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辨政：对为政者之教
除私门授徒外，孔子一生中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便是参与政治。他于齐国时，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齐景公，于鲁定公时，任鲁大司寇，居卫国时，与卫灵公交接等，这些内容在《史记·仲尼世家》中均有详细记载。相应地，《论语》中，孔子与为政者的对话在数量上仅次于与弟子的对谈，为政者是孔子第二大教化对象。
为政者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求教政治问题，另一类是讨论与政治并无直接关联的一般性话题，如孟懿子问孝之类。本文所讨论的是与政治问题直接相关的一类。孔子之“教”一直是紧密关联着政治的，“政”在为政者心目中意味着权力与统治，而在孔子心目中却意味着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二者对政治的理解全然不同，因此，孔子对这群世俗世界中的“僭主”的言辞，展现出圣人教化的高妙精微。
（一）反讽的教诲
季康子问政，出自《颜渊》篇，在此章中，季康子就政治中“杀”这一行为向孔子请教看法，据刘宝楠的推测，季康子之问或来自《韩诗外传》中记载的一件事：“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欲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为不善，则是上失其道。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 （注：刘宝楠：《论语正义》，507页。）也就是说，季康子不是在抽象地询问政治中是否可以允许有“杀”，而是就一桩具体的父子诉讼案，请教孔子如何处理。季康子对问题的表述是：“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这一表述中，“道”作为一种天然正义的目标被抬了出来，“杀”被形容为维护“道”的有力武器，听起来颇有理据。
季康子是鲁哀公的上卿，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孟氏、叔孙氏与季氏三桓势力庞大，季康子之父季桓子就曾因以八佾舞于庭而遭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季康子成为季氏宗主后，更是位高权重，曾祭祀泰山，严重僭越礼制。“杀”是一桩重大而严肃的政治行为，而季康子作为诸侯国实际权力的操控者，手中握有对于人民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需要以极为慎重的态度来谈论这一话题。
从古至今的一切政治中，“杀”都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存在。“杀”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罚，以消灭肉体的方式彻底地终结那些最可怕和最顽固的罪恶，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确保善的存在与延续。即使如尧舜一般的圣王，也都有诛杀凶恶的行径。如果从纯粹道理的角度而言，孔子当然应该回答可以有“杀”，但在这个情境下，孔子不是对一个普通人谈论某种抽象政治理论，而是要教化一个狂妄的“僭主”，因此，他没有直接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指出，季康子执政的情况下，“杀”不是必需的。按照季康子的说法，自己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有道的政治，孔子指出，就季康子当前面临的政治局面而言，有道的政治首先要从自我表率开始：“子欲善，而民善矣”。
为政上行下效的道理，孔子在很多场合下都说过，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等等，而在与季康子的谈话中，孔子似乎也只是将这样的道理又重复了一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同在《颜渊》篇中，还记载着季康子与孔子的另外两段对话：
在这两次对话中，季康子一次问政，一次问患盗，而孔子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子欲善”“子帅以正”“苟子之不欲”都一再暗示，这都是针对季康子的问题而发，季康子恰恰是那个不欲善、不能帅以正、不能不欲的人。孔子指出，政治的根本在于为政之人，人民有盗窃、行为不正、父子诉讼之类的事情，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为政者的失职，如果季康子要用“杀”惩罚人民的错误，那么他本人应当是第一个被追责的对象，因此，面对季康子的提问，孔子最终将问题指向了季康子本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就不只是一般的政治原则，而是针对一个僭主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教诲。
（二）“答非所问”的教诲
语言无疑是用来传达意义的，但有时，它也可能自我消解意义传达的功能。当为政者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孔子有时会采取一种特殊的言辞，不再是问题的回答者，而成为问题的重构者。
定公九年，孔子任中都宰，十年，任小司空，随后升任大司寇，摄行相事，这段对话应发生于孔子在鲁执事期间。鲁定公想要知道，是否存在一言而可以兴邦的话。定公的期许不言而喻，他希望从孔子处获得某种万灵药式的政治秘诀，有了它就能振邦兴国。这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为政者所提出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不在于给问题提供一个答案，而是如何通过言辞，教化鲁定公。
孔子提醒定公，不可以如此急切的态度期待政治成效，但仍然给出了一句话作答：“为君难，为臣不易。”并进而指出：“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字面看来，孔子是在告诉鲁定公，君主只要知道“为君难”就差不多能够兴邦了。“难”是一种个人感受，而每个人对难易的感知并不相同，同是国君，不同的人对于“为君难”也有不同的感受，个人私欲不得满足，可以带来“为君难”的体验，国力衰微、征伐失败，也可以成为“为君难”的理由。然而，孔子所说的“为君难”，指的不是一般的困难情感体验，而是一种需要时刻保持的戒慎之心，朱熹注曰：“因此言而知为君之难，则必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而无一事之敢忽。”（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45页。）人主身居高位，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之重，必须时刻谨慎，不可片刻疏忽荒怠。
为君之难易知，为君之难真正难在何处，鲁定公未必了解，因此，孔子的回答并没有引发鲁定公的感同身受，于是有了第二个问题：一言以丧邦，有诸？孔子的回答是：“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刘宝楠指出，这句话可能出自晋平公，《韩非子·难一》载：“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 （注：刘宝楠：《论语正义》，534页。）对于晋平公而言，他大可以诉“为君难”的苦水，因为“其言而莫之违”是他为君的唯一快乐，晋平公的言论公然暴露出享有权力之人无限扩张私欲的贪婪面目。而孔子在此引用晋平公的言论，与他对鲁定公上一个问题的回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果。鲁定公的问题是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但孔子的两次回答，却为同一种教诲。
“一言以兴邦”表现了鲁定公的为政诉求——简便易行，而孔子给他的那句却是“为君难”，这几乎是在说，“并不存在任何简单的兴邦秘诀”这句话本身就是“兴邦秘诀”，从而在根本上消解乃至否定了鲁定公的问题，更深层次上，“为君难”是在告诫鲁定公，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不合适的。而“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作为可以丧邦的一言，同样是在警示鲁定公，如果以轻慢之心面对政治，不持有戒慎恐惧的心态，而如晋平公一般享受为君的愉快与轻松，则终将导致国家覆亡。因此，孔子借着对“一言以兴邦”和“一言以丧邦”的回答，实际上是以一种隐晦的言辞在教诲鲁定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政治。在这样一个教化场景中，孔子是在以一种回答问题的方式，教导为政者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也就是让为政者认识乃至认同一种新的政治价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