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志界限的政治自由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相对较后的部分界定了何谓政治自由。《论法的精神》不是从自由开始——在孟德斯鸠想来，或许是因为我们也不是从自由开始的。于是，他首先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法和法的“精神”（第一章第一节）、政制的类型（第二章和第三章）、教育（第四章）、民法和刑法（第五章到第七章）、政治的腐化（第八章）、攻击和防御力量的运用（第九章到第十章），在此之后，他才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第十一章第三节）。直到该书的接近三分之一处，即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们才看到对自由的深入讨论。孟德斯鸠在此告诉我们，政治自由是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àpouvoir faire ce que l’on doit vouloir，第十一章第三节）。他随即区分了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和独立（l’indépendance），他将后者界定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政治自由绝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同上）。紧接着，他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他极力主张我们牢记“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由”，二者的差异又在何处。事实上，它们不仅有差异，还是对立的，因为在独立的状态下，没有人能享有自由，不论是某人自己的自由还是他人的自由。原因在于，“如果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享有自由了，因为其他公民也有同样的权力”（同上）。只按自己意愿而行动的权力，前提是缺乏对行为的正式约束，而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个体都可能屈从于其他每个人的专断意志，因而也就不会有自由了。

独立与自由之间的重要区分也见之于《论法的精神》的其他段落。例如在关于商业的部分，孟德斯鸠主张，[商业]自由“不是给商人们为所欲为的权力，倘若如此，倒不如说是一种奴役”。事实上“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商人会发现无数的障碍；法律给予他的束缚一点也不比奴役制的国家要少”（第二十章第十二节）。他赞赏英国禁止在战争中扣留和没收外国商人货物的做法，英国将此作为他们自由的条款之一，实在令人赞赏（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对商业活动进行调节的法律，保护了商业活动不受专断意志的影响，不受君主的专断意志的影响——当然不仅限于君主。自由不是独立，所以，如果不约束意志的行为，也就没有贸易自由。

通过类似的方法，孟德斯鸠告诉我们，“人放弃了他们天生的独立状态（l’indépendance），生活在政治法的统辖之下”，正是这些政治法“让人们获得了自由”（第二十六章第十五节）。诸种法律形成了各种权力之间的宪制制衡，这些法律尤其有助于达至政治自由，因为它们将阻止不加节制地行使自己的意志，并因此阻止独立情形的发生（第十一章第四节、第六节，第五章第十四节）。孟德斯鸠也评述了君主这方面的生活状态。他认为，普通人放弃独立状态而生活在法律之下，与此相比，君主们认识到，没有普通法规定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君主们仍然处于一种持续的独立状态中，这是因为“他们受强力的统治”而非法律统治。由于“他们永远是强制他人或受他人强制”，所以，他们的独立带来了暴力而非自由（第二十六章第二十节）。随后，孟德斯鸠说：“君主……是不自由的。”（同上）他们的权威允许他们做自己乐意的事，所以这种权威反而阻碍了他们的自由。君主拥有的是权力而非自由。这些《论法的精神》后半部的段落让人想起孟德斯鸠此前的观点，即“自由一词有多重含义”，并区分了民主政制的权威和民主政制下的自由（第十一章第二节）。孟德斯鸠指出，民主的政制形式常与政治自由混为一谈——因为在民主政制下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仿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他认为这种混同是错误的，因为它“混淆了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自由”（同上）。独立是一种权力，一种不受约束的意志（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意志）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威不是自由——原因在于，只要每个人的意志不受限制，个人就不能可靠地行使自己的意志。

民法和政治法保护个人不受政治权威或者他人意志的侵犯（第二十六章第二十节，第二十六章第十五节）。当孟德斯鸠说自由就是“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强迫任何人不去做法律允许他做的事”时，他脑海中就盘旋着这种形式的自由（第十一章第四节，楷体强调为笔者所加）。此种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生活在法律规则之下，免受其他特定专断权力的侵害，意味着在确定的法律限度内的自我决断。这是在重复他之前的理念，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还可以在下述主张中看到相同的理念：当“他们只服从法律的权力”的时候，人是“真正自由”的（第十一章第六节，页399）。这种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不预设特定的目标或结果。关键是作为约束的法律：诸种法律能够约束各种各样的意志，一如单种法律约束单个意志。这种保护虽然有益，但它与自由的意义无关。

不过，既然孟德斯鸠起初对自由的定义是“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去做不应该做的事”（第十一章第三节，楷体强调为笔者所加），那么，自由显然更指向政治自由，而不是上文不干涉的说法中所暗含的内容。自由还包括承担法外（extralegal）义务的能力。法的“精神”（第一章第三节）的核心概念指向了多层次的义务和多种来源的规范，这些用于约束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7]孟德斯鸠有个非常著名的主张：责令立法者制定尊重公民固有信仰和习俗的实定法。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与自由相恃。　①当“执政者所确立的东西与民众的想法相悖（choquent）时”，孟德斯鸠称此为“僭政”（第十九章第三节）。在此情形下，危险不仅在于立法者可能反对民众的愿望，更在于他可能无视他们的责任。他指责“强迫俄罗斯人剪短胡子和上衣的法律”，还指责“彼得大帝将进城的人的长袍剪短至膝盖的暴力做法”，这些都验证了他的观点。这些法律和习俗都是“僭政”（tyranniques，第十九章第十四节）。它们令个人不能够从法律出发承担法律之外的义务，由此而侵犯了民众的自由。

为了强调自由和责任之间的联系，孟德斯鸠起初对政治自由的讨论包括区分“与政制相关”的自由和“与公民相关”的自由（第十一章第一节）。在孟德斯鸠有助于政治以及权力分立（或制衡）的宏赡之论中，政制中的自由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只有权力未被滥用时”才存在政治自由，这要求一种政治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政制（第十一章第四节）。英国，“这个世界上以政治自由作为其政制体制直接目标的国家”，是最为清晰的例子（第十一章第五节）。政治权力通过宪政平衡机制而受到约束，就此而言，执政者就较难威胁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了。这样，宪制中的政治自由就形成了孟德斯鸠所称的“与公民相关的”政治自由，它“包括安全或者自认为享有安全”（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一安全观点与专制之下弥漫于民众中的恐惧是对立的，因为专制政体的权力没有限制，也没有制衡体系的约束（第三章第八节至第十节）。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来自习俗（mores）、风尚（manners）和惯例（received examples），也可以来自民法，因为民法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并在政治权威之前建立公民自由（第十二章第一节）。健全的刑法（以及公平的判决）最能保护公民的自由，因为权力侵犯个人的安全，往往通过“公共的或者私人的诉讼”而实现。[8]理论上，自由的这两个方面有可能不会同时出现，因为原则上存在这种可能：公民在不自由的政制之下却感到安全，而在自由的政制之中感到不安全（第十二章第一节）。虽然政治自由的两个方面有所区分，但实践中二者似乎不能长久分开。的确，孟德斯鸠在法国的君主政体中找到了安全，尽管事实上这一政体不包括与英国模式相同的权力制衡（第十一章第六节）。但法国君主制有自己的制衡之道，[9]极力达到权力制衡时，安全感似乎就可能实现。作为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长期存在的实践问题，政治自由的两个方面或同时存在，或同时丧失。

但是，孟德斯鸠对安全看法的强调，引出了公民自由是否真实的问题。某人自认为享有安全仅仅是自认为吗？政治自由有无可能建立在错误或假象之上？[10]在权力的宪制制衡、节制的民法和刑法之下，适度的安全感自然是有根据的。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中间力量的存在，因权力的滥用而威胁个人生命和财产的现象，或者不会发生，或者不会影响到个人。然而，个体仍然服从于国家的强制权力，这种权力理论有可能威胁他的生命和财产，并在实践中约束他的行动范围。为了讨论政治自由，孟德斯鸠数次将好的法律比作“大网”，它“既能捕获到鱼，而鱼却认为它们享有自由”，但坏的法律若以网为喻，“鱼群拥挤其间，感到自己行将被捕获”。[11]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公民感觉不到政府力量的阻碍，因为民法和政治法与人们的法外义务和本性愿望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他已经有行动的意愿时，法律才会要求他去行动，因此，他的感觉似乎是，他的行动反映出他在行使自己的意志。虽然这种感觉多少是种假象，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孟德斯鸠坚信，所有国家的目标都应该是真实的安全，而不应是虚幻的安全。[12]孟德斯鸠对刑法体系和法理学实践的不懈推荐，或许最为清楚地显示了他对这一目标的确信。因此，强调公民“自认为”的安全，孟德斯鸠并不是漠视真实安全的重要性，相反，他将注意力吸引到这种形式的自由具有的主观体验性质上。这种体验的要害在于，某人要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就像宽网中的鱼）反映了自己在行使自己的意志，而非国家的强制力。

讽刺的是，这种政治自由的主观体验，非常接近于独立，或“做应该做的事情”。这或许可以解释，在极力强调它们的区别之后，孟德斯鸠为什么总会时不时地将二者并论。孟德斯鸠在谈论北欧的“野蛮人”时，可以说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二者的关联。关于为什么北方民族“皈依了新教，而南方民族依然信奉天主教”，孟德斯鸠解释道，“北方民族不但现在具有而且将永远具备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这是南方民族所不具备的”（第二十四章第五节）。在此，独立是自由的同伴而非敌人。同样，孟德斯鸠对英国人的描述也经常援引“独立”一词。[13]在政治自由的典范——英国，每个人都“一向独立”，因而服务于自己的“反复无常”和“异想天开”（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页575）。在宗教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样，每个公民都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动，“由自己的理智或臆想引领”（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页580）。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欲念都不受约束”，因此，“仇恨、羡慕、嫉妒、发财致富和出人头地的热情”，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页575）。这些论述和孟德斯鸠此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他之前努力将政治自由同责任感或做“他应该（ought）做的事”（第十一章第三节）的能力相联系。孟德斯鸠在描述英国时，实际上没有使用过“应该”一词，取而代之的是表达个人意志统治的词语，即“极端的政治自由”（cette libertépolitique extrême）（第十一章第六节，页407）。“明智而节制的君主制和贵族制”下的臣民，尽管也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但只是像宽网中的鱼，相反，英国人“就像大海中畅游的鱼，完全无拘无束”。[14]

孟德斯鸠告诉我们，在审视英国宪政时，我们会发现，自由“如同在明镜中一样”显现得清清楚楚（第十一章第五节）。此种论述让人想起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托克维尔后来审视美国时，眼中所见“不仅仅是美国”，他还看到了“民主本身的形象……它的爱好、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对它有通彻的了解，这样，我们至少会知道应当对它有何忧惧，有何希望”。[15]孟德斯鸠对英国的描述与此类似，他的目的是展示政治自由本身的形象，并指出自由的方向。政治自由的方向似乎就是独立。确实，在英国，每个公民都很独立，他们视自己为“君主”，也就是说受自己的意志的统治（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页582）。公民们像君主一样无需“依靠”他人（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页577），也不必“害怕”他人（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页582），这导致了他们的骄傲，因为“国王们所以傲慢，无非是由于他们的独立”（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页583）。我们应该暂停一下，认真思考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公民类似于独立的国王的说法，因为根据他此前的观点，国王尽管独立，却不自由（第二十六章第二十节）。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独立的国王并不自由，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独立，才令他们超出了彼此间的法律的约束，因此，他们就总是臣服于力量或强制性（necessity）的主宰（第二十六章第二十节）。国王受到意志的宰制，这是他的独立的本质所在；这是自由的极端形式，在这种极端形式里，自由可能会转变成强制。然而，孟德斯鸠坚持认为，英国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民”（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他通过英国人的政治体制，来分析政治自由的本性（第十一章第六节）。事实上，他清楚地表明，英国人的独立是他们的自由达到的某种效果，也就是说，他们的自由来自法律，而正是这些法律构建了他们在宪制之中的政治自由（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

在第十一章第二节至第四节，政治自由与责任息息相关，而在第十一章第六节和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责任却被独立取代，这种转变如何解释？这一转变似乎始于第十一章第五节介绍的英国政府的独特特征，即它的宪制以政治自由为其“直接目标”。政治自由并不服务于其他目标（或对更高权威负责），自由的目标就是自由本身。自由视其自身为目标，就是让个体摆脱权威的束缚——自由曾被设想为实现这种权威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英国，每个人都视自己为“君主”。责任的根源从外在权威转变为个人主宰的内在权威，现在，自由就是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通过这个转变，孟德斯鸠指出了自由的逻辑，或者说自由视其自身为目标的逻辑结果。依据这一逻辑，自由始于令人承担他们的责任，却终于解除他们的责任。此中论述首先以温和的面目出现，为一种以传统责任为目标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看似与传统权威颇为友好）而辩护，但实际上还是有着激进的暗示。在一个没有英国那么“极端”的政治秩序中，自由也是可能的，正如孟德斯鸠对法国模式的提及所表明的。[16]于是，每个公民都感觉自己像君主一样的英国模式，从逻辑上讲（但并非必然），就是自由的目标。某种宪制所确立的自由，与以自由本身为目标的完整形式的自由相比，很可能是不完整的。但自由的逻辑表明，一旦自由臻于完整，政治自由最终将与独立并列呈现，因为从逻辑推断，独立遵循了政治自由以自由本身为目标的含义。作为意志的界限，政治自由在它的完整形式中引出了如何运用意志的问题。而意志的运用即孟德斯鸠所谓的哲学自由。