，也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这些活动和社会工作，促使妇女主动走出家门、开展妇女参政运动。

另外，19 世纪中叶，美国的领土向西部扩张，经济快速增长，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断涌入，城市化进程显著加速。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慈善组织不断涌现，进一步推动了劳工状况改善、女权运动的发展。

4.南北战争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民经济重建，国家的工业化进展加快。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居世界第一位。新崛起的垄断资本财团在短期内就积聚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手中也开始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收入。但与此同时，由于城市贫民、外来移民和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社会问题堆积。这为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孕育了社会条件。

这一时期，两位女性——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1821—1912年）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年），她们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公益慈善实践，树立了美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巴顿在南北战争中积极搜寻失踪者和照料伤员，1873年发起宣传活动促使美国加入关于优待战场伤病人员和战俘的《日内瓦公约》，1881年创建美国红十字会并长期担任会长，倡议修改国际红十字会章程，把抢险救灾纳入红十字会的工作。红十字会的工作主要是救死扶伤和赈灾，与公益慈善事业有时可以重合，但最大的不同是它的中立性质，不介入社会改良。亚当斯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与和平主义者。1889年她经友人协助在芝加哥穷苦工人和外来移民聚居区举办了“霍尔居所”（Hull House）扶贫教育实验项目，用教育和综合性的培训造就社会需要的人。1909年，亚当斯当选为美国慈善与矫正组织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1917年更名为美国社会工作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for Social Work），1956年再度更名为美国社会福利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elfare）］的首任会长，1931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这一时期美国公益慈善出现了3个新变化，对美国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具有特别意义。

1）“大众慈善”（Mass Philanthropy）蓬勃兴起

普通民众（个人或家庭）的零星捐款或遗赠资产通过一定形式向公共慈善机构集聚和分配，荡涤了贫困、疾病和其他社会问题。这就是大众慈善。

有多重因素促成了美国大众慈善的出现。其一，受英国慈善组织协会运动的影响和启发，人们认为城市贫困是人的道德缺陷所致，通过矫正道德缺陷可以消除贫困，这需要与慈善组织携手合作，进而客观上激发了慈善组织协会运动。1898年，第一个利用暑假为学员提供6周慈善专业培训的机构——纽约慈善学校（New York School of Philanthropy）诞生，几年后短期培训变为正式课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工作学院。其二，慈善方式的创新，例如，利用圣诞募捐邮票（Christmas Seal），而1914年创造的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使得公益慈善开始有了扎根于居民中的公共组织机构雏形。其三，战争与美国政府的动员。两次世界大战中，政府的动员把爱国主义、公民义务和慈善捐赠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强化了全体公民的捐赠意识，促进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2）新财富观的文化奠基

美国钢铁业巨头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年）在商业上的成功使他成为所处时代的巨富，但令他被人所知的不是他的财产，而是他对待财富的观念。1889年他写的《财富信条》（Gospel of Wealth）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富人仅仅是财富的受托保管人，他们在道义上有责任把财富分发给社会，使自己掌管的财富能够增进大众的福利和幸福。本着这种财富观，卡耐基热心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到1919年辞世时，累计捐款3.5亿美元。

3）私立基金会的兴起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存在两种倾向：“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南北战争结束时，“授人以渔”的倾向占据上风，形成“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说法，即主张对帮助对象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切实的调查，以便对症下药，而不滥施慈善。就思想倾向而言，公益慈善事业的从业者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比较强调贫穷往往来自懒惰，在扶贫中特别注意敦促接受对象工作自立，警惕过分慷慨导致培养懒汉，认为在美国社会中，通过智慧和勤劳就有机会致富；但另一派在不同程度上认为，社会机制的不公正会导致贫穷，因此“科学的公益事业”应把重点放在治理那些不公正的根源上，使机会更加平等，如从制度上普及教育、解决种族问题、督促政府改进福利政策等。然而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中，美国社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两极分化加剧，与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所看到的没有固定的富有阶级的情况不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壁垒分明，劳工运动兴起，阶级冲突不断。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各种关注社会平等的改良主义和激进的思潮或从欧洲传入，或从美国的学院中产生。这些变化反映到美国公益慈善事业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机制和行政规范，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立基金会公益事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私立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由个人、家族或者私营企业设立）是美国公益慈善业的重要力量。私立基金会是一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有自己的基金，由基金的受托人或者理事会进行管理，以维持或协助某种公共服务为目的，并为此提供资助的公益慈善组织。私立基金会的基本特点是，所从事的或者所赞助的事业公益性强、起点高，着眼于公众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在早期美国的基金会中，值得一提的是皮博迪教育基金（Peabody Education Fund）和斯莱特基金（Slater Fund）。皮博迪教育基金成立于1867年，由银行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年）出资专用于发展南方的教育，以此促进南北战争后破坏严重的南方地区的和解与复兴。最初捐款为100万美元，后来增至200万美元，主要用于发展南方地区的城乡公立学校，改善州教育系统，特别是培养师资。1914年，皮博迪基金解散，并入斯莱特基金。斯莱特基金成立于1882年，重点资助对象也是黑人教育。卡耐基是20世纪初美国首批私立基金会的缔造者和资助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国际事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全球型智库，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1911年11月卡耐基设立的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单一慈善信托机构，旨在促进科学教育的进步和对知识的理解。在卡耐基之后，一大批富豪也纷纷捐资捐助成立了私立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先生指出：“基金会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影响之重要，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

当然，早期的皮博迪基金和斯莱特基金与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基金会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正因为它们创立了现代基金会的雏形，使相对零散的捐赠演变为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慈善行动，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主义。

4）慈善捐赠法律的鼓励

基于政府和公民应当共同分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当1913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征收所得税时，相关法律对慈善组织给予了免税优待。此后，美国又不断修订针对慈善组织的法律条款，《1917年税收法》（Revenue Act of 1917）规定公民的慈善捐赠可以抵扣税款。1931年联邦法院第七巡回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提出，慈善事业须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增加而扩展。

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冷战结束之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也不断发展。

1）公益慈善法制的完善

美国联邦政府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法律修订、司法解释或法院判决，改善了美国慈善法律体系，使各种公益慈善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例如，美国政府对民间组织慈善目的的判断挣脱了传统思维的束缚，更加灵活、包容和体现公益性；私立基金会明确地获得了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同样的免税待遇；公民个人对基金会的捐赠也可以抵扣税款。此外，《1969年税收改革法》（Revenue Reform Act of 1969）对美国的慈善法律进行了改革，把所有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共慈善机构（Public Charity）和私立基金会两大类，并为保障私立基金会的公益性做出了详细规定，类似的还有1986年修订的《联邦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

2）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协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的大发展，主力军就是各种各样的公益慈善机构。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的人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催生了一大批新慈善组织，在事业定位、组织形式、议程设置、项目运行和募捐手法上进行了全面创新，并呼吁政府重视民间慈善事业与公共需求之间的关系，用制度创新鼓励非营利部门发挥更大作用。这其中，慈善家艾琳·戴蒙德女士（Irene Diamond）通过基金会为纽约市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事业捐款，之后该基金会又与纽约市政府和公共医疗机构合作组建了阿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成为规模最大的民间艾滋病专门研究慈善机构。

3）国际性慈善组织大量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维护其全球利益，催生了一大批以海外救援、发展援助和对外交流为主业的国际性慈善组织，数千家以国际事务为主业的公共慈善机构和私立基金会在美国成立，美国大量海外非军事类援助资金就是通过这些慈善组织输送的。借助这些民间力量，美国大力扩展它的对外影响。

6.冷战结束后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繁荣

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进入了公益慈善事业空前繁荣的时期，大量享受免税待遇的各类公益慈善组织的数量极度膨胀，慈善捐赠创历史新高，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

1）联邦政府对志愿服务加以制度化

1983年，里根总统签署法案，确定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纪念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的全国法定假日。1994年，美国国会将这一天确定为全国服务日（National Day of Service）。从此，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包括总统在内，都在这一天踊跃参加各种公益慈善活动，志愿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知识，为本社区或社会服务，或者进行慈善捐赠。2003年，小布什总统（George W.Bush）成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服务与公民参与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n Service and Civic Participation），设立了“总统志愿服务奖”（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褒扬为公益慈善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志愿者和慈善组织。

2）超级慈善基金会诞生

由比尔·盖茨（Bill Gates）创办并得到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支持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有三大资助领域：全球发展、全球医疗卫生和美国公益慈善事业，接受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遍布美国各地和全球100多个国家。

3）全球的公益慈善呼吁与引领

在进行大规模的慈善救助，如对“9·11”事件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捐助、2004年印度洋特大海啸灾民的援助、2005年卡特里娜（Katrina）超强飓风灾民的救助等，并进行公众慈善总动员的同时，以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为首，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乌克兰、南非、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的一大批富豪联合起来，以捐献声明（The Giving Pledge）的方式对社会郑重承诺，呼吁名人富豪把其半数以上的财富捐献出来，用于各项公益慈善事业。

三、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基本运作机制

表2-1概述了美国公益慈善事业运作的基本维度和主要措施。从整体上看，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运作体系。

四、美国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原因

1.新教道德的思想指引与社会的主动参与

道德是一种经过历史积淀的行为规范，具有导向性和约束力。美国主流社会盛行公益慈善活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达与新教伦理的道德影响不无关系。美国传统的主流信仰是基督教，强调奉献的精神与谦卑的态度，遵从基督信仰的诫命、律例、典章及其引申出来的道德准则，《圣经》要求“爱邻舍”，勉励人用善意爱众人。因此，许多美国人把公益慈善事业看作对基督信仰道德原则的实践。

爱心与献身精神是维系美国主流社会的道德传统，因此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学校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青少年参加志愿者活动。譬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每年做满规定时间义工的青少年可获得一笔政府奖励，这笔钱可以用作大学学费，也可用作职业训练或偿还大学贷款。许多学校把是否做过志愿者作为对学生考核的一项标准，美国的大学入学要考查高中生的社会服务记录。

清教主义传统也使美国人养成了务实的消费习惯。自家新的但不用的家具、家电、书籍等，一般的美国家庭都不会丢弃，而是捐出去，或放在自家门口供人选择使用。美国还有“善意事业组织”专门负责接受市民捐赠的旧衣服和家庭用品，加以整理后廉价出售，所得的收入用于待业人员的培训和安置，开办工厂和商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和美国信托公司（U.S. Trust）2014年10月的调查显示，73.5%的美国人相信通过自己的捐赠可以使世界发生改变，73.1%的美国人捐赠的目的是达到个人心理上的满足感，62.7%的美国人为了回报社区，仅34.4%的美国人为了获得捐赠带来的税收优惠[1]。

2.政府和税法支持公益慈善

和任何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一样，美国也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能单靠政府去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政府也难以解决，否则政府机构势必庞大，行政开支增多，税收增重，社会矛盾也会越多。因此，美国政府鼓励社会办公益、办慈善，这也是美国社会组织发达完善的重要原因，也很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市场传统。公益慈善机构的社会化功能，使得其有机会将触角伸向社会各领域、各阶层。

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实际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公益慈善事业以社会成员的自愿捐赠为经济基础，但资本总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让公众将财物捐献出来投向社会，需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制度，向公益慈善事业倾斜，使捐赠人有利可图，从而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投向公益慈善事业。此外，多数研究表明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行动不会降低其长期经济绩效。

美国的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和向慈善组织捐助的机构与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优惠待遇，调动了人们的捐款积极性。美国税法条款对各类慈善组织、社会福利团体和宗教组织所获得的捐款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免税或减税资格。另外，个人或公司向慈善公益组织捐款捐物，可以抵消一部分收入所得税。

3.严格的慈善监管制度

慈善基金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的进步，但也难免鱼目混珠，一些私人基金会打着公益慈善事业的招牌谋取私利。利益驱动能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但也会给公益慈善事业带来不良影响。这就要求政府既要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以吸引捐赠和其他慈善公益行为，又要有完备的约束机制以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运行。

美国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界定及对其财务活动的监督上。任何人要成立免税性质的公益慈善组织，要符合一定条件，且接受严格审查。公益慈善机构每年向政府提交的年报，必须如实反映该机构所有财务活动的细节，政府每年抽查，如发现有造假行为，将依法予以严惩。公益慈善机构的活动与财务状况还要向社会公开，任何人都有权查询一笔捐款的使用，并对认为行为不当的公益慈善组织提出检控。

另外，公益慈善组织之间也会自发地联合，组成各种全国性机构，如美国基金会联合会、美国慈善信息局等，主要功能是交流信息、研究公共政策、增进组织的公开度和透明度。这些措施对保证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对维护慈善组织的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美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

尽管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中国还是能从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实践与发展中，学习、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方法。

1.公益慈善事业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公益慈善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缓冲作用。美国是重大社会冲突、社会起义暴乱较少的国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公益慈善事业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扮演着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角色，成为缓解美国社会冲突问题的重要缓冲器。

2.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组织

在社会捐赠或公益慈善事业领域，美国拥有完善的服务组织体系和服务网络体系，这种服务组织体系主要依靠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来建立。可以说，没有非营利组织的参与，没有非营利组织提供的高效服务，就没有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3.公益慈善事业既要人人参与，又要政府支持

公益慈善事业一定是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事业，包括民众个人参与和通过社会组织参与；但同时，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表现为税收优惠、国家监管制度，以及允许、激发、推动民间社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